当一座修道院的葡萄园被改造成植物园，历史学家常常聚焦植物物种与标本馆藏的变迁；但从19 世纪 70 年代罗马留存的档案，可窥视容易被遮蔽的线索：植物园的选址、征地与立项，本身就是近代民族国家建构工程的组成部分。本文以潘尼斯佩尔纳植物园的诞生为例，还原政治家、科学家与议会立法博弈交织之下，近代科学建制落地的真实过程。

1870 年罗马并入意大利王国之后，新生首都面临一项核心教育难题：如何将传统的罗马智慧大学，从以口授教学为主、偏重神学与法学的旧学府，改造为以实验科学为核心的现代大学。从多梅尼科・贝尔蒂推动《卡萨蒂法案》将植物学纳入大学必修课程，到切萨雷・科伦蒂委托弗朗切斯科・布里奥斯基出具罗马大学实验设施匮乏的调查报告，再经由昆蒂诺・塞拉推动王室法令落地 50 万里拉专项科研经费，潘尼斯佩尔纳片区的修道院土地完成征用与预留。化学家斯坦尼斯劳・坎尼扎罗留存的一手证词纠正了过往史学的认知偏差：这片科学集群的选址构想并非出自塞拉，而是科伦蒂。本文核心论点：近代植物园、大学实验室这类科研设施，并不单纯是学科自主发展的产物，更是国家世俗化改革、立法博弈与土地政策共同塑造的物质结果。

1 从修道院葡萄园到国家科学地标

1870 年，罗马正式并入意大利王国，成为统一之后民族国家的首都。政权更迭带来政治与宗教权力格局重构，也开启意大利高等教育体系的全面革新。将圣洛伦佐-迪-潘尼斯佩尔纳修女院的葡萄园与庭院改造为植物园，并非一次单纯的园林营建，而是意大利统一后，国家建设世俗化、实验导向现代大学制度中的关键一环。政治家的规划、科学家的专业意见、议会的争论博弈、修道院地产的征用，多重线索缠绕在一起，印证一个事实：近代科学建制很难完全依靠学术圈内部自发生长，它深度嵌入在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当中。

斯坦尼斯劳・坎尼扎罗肖像照及手写签名。坎尼扎罗深度参与罗马大学化学研究所与潘尼斯佩尔纳片区科学机构选址工作

2 世俗化大学的立法先声

（1）贝尔蒂与世俗大学的思想奠基

早在意大利全境统一之前，撒丁王国就已经启动教育改革。多梅尼科・贝尔蒂是世俗化大学建设的核心推动者。他倡导建立世俗大学，由国家管控神学与宗教相关教学内容，大力发展不受教条束缚的实验科学。贝尔蒂深耕伽利略、焦尔达诺・布鲁诺、托马索・康帕内拉等代表思想解放的历史人物研究，借由思想史研究，为科研自由提供思想论据。

第二次意大利独立战争结束后的 1859 年，贝尔蒂进入部际专门委员会，参与起草影响整个意大利高等教育的《卡萨蒂法案》。法案改变传统大学神学、法学、医学三大学院的固有框架，增设文学与哲学学院、物理-数学-自然科学学院。新设立的理学院划定 11 门必修教学科目，植物学位列其中，植物园作为配套教学科研场地的制度需求就此埋下伏笔。

（2）佛罗伦萨实验室实践的经验借鉴

出任公共教育部长期间，受实证主义思潮影响，贝尔蒂主张科学教育要服务农业、工业与手工业发展；科学教学的重心应当放在实验室实操、原料处理、仪器实操训练，而不是单纯讲授自然现象理论。他大力扶持佛罗伦萨高等实践与深造皇家研究所，该机构下设自然科学部，建有生理学、化学实验室，聚集莫里茨・希夫、胡戈・希夫等一批推崇实证主义与达尔文主义的学者。佛罗伦萨积累的实验室办学经验，后续直接成为改造罗马高等教育的重要参照。

一个国家要搭建现代科学体系，为什么不完全照搬德国成熟大学模式，反而回溯本土 17 世纪伽利略的科学传统？这种 “回望历史确立旗帜” 的策略，在当代还能看到哪些影子？

3 新首都的实验室赤字

（1）布里奥斯基报告：事实优先于理论推演

贝尔蒂之后，切萨雷・科伦蒂接任公共教育部长，直面新首都最棘手的教育困境：老牌罗马智慧大学极度匮乏实验教学硬件。他委托数学家弗朗切斯科・布里奥斯基完成针对罗马大学办学物质条件的专项调查报告。布里奥斯基提出极具时代特征的判断：19 世纪评判一所大学办学水平，实验室、标本馆藏、科研仪器等物质条件是核心标尺；事实先于原理，观察与实验才是知识生产的主导方式。

报告揭露出严峻现实：罗马大学化学教学条件窘迫，教师甚至无法在课堂开展基础演示实验；校内动物学博物馆更偏向满足普通公众猎奇，难以支撑研究者开展科研。基于这份报告，1872 年科伦蒂向议会提交法案，申请 50 万里拉专项经费，为罗马皇家大学配套建设有机-无机化学实验室、生理学馆、物理学馆。法案开篇便引用西芒托学院 “尝试再尝试” 的箴言，意在把佛罗伦萨的伽利略实验科学传统移植到首都罗马。

