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家栋、聂力、陈知建讲述钱学森往事——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胡雪琴   周海滨   实习生   滕达   付宝/北京报道

　　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人能在短短十多年时间内成功发射“两弹一星”，一直令外国人很困惑。

　　上个世纪80年代，来华访问的美国航天界专家，当面向孙家栋抛出了这个问题，“中国当时经济那么落后，条件那么艰苦，到底是什么让你们创造了这个奇迹？”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人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时任航天部副部长的孙家栋院士向《中国经济周刊》回顾时说，“这个问题出乎意料，但我的答案则是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两弹一星”凝聚了无数人的心血，但其中有一个人居功至伟——这就是被誉为“航天之父”、“导弹之父”的钱学森。“钱学森当时如果不能回国，我们也会发展导弹、原子弹这些尖端技术，但绝对不会这么快！”中科院院士梁思礼如是说。

　　两弹是什么？人们通常认为是原子弹和氢弹，而其实是导弹和原子弹。导弹在前，原子弹在后。中国“两弹一星”的启动是在钱学森回国之后。

　　1955年，钱学森回国。1956年2月17日，他向国务院报送了《建立我国国防航天工业的意见书》，建议中国要发展导弹技术。

　　1956年3月14日，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直属国防部，任命聂荣臻为主任，钱学森等为委员；不久，中央军委又决定，由航空工业委员会负责，组建导弹管理局(国防部五局)和导弹研究院(国防部五院，钱学森为第一任院长)。

　　在1960年11月5日，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终于成功发射，结束了中国没有导弹武器的历史。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57年10月，苏联成功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同年10月13日，在中科院座谈会上，钱学森、赵九章等著名科学家建议，我国也要开展人造卫星的研究工作。次年5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指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中科院在1958年6月召开的“大跃进”动员大会上，提出要放重型卫星，向1959年国庆10周年献礼。同年10月，一个以人造卫星和火箭为专门研究对象的机构在中国科学院秘密成立，代号为“581”小组，意为1958年第一号重大任务。钱学森任组长，赵九章任副组长。

　　1959年1月，正值自然灾害，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指示， “卫星还是要搞，但是要推后一点”。于是卫星研制工作暂停，由钱学森负责集中力量先研制探空火箭。

　　1964年6月，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火箭发射成功。同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钱学森、赵九章认为火箭技术已比较成熟，建议国家尽快制订卫星发射计划。

　　1965年1月，我国人造卫星工作正式上马，代号为“651任务”，并成立了“651”卫星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

　　但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赵九章被打倒，随后不堪受辱自尽。卫星研制工作就此瘫痪。1967年，周总理和聂荣臻元帅紧急抽调钱学森来组建卫星研制队伍。钱学森从研制火箭的团队中抽调了一部分人，又加上中科院的部分同志，组建成了一个新团队。1970年4月24日，中国“东方红一号”卫星升空。

　　历经艰辛诞生的“两弹一星”，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没有两弹一星，就没有我们的国际地位和民族尊严。”邓小平如是褒扬。

　　当那段“两弹一星”的日子从我们身边走过的时候，2009年10月31日上午11时，时间凝固了，钱学森先生驾鹤西去。这位中国“两弹一星”工程奠基人、中国科学界巨星陨落，当为我们深切缅怀。《中国经济周刊》特此走访了同为“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的孙家栋、“科技主帅”聂荣臻之女聂力、“科技大将”陈赓之子陈知建，讲述钱老那些“两弹一星”的岁月。

　　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孙家栋：

　　钱学森是我的“伯乐”

　　1967年，钱学森亲自点将，让孙家栋出任卫星总体设计部负责人。孙家栋带领科研团队取得了赫赫战功：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1971年“实践一号”卫星发射成功；1975年，我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发射成功；1997年至今担任北斗导航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

　　钱学森后来评价说：“看来，把孙家栋找来还是对的，他的确敢干事，会干事。”

　　“钱老是我永远的导师”

　　“早在苏联留学时，我就听说了钱学森回国的曲折经历，内心非常崇敬。1958年我从苏联茹科夫斯基军事航空工程学院毕业回国后，见到他感觉还是有点紧张，因为他是那么知名的科学家，而我不过是一个学飞机的外行。”孙家栋说起这些事，恍若昨日。

