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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国OpenAI人工智能公司发布的对话式大型语言模型ChatGPT引发的全球关注还在持续发酵。埃隆·马斯克评价说其不亚于iPhone,比尔·盖茨说不亚于重新发明互联网,360董事长周鸿祎认为其可类比蒸汽机和电力的发明。毫无疑问,ChatGPT的惊人表现引发了各个领域对于人工智能社会效应的再认识。本文将从管理学视角,探讨新一代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管理范式变革。
人工智能技术不仅是技术,更引发管理范式变革。数字技术所推动的数字经济,不仅仅是通过“业务数据化和数据业务化”改变了业务的逻辑,也通过改变业务逻辑,改变了管理逻辑。
人的变化:计谋人还是透明人?对于人性的假定和探索一直是管理学研究的出发点。泰勒的科学管理时代将人矮化为产生效率的流水线工序,哈佛大学梅奥教授革命性的霍桑实验中的发现,管理学中的人是社会人,社会人不仅仅在意经济利益,也在意工作中与周围人的关系。或者说,管理学中研究的人是计谋人,计谋人将不断评估经济利益与非经济利益,做出对个体有利的行动。在之后,基于“人之初,性本懒”麦格雷戈提出管理中的X理论,基于“人之初,性本善”提出组织激励中的Y理论。但是总体来说,对于人的“无赖假设”是西方组织体系、机制、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对于“套路”或者“潜规则”的运用,也是计谋人在获得利益中普遍采取的策略。但是在人工智能时代,由于关于人的各类数据连续被采集、分析、反馈,人日益成为透明人和空心人,人作为一个个体将很难因个体目的行事而不被发现,而且人人都明白这一点,计谋人失去了存在的条件,套路将很容易曝光在众目睽睽之下。随着人工智能广泛地介入人的行为中,智能时代的人或将不断从计谋人发展为透明人。
机器的变化:工具还是伙伴?越来越智慧的机器人,不仅仅是被管理的对象,而且还将与人类分享决策权成为人类决策的伙伴。对于机器人,我们的管理出发点也不能简简单单地将机器人仅仅视为物品、视为机器、视为人类的奴隶,人类或许需要逐步转变观念将机器人视为另外一种平等的智慧体、合作的智慧体、具有协商机制的智慧体。但是,当人变得越来越透明的时候,尚处于灰箱机制的机器人已经成为未来管理学不得不关注的对象。要提前考虑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关于高等智慧体的管理问题,不断思考人类如何在与高等智慧体的共处中,确保人类的伦理、规范、尊严和价值能够更好地得以保障。人类孕育了高等智慧体,但是人类并不充分掌握高等智慧体的所有机制,这就为高等智慧体的失控留下了隐患。但是无论如何,人类还是需要在孕育这些高等智慧体的同时,就要为这些高等智慧构想好和谐共处的机制,为失控的风险做好足够的预防。
决策主体的变化:象还是骑象的人?数据驱动的算法决策将不断替代决策者喜好的主观决策。管理的关键在于决策,算法在决策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AI之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特·西蒙(Herbent Simon)认为,管理的核心在于决策。AI正在使越来越多的决策自动化,至少是决策的前导工序自动化,留给人进行最后的决策,比如电商购物,AI对推荐产品进行呈现,人们看似具有决策权,其实大量的底层决策,已经由AI完成了,这类似于心理学中的潜意识,就像《象与骑象人》中所说的,骑象人自认为可以决定方向,其实可能是相反的。象是潜意识(80%),骑象人是显意识(20%)。未来AI就是大象,人类就是骑象人。AI正在成为我们新的潜意识,在决策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回到我们经典的管理学,我们通常假定决策者是自主做出决策的,但是人机混合智能或许将令决策如同骑在象上的人,是人和象一起实现了决策。
决策模式的变化:有限理性还是充分理性?有限理性模型是指20世纪50年代之后,人们认识到建立在“经济人”假说之上的完全理性决策理论只是一种理想模式,不可能指导实际中的决策。赫伯特·西蒙提出了满意标准和有限理性标准(Bounded Rationality Model),用“社会人”取代“经济人”,大大拓展了决策理论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新的理论——有限理性决策理论。但是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先进信息技术的介入,人类在决策时掌握的信息越来越充分,信息量之大甚至超过了人脑的处理能力!在这种情况,人机混合智能决策应运而生,借助人工智能的强大信息处理能力,匹配人类在洞察力方面的独特禀赋,人机混合智能成为当下最受关注的新型决策模式。在这种新型决策模式下,或许西蒙的有限理性决策模式将需要重建,充分理性模式有望重构决策理论,并带来新的决策方法。
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型管理范式需要建立在人机共生系统管理理论的基础之上。以下几个方向可供参考:
人机共生系统的演化理论构建:从“物理-事理-人理”(WSR)到“人理-机理-物理-事理”(RJWS)理论构建。我国著名运筹学和系统工程专家顾基发,于上世纪90年代提出WSR复杂问题的系统方法论。顾基发将这一方法论与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提出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相结合,提出WSR方法论,该方法论可以将专家体系、信息与知识体系以及计算机体系有机结合,构成一个高度智能化的人-机结合体系,具有综合优势、整体优势和智能优势(顾基发,2015)。然而,人机共生决策是一种新型的决策系统,它不是单纯人的决策,而是一种由人机共享任务、匹配资源、协调能力、联合决策,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是“物理”、“事理”、“人理”都与之前发生了显著变化,而且人工智能作为一个与人合作的决策团队中的“一员”,更需要特别考虑。为此,可在顾老WSR方法论上进行结构的重建、要素的重建、要素之间关系的重建,从而建立起人机共生系统的“人理-机理-物理-事理”的理论体系。