（2）对标德国：科研用地的提前抢占

为佐证新建实验室的必要性，科伦蒂委托生理学家莫里茨・希夫、佛罗伦萨化学家乔治奥・罗斯特调研德国实验科学发展现状。两份调研报告清晰揭示，包括罗马在内的意大利高校，实验设施建设水平与德意志地区差距显著；罗马大学原有老旧校舍仅能维持课堂讲授，根本无法改造为现代实验室。科伦蒂意识到选址征地迫在眉睫，必须提前锁定地块，防止工商业开发占用适合建设科研机构的土地。他将化学实验室列为优先建设项目，规划分三年拨付建设经费，同步启动全城地块筛选。

乔治奥・罗斯特与斯坦尼斯劳・坎尼扎罗肖像拼版。左：乔治奥・罗斯特肖像；右：斯坦尼斯劳・坎尼扎罗肖像及亲笔签名

“先锁定土地，再细化学科设计”，如今听起来更像城市开发思路。1872 年的罗马，这却是一项科学政策。我们能想到当代哪些科研园区、大科学装置，也是采取先预留土地，再逐步布局学科的模式？

4 从科伦蒂到塞拉：选址争议与坎尼扎罗实地踏勘

法案审议进程中，科伦蒂因为另外两项中等教育改革提案受挫被迫辞职。财政部长昆蒂诺・塞拉临时代管公共教育部，接手推进这套实验室建设立法。塞拉本人是皮埃蒙特出身的工程师、矿物学家，高度认同实验科学的建设思路。议会辩论阶段，他指出罗马大学过去只有口头授课，应当建成属于意大利的 “伽利略式实验学派”，让罗马成为整个国家的科学思想中心。历经议会多轮争辩，1872 年 6 月 30 日，王室第 886 号法令正式批准该法案。

过去不少史学著作将维米纳莱山、埃斯奎利诺山一带科研机构的布局归功于塞拉。但档案史料，以及坎尼扎罗在议会留下的回忆证词修正了这一认知：整套片区选址构想的提出者是科伦蒂。1872 年，坎尼扎罗从巴勒莫受聘来到罗马，主持化学学科重建工作。他曾陪同科伦蒂走遍罗马全城遴选建设用地。原本仅仅征用圣洛伦佐-迪-潘尼斯佩尔纳修道院的土地，就足以满足化学研究所的建设需求，但科伦蒂坚持扩大征地范围，拿下整片圣洛伦佐庭院，还额外预留部分土地。

这片预留土地除用于建设化学研究所，也为后来潘尼斯佩尔纳植物园的落地创造了土地基础。植物园并不是独立规划的孤立设施，而是整套实验科学集群的组成部分，和化学、物理、生理学研究所，共享同一场改革浪潮与同一片征用土地。

昆蒂诺・塞拉肖像照。昆蒂诺・塞拉（约 1860），矿物学家、政治家，推动罗马大学实验室法案完成议会立法

5 结论：植物园不是孤岛，而是国家建构的物质投影

梳理这段历史可以得到明确结论：今天被视作纯粹科研教育载体的近代植物园、大学实验室，其诞生往往是国家建构、世俗化改革、立法博弈、土地政策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完成统一的意大利，希望依靠实验科学建设塑造全新的国家文化身份。政治家借鉴德法的办学经验，科学家输出专业判断，议会内部充满争论与妥协；贝尔蒂、科伦蒂、塞拉之间的人事更迭，让项目推进一波三折，坎尼扎罗等科学家深度参与实地选址。潘尼斯佩尔纳植物园的诞生，并不是植物学家主动游说促成，而是国家计划在首都搭建完整现代实验科学体系，植物学教学需要配套园地，修道院旧庭院才被改造为植物园。政治条件奠定物质空间，而物质空间反过来支撑科学知识的生产。

附录：潘尼斯佩尔纳植物园机构档案

潘尼斯佩尔纳植物园（罗马植物园） Orto Botanico di Roma (Orto Botanico di Panisperna)

City：Roma（罗马）

State：Lazio（拉齐奥大区，意大利）

Mail Address：Largo Cristina di Svezia, 24, 00165 Roma RM, Italia

Website：https://ortobotanico.uniroma1.it

Tel：+39-06-4991-2448

Fax：+39-06-4991-2447

Affiliation：Sapienza Università di Roma（罗马萨皮恩扎大学，罗马智慧大学）

潘尼斯佩尔纳（Panisperna）为历史用地名称，现今机构官方通用名称为 Orto Botanico di Roma（罗马植物园），隶属于罗马萨皮恩扎大学，潘尼斯佩尔纳片区为其历史起源地。

延伸阅读：

Archivio Centrale dello Stato (1872). Disegni e proposte di legge e incarti delle commissioni (1848-1943), Legislatura XI, Sessione II, atto 102, vol. 146* [Manuscript collection]. Archivio Centrale dello Stato, Rome, It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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