　　后来，钱学森为了让这些外行变成内行，亲自编写讲义，亲自授课。“他的课生动风趣，深入浅出，令我难忘。”

　　科研创新一定会遭遇失败和挫折，对此，钱学森怎么办？孙家栋院士回忆了这样一个片断。

　　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的发展，一个关键技术就是卫星回收技术。卫星要从太空返回，宇航员也要从太空返回，其中的技术一脉相承。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钱学森负责返回式卫星的研发。但不幸的是，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发射未获成功。

　　那是1974年12月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发射失败。在酒泉靶场，天寒地冻，与之相同的是钱学森带领的卫星团队的心情。“大家心情无比沉重，钱学森鼓励我们，说责任都是他一个人的，希望我们要放下包袱，当务之急是找出失败的原因。”

　　钱学森带领大家在冰天雪地中找了三天三夜残骸，就连一个碎片也没放过。结果证明除了技术上有些没吃透外，个别产品质量存在问题，因为当年中国的工业发展水平受限，工艺水准存在差距。

　　终于，在第二年，1975年，中国成功地发射并回收了一颗返回式卫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继美国和前苏联之后第三个掌握了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也为后来的载人航天奠定了坚实基础。

　　“钱学森的淡泊名利超乎想象。”钱学森与夫人蒋英出身名门，两家世交。钱父钱均甫与蒋父蒋百里早年是密友，后同赴日本求学。钱均甫日后成为著名教育家，而蒋百里成为著名军事家。

　　1935年，钱学森赴美留学，蒋英也先后赴德国、比利时深造。30岁的钱学森同时取得了航空、数学博士学位，36岁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但美国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并未挽留住钱学森的心，报效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是其夙愿。

　　他的思想、目光与胸怀早已超越时空的隧道。“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钱学森就曾经说过，太空将是人类发展的第四边疆。”孙家栋说。

　　已经准备了99岁生日贺卡

　　“我还是从10月31日中午的电视新闻中获悉这一消息的。内心非常震动，这是中国航天界一个非常重大的损失。”11月3日，孙家栋院士心情沉重地告诉记者，“上个星期我问他秘书，还说钱老身体很好。我们还商量着12月11日给他过99岁生日，已经在准备生日贺卡了。”

　　“90岁之前，我们一般都要登门给他老人家贺寿，到了90岁，我们一起到场为先生祝福，但过了90岁后，我们就不太好上门了。”孙家栋说，“因为钱老日常生活很平静，看到我们这些在他身边成长起来的弟子，他就会很激动，往往到我们离开后，他的心情也难以平复。为了他的身体考虑，我们就不再登门了。到了他生日的时候，我们会送一张祝福的贺卡。”

　　让孙家栋难以忘怀的是，就在3月份自己80岁生日时，还收到这位98岁老人的贺信：“孙家栋院士：您是我当年十分欣赏的一位年轻人，听说您今年都80大寿了，我要向您表示衷心地祝贺……希望您今后要保重身体，健康生活，做一名百岁航天老人……”

　　聂力回忆父亲“科技主帅”聂荣臻：

　　“技术上，你钱学森负责”

　　聂荣臻是开国元帅，也是解放后的“科技主帅”。正是他，统领了“两弹一星”的研制事业，为火箭专家钱学森清除了科研路上的所有障碍。

　　而因为怀念聂帅，钱学森也养成了一个“怪癖”：不肯搬家，原因是：“这栋房子是聂老总亲自分配给我的。它常常使我想起当年的科研工作，想起聂老总对我的关怀。”钱学森在多年后如是说。

　　从军事元帅到科技“主帅”

　　聂荣臻元帅之女聂力中将说：“父亲有个夙愿——科技强国。当年他远涉重洋到海外勤工俭学，最初的出发点，就是想去学习人家先进的技术，回国后搞科技救国。”

　　“1956年，邓小平来征求我父亲对工作安排的意见，要他在‘科学技术工作’、‘北京市市长’、‘军工生产和部队装备工作’中任选其一，父亲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科学技术工作’。”聂帅有句话让女儿聂力至今铭记在心：“前进，并且要赶上和超过我们的对手，就是中国人民的唯一出路。这就需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