人机共生系统的信任理论构建:从人人信任理论到人机信任理论构建。信任是人机交互的重要前提。如何在人与机之间建立信任、如何对破裂的信任进行修复、如何进行信任再定位和信任再校准,这些都是人机交互发展无法逃避的问题。Dutton和Ragins在2007主编的书中章节《探讨工作环境中的积极关系:构建理论研究基础》(Exploring Positive Relationships at Work: Building a Theoretical and Research Foundation)可资参考。该内容虽然不是关于人-机关系的,但是这个研究对积极的人-人关系的系统性分析,可以借鉴到积极的人-机关系的理论构建中。该内容中提供了大量的社会学理论,如自我分类(self categorization)、自我实现(self actualization)、社会身份(social identity)、身份增强(identity enhancement)、身份改变(identity change)、身份威胁(identity threat)、意义感知(sense making)、差异冲突(difference related conflict)、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等等,对于研究人机共生系统的信任理论很有裨益。
人机共生系统的安全理论重构:从人机共生系统的功能安全到全域安全的理论构建。通过对全域安全理论的研究,可从功能安全、预期功能安全和信息安全等方面构建人机共生系统的本征安全评价体系。人机共生系统的商业模式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用户对安全的高度敏感性。人机共生系统除了本征安全外,还存在行为安全问题等其他安全问题,智能机器的某些行为尽管没有发生事故,但是在行为上已经让相关的人感觉到危险、产生恐惧而无法接受。应该考虑突破功能安全、预期功能安全和信息安全等传统的人机混合智能系统本征安全,构建考虑行为安全、规制安全等的全域安全的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对人工智能应用的训练数据集的质量、人工标注的规范性、算法的价值无偏性、模型结果的可解释性以及网络系统的可靠性等方面做出全面监管。
第一,要充分认识人工智能所带来的人的问题、机器人的问题,不断对经典的管理知识进行反思,尝试思考在这样一个关于人的特性发生变化的时代,应如何构建新的管理学理论丛林。从计谋人到正念人,机器的人化与人的物化,从物质的匮乏到精神的匮乏,从时间的稀缺到创造力的稀缺,从外力驱动到内在动机驱动,从超大型组织到小而美的灵活形态,这些重要的变化都将对管理学产生重要的影响。
第二,要积极思考新的以人的自由发展为目标的新型组织管理理论、国家治理机制创新以及全球治理机制创新,让全世界所有的人可以共享人工智能带来的自由发展机遇,而不是让一部分人实现了自由,而更多的人走向了身不由己的无路可选状态。人工智能作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具颠覆性的技术进步,如果不加以宏观层面的机制设计与管理调节,或许将直接导致人类社会的两极化,一部分人坐拥大量资源,进阶到自由国度,更多的人被赶到社会的边缘,直接掉入“被抛弃”的境界。
第三,要提前考虑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关于高等智慧体的管理问题,不断思考人类如何在与高等智慧体的共处中,确保人类的伦理、规范、尊严和价值能够更好地得以保障。相对于前面两个问题,这个问题更加困难和更加具有不确定性。人类孕育了高等智慧体,但是人类并不充分掌握高等智慧体的所有智慧。这就为高等智慧体的失控留下了隐患。但是无论如何,人类还是需要在孕育这些高等智慧体的同时,就要为这些高等智慧体想好和谐共处的机制,为失控的风险做好足够的预防。
第四,要不断推进各个学科之间的协同与共享,特别是要增强社会学领域对于技术领域可能诱发的人文风险的评估,探索人工智能时代人类新的存在意义与价值。我们的社会在技术的驱动下一路狂奔,从工业革命,到信息化,到大数据,到智能化,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极大地提升了人类的生产力,但是智能化却是第一次让人对于“劳动创造价值”失去了概念,从而动摇了我们长久以来通过劳动来获取回报的经济机制基点和精神激励体系,这或许将成为智能时代人类最大的挑战。
作者简介:
齐佳音,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人工智能与变革管理专委会主任,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社会计算与社会智能专委会副主任,广州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教授。近五年主持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项(“免于评审”结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课题、重点项目(结题“优”)、新冠专项、重大研究计划项目(结题“优”)各1项。七次入选爱思唯尔决策科学领域中国高被引学者,相关成果发表在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UT-DALLAS 24)、《计算机研究与发展》(CCF A)、KDD、ICIS等重要学术期刊或顶级会议。七次入选爱思唯尔中国高被引学者,第一作者论文在大数据决策相关领域近七年国际总引用排名位列第1(Vecchioios等,2022)。多次或国内外学术褒奖,担任国内外有影响力学术大会的主席。荣获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上海市领军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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