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博士生之路
——关于“博士生”与“博士”的区别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现代领导科学与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陈海春
【引子】前几天，我打开自己的邮箱，发现科学网编辑部给我一封信，这是他们第二次给我写信。第一次是他们的主编发现我在人民网上“红色牧师”博客还不错，于是邀请我来科学网发帖子，我仔细研究了科学网的群体，感到此事可为。而这封信则让我感到困惑，他们告诉了他们将我的一篇文章删除了。此文章的题目是《外行评点内行的有益尝试》，内容是今年五月我在中山大学一次全国性学术会议上应主办方之邀对发言者的一个点评。我在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会后，主持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吕学静博士（她才是真正的博士，前两位只能是叫博士生，只是他们自称为博士）走到我面前，不仅给我交换名片，还说我的评点是她听到最好的评点之一，她说我敢说实话和真话。对吕教授的评价我是诚惶诚恐。”凡事有因，一定是有人告发了我，科学网为了息事宁人将我的文章删掉了。对于科学网的做法我是不服的，我并没有说错：“博士生”是“进行时”，“博士”是“完成时”。在讲科学还是讲面子上，科学网选择了后者。可是我也不太在意，一是在人民网上我的文章还在，二是我一生都是在被人告状中成熟和成长起来的。弘一法师李叔同先生过了五十岁后，告诫自己要“遇谤不辩”，即遇到诽谤也不辩，我也以此为做人做事的准则。其实，我也可以改掉某些写法，世界上没有什么是非此即彼的。不过，这件事情让我想起了我自己的“博士生”之路。
在我硕士生学业快要结束时，恰好当时任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的潘懋元先生到我们所讲学，他是我的导师朱九思先生的好朋友，也是国内最早研究高等教育学的顶级学者。在闲暇之时，我抽空向他表达了我想在答辩之后，考他们所的博士生。潘先生问了我情况之后，告诉我让我与他们学校研究生处联系。于是我向他们学校研究生处写了我的申请，信发出去后，两个月没有回音。一天，他们终于回信了，给我寄来了招生简章，还告诉我考试的时间，但此时距离考试的时间不足两个星期！我老婆说你先去考一下，考不取再说。我这个人有个毛病，要就不做，做就要做好，从来不打无准备之战。所以就没有打算去，加之几天后一件震惊全世界的大事发生了，在这种情境下，我还那有什么心思去考博士。历史证明这是我人生许多错误决策中最错误的一次。一是当年大家都没有心思考试，所以去考的人大多数被录取；二是如果我到厦门大学考博士而不是做另一件事情，我的人生将会改写。不过我也从来没有后悔过，在国事家事天下事中，我的选择是符合我的天性和良知的。只是我的博士生之路还没有开始就阻断了。
我的博士生之路真正开始是十年以后的事情。1998年我们学校高等教育研究所(后来改为教育科学研究院)，招收了一批“单证博士生”，这种博士生只要修完学分，作一篇学位论文，就可以拿到博士学位。这种没有“毕业证”而有“学位证”的博士生，对我们这些有职业的人够了，所以许多人都争相去做。加之当时任校长的周济老师，对我这个政策研究室的工作人员也十分关照，不仅鼓励我读，而且给我解决了经费问题。因为一个具有美国博士头衔的校长，有几个中国博士做助手还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于是我开始了博士生之路。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一件意外的事情让我的路再一次阻断。原因在于，读了几个月之后，学校让我到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借调，时间定为一年，在我临走前，周济校长专门召见我，告诉我应该注意的事项。说实在话，选择从来就是一个困惑人的问题，到底是在校读书，还是到北京工作，我选择了后者。我从来认为“尽读书者则不信书”，也相信毛主席的名言：“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插曲，为了两不耽误，我与一位学位课的老师进行了沟通。老人家是一个知名人士，据说是国内某大师的“几个半”弟子中的半个弟子。我告诉他，我要到北京借调工作，我已经与同学商量了，将他每节课的笔记逐周寄给我，我也逐周写学习体会，他当时答应了。没有想到，几天后，我的同学给我打电话，说这位老先生在课堂上破口大骂，说他的课不听还要到什么教育部去工作，这是么“狗屁东西”。我能够理解这位老人，他一生都不顺，退休前还是个“副教授”，后来由于某种特殊的需要才被人们推了出来，成为了“著名学者”和“大师”。不过他的学问可是了得，可以同时用中文和英文表达思想，听他的课的确是一种享受。作为后学，我没有资格评价老人家。但是我知道经师与人师还是不同的，经师是教人知识的老师，人师是教人做人的老师。经师易得，人师难求；经师教人，人师助人。于是我告诉教科院的同志，这位老先生的学分我不要了，改修别人的课可否。得到的答复是不行。我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不读就不读，不就是个博士学位吗，没有这个宝贝我照样过日子。况且后来老先生不带课，我也没有心思去读了。我小时候“穿开裆裤”的朋友做了博导，我学生辈的同志也上来了，接受他们的“再教育”似乎已经没有必要了。
一个“博士生”最终没有成为“博士”，这对我后来的学术生活还是带来了麻烦。我是在2001年评为正教授的，因为当时正教授的评选还没有“博士”的门槛。我们学校现在规定某一年份以后出生的人没有“博士”学位，连副教授的报名资格都没有，更不要说是正教授了。可是，学校还有一条规定：1953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人，要当博士生导师“原则上”要有博士学位。我现在在我们学校的公共管理学院做教授，按照学校的规定，我就不能当博士生导师。但是我们院长徐晓林教授比较开明，不仅让我作为“副博士生导师”参与带博士（这是符合学校政策的），而且直接在学院的网站上写上“陈海春，教授，博导”。这两年，这个政策有所松动，一些没有博士学位的同志也被“特批”为博导。只是我作为学校政策研究部门的负责人，我还没有申请“特批”，怕给校领导添麻烦。我们学校的现行政策是“博导”可以干到65岁退休，而正教授在60岁必须退休，不过我已经下了决心，如果我能够活到60岁（还差7年），到了点就“洗了睡”，离开现职。一是我在这个环境下干了太久，倦于此地；二是我还有别的空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没有必要占着茅坑不拉屎。据说，以后“博导”不再是一个特殊的阶层，学校打算不再评什么博导。其实，在国外不来没有什么“博导”之说，你有课题，有经费，有影响力，你就可以带博士生。当年周济校长的名片是我们给他做的，他从来只同意在名片上写三个头衔：“校长、教授、博士”。校长是行政职务、教授是学术职务，博士是学衔。
不过，我的博士生在入学时，我都告诉他们我的背景，告诉他们如果不满意可以换导师，告诉他们“博士生”和“博士”是不一样的，要致力于将“博士生”最终变成“博士”。我还告诉他们在没有拿到博士学位之前，不允许用“博士”头衔在外面混饭吃，可以用“博士生”或“在读博士”。不要像某些人那样，这样做是亵渎“博士”称号的，会被内行不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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