　　不久，聂荣臻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建立了对全国科技事业的集中统一领导机构，身兼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科学小组组长、国家科委主任、国防科委主任数职，被广大科技工作者亲切的称呼为“聂总”。

　　实际上，聂总不仅头衔“未变”，作战策略也“未变”。

　　聂荣臻90岁寿辰时，钱学森在给他的贺信中就写道：“(你)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兵团作战的经验运用到现代大科学工作上来了。这不仅是科学的，而且也是结合我国实际的，是社会主义的”。

　　为弹、星科研保驾护航

　　钱学森刚回国时，周恩来嘱咐聂荣臻，“要好好待钱学森，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

　　聂荣臻一直牢记这句话。他要求领导在工作上给钱学森提供最方便的条件，在安全上也采取严格措施，甚至规定，没有他的批准，钱学森不得乘坐飞机。

　　五院初建时，考虑到钱学森出门坐公车不方便，聂荣臻特意派人到总后给钱学森批了一辆车。批下来的，是一辆美国造，天蓝色的，拥有漂亮别致外型的小汽车，当时在整个北京市只有两辆这款车，非常显眼。

　　有一次，钱学森来向聂荣臻汇报工作，临走时，聂荣臻发现了这辆车，便问秘书范济生，“那是钱学森的车？”

　　范济生以为聂总会表扬他，很自豪的说：“是啊！”

　　“这个车的样子太特殊，太显眼。如果被坏人认出来呢？”聂总质问道。

　　很快，按照聂总的吩咐，范济生帮钱学森调换了一辆不显眼的黑色车。

　　有一次，导弹作发射试验时，由于操作手的疏忽，出了一点故障。钱学森认为这种故障绝对不影响发射。按照规定，发射前需要作试部部长、钱学森、基地司令员三个人签名。然而因为这个小变故，作试部部长和基地司令员都不敢签字了。汇报到聂荣臻那里，聂总支持了钱学森的意见。导弹成功发射。

　　这件事让钱学森记了一辈子，他觉得，聂总真正做到了“技术上由你钱学森负责”。

　　“让钱学森负责”，这句话，聂总不止提过一次，另一次让钱学森刻骨铭心的，则是在一次失败后。

　　1962年，由我国自行设计的中近程样品导弹——东风二号，仅发射了69秒就发生了坠毁。“我想，父亲内心一定是很失望的。”聂力回忆说，“但他没有表露出来，而是强调，‘一定不要追查责任’。这句话，温暖了全体参试人员的心。”

　　1967年，在聂总与钱学森的坚持之下，中国的卫星研制在“文革”的风暴中起航。1970年4月24日，重达173公斤的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

　　聂力后来回忆说，“《东方红》乐曲响彻神州大地时，父亲刚从邯郸下放回来不久，赋闲在家，心情郁闷。但当从广播上得知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时，他欣慰不已，紧皱的额头一下子舒展开了。”

　　“当年回到北京后，有一天晚上，天气出奇的好。父亲在院子里散步，不经意间，我们抬头，看到了从北京上空划过的东方红一号。父亲久久地望着它，望着它的轨迹，喃喃地说：‘这颗卫星，本来可以早一点上天的……’”

　　陈赓之子陈知建：

　　父亲首倡“让钱学森搞导弹”

　　钱学森晚年说：我回国搞导弹，第一个跟我说这事的是陈赓大将。

　　在我国导弹事业初创时，最积极的是陈赓。而钱学森是通过与陈赓的接触才一步步实质性进入高层视野的。

　　195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陈赓兼任军事工程学院院长。1954年9月，陈赓到苏联观摩核战争中实兵对抗演习，苏联国防部长把投放原子弹的金钥匙送给代表团。

　　陈赓说：“光给钥匙，不给原子弹何用？”

　　彭德怀接口道：“你是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可以组织研制嘛！”

　　当年奇缺研制导弹的人才，陈赓向周恩来等领导人建议，要争取留美的中国科学家。

　　1955年，钱学森归国，安排在北京住下。11月22日，钱学森到东北考察。“先考察了沈阳、鞍钢、歼击机厂、发动机厂等军事工业，后来提出要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

　　在考察完哈军工后，陈赓在学院苏联专家俱乐部里同钱学森一起吃了顿晚饭。

　　陈赓问钱学森：“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说：“为什么不能搞？外国人能搞，我们中国人就不能搞？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陈赓说：“好！我就等你这一句话了！”

　　钱学森长子钱永刚曾对记者说：“就这一句话，决定了我父亲这一生从事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

　　钱老说“搞导弹比搞飞机容易”

　　1956年1月5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正式成立，钱学森任所长。不久，陈赓亲自来到力学所邀请钱学森，给在京的全军高中级干部讲火箭与导弹知识。陈知建说，“当时，全军总部机关中级以上的干部，包括老帅、大将们都被组织去听课了，一连讲了3天。之后就成立了第五研究院，钱学森当院长。”

　　在1956年召开的全国科技远景规划编制工作会议上，中央军委召开过一个小型会议。“我爸主持大会，他请钱学森在会上发言。钱教授在会上作了一个惊人发言。” 陈知建说。

　　钱学森当时说：“中国搞导弹比搞飞机还要容易”。当时，中国想发展飞机，但钱学森认为：中国应该首先发展导弹，发展飞机固然重要，但赶不上发展导弹重要。

　　钱学森分析说，飞机的困难在材料，而材料问题的解决不是一下子能解决的。飞机材料需重复使用，要能经受长时间考验；而导弹材料是一次性的。所以，导弹没有棘手的材料问题。

　　要去做钱学森“行政助手”

　　1956年10月1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宣布成立，钱学森任院长。陈赓对五院的干部配备非常支持，由他亲自抓，“包括试验靶场的领导干部，我爸都要亲自抓”。

　　陈赓不希望五院的行政工作干扰了钱学森。1960年代初，中央军委在广州开会，陈赓提出，“现在发现研究院有一种不正的风气，什么对外加工的事、有关行政方面的事务，都推到钱学森教授那里去签字，这怎么能行呢？”陈赓提出要去当五院的院长，去做好钱学森的“行政助手”。“军委领导考虑到我爸的健康原因，没有让他去，而派了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兼任五院院长，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章任第一副院长。”陈知建说。

附3：http://www.irsa.ac.cn/xwzx/rdxw/200911/t20091102_2646367.html

　　　　　　　　　　　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与遥感所
　　　　　　　　　　　　　　　　　　　　　　　　2009/11/02
   　钱学森先生是中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在美学习研究期间，与他人合作完成的《远程火箭的评论与初步分析》，奠定了地地导弹和探空火箭的理论基础；与他人一起提出的高超音速流动理论，为空气动力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56年初，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同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根据他的建议，成立了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并被任命为委员。1956年，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发展建立了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学等。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是中国近代力学和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奠基人和倡导人。
 　  1957年钱学森先生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1979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9年获“小罗克韦尔奖章”、“世界级科技与工程名人”奖和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称号。1991年10月获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1995年1月获“1994年度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6年10月获“中国航天事业50年最高荣誉奖”。
   　早在1975年钱学森先生审阅全国卫星应用与遥感调研报告，并在酝酿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时提出：“发挥中科院的综合优势，积极部署力量，……要将遥感技术的发展摆在1956年国家12年科学规划中4项紧急措施的重要地位。要集中力量抓遥感。”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就是“两弹一星”，“4项紧急措施”是来保证“两弹一星”的，这个基础工作如果不搞上去，“两弹一星”就是空中楼阁。根据钱先生高瞻远瞩的战略部署，中科院把遥感列为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1978年合并地图自动化组、航空像片判读室、卫星像片判读室等，成立地理所二部，这是遥感所的前身；1979年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成立；1986年中国科学院引进两架航空遥感飞机，成立航空遥感中心；1994年成立中科院遥感信息科学开放研究实验室；1997年成立国家遥感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998年作为第一批试点单位进入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体系；2000年正式进入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体系；2003年成立国家航天局航天遥感论证中心；2004年成立遥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2006年通过中国科学院二期创新工程评估，进入三期创新建设；2008年成立遥感卫星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经过30年的拼搏奋斗，如今的遥感所建成为中国遥感科技创新发源地、引领者, 国家对地观测系统重要参与者；国际上有重要前沿科技创新能力的空间遥感科学技术研究基地；面向国家经济建设、环境保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大众对空间信息的巨大需求, 开展遥感应用研究与服务的大平台。
   　不难想象，如果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设计之初，没有钱学森先生为遥感科学的发展书写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遥感事业起步站位不会如此之高，中科院遥感所也不会有如今这般繁花似锦的前景，钱先生的辞世对中科院遥感人来讲就又多了这样一层深沉的哀思。然而，中科院遥感人更应当看到的是：正是因为国家的重大需求，钱学森先生才会强调遥感技术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中的重要意义。换言之，改革开放之初，中科院遥感所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而生，其未来之发展也必须以面向国家重大战略、服务国家重大需求为终身使命，继承钱学森等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的遗志，为国家崛起、民族复兴贡献自身的力量。

附４：http://www.igsnrr.ac.cn/sq70/hyhg/kxkc/201005/t20100520_2850045.html

　　　　　　　　　　　遥感应用发展的摇篮（作者：童庆禧）  
         　　　　　　　　　　　　　　　　　　2010-05-20
　　地球资源卫星调研终结，科学院决定向国防科委副主任钱学森作一次汇报，童庆禧是院指定的主汇报人。1975年夏季的一天，钱学森亲临科学院，在听取汇报时，钱学森同志讲了当时我国有关卫星制造、卫星测控、卫星运载和卫星载荷技术等方面的发展和展望，特别指出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他建议要充分发挥科学院的优势，从卫星对地观测的基础抓起。钱学森广征博引，从美国研制“地球资源卫星”的背景，讲到了喷气推进实验室（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JPL）和在美国威罗兰红外光学实验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密西根环境研究所（Environment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Michigan —— ERIM），从这些研究机构的基础工作和所取得的成就，讲到了他们严谨周密的研究计划。他明确指出，这个基础就是遥感技术。必须首先发展我国的遥感技术，没有遥感就没有卫星的眼睛，而遥感又涉及到可见、红外、微波等波段，要首先从这些基础研究做起。钱学森同志特别讲到了美国上述两个重要研究机构在遥感方面所做的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和应用性的工作，比如说先进的光学、红外和微波传感器系统以及地物光谱的测量等。他提出，中国科学院要像1956年抓12年科技规划中四项紧急措施（即计算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科学和远距离操纵技术）那样将遥感技术发展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来抓。只要把遥感技术搞上去了，地球资源卫星研制也就水到渠成了！钱学森同志同时建议，我们也要充分用好当前美国地球资源卫星的数据资源，使其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
　　这次汇报后不久，钱学森同志又托人将1973年在美国召开的“地球资源技术卫星”应用研讨会文集（上下两部）带给童庆禧。钱学森同志对中国科学院和我国发展遥感技术的关心和战略性、方向性的指点为中国科学院，以至全国遥感科学技术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附5：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1_12/13/11285399_0.shtml

　　　　　　　钱学森谈为何日本能在中国之前发射卫星：他们没文革
　　　　　　　　　　　　　　　　　　　　　2011年12月13日 08:20
　　　　　　　来源：凤凰网历史   文章摘自《钱学森》 作者：杨增全 出版：花山文艺出版社
核心提示：钱学森不止一次地向他的亲朋好友们表露过这样一个心声：中国的航天专家较之于苏、美、法、日的专家绝对不差，甚至可以说在许多方面还要比他们强。可是，他们那里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航天专家们不曾受到这场劫难的摧残。否则，中国的第一颗卫星先于日本发射，是不成问题的。
“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按照初样正在加速研制之中。然而，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干扰。林彪、江青对第一颗人造卫星工作频频插手，企图把人造卫星当作他们的一份政治筹码，成可邀功，败则倭罪，居心叵测。让“东方红一号”卫星在太空高唱《东方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强加给科技人员的。
但是，不管这样的“高见”出自何人之口，在当时一旦有人提出这样的“意见”，其他人是很难说“不行”的。
钱学森是十分崇敬毛主席的。在他看来，《东方红》这首歌曲，是对毛主席的颂歌，也是对共产党的颂歌。他作为一个强烈的爱国者，热爱新中国，崇敬新中国的奠基人。因此，对于在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播送《东方红》乐曲，是乐于接受的。尽管他知道此举难度很大，耗资颇巨，难题很多。
首先一个难题是，让“东方红一号”卫星播放《东方红》全曲？还是播放其中的部分小节？
当时，一部分人认为，《东方红》这首乐曲是神圣不可更改的，应当播放全曲；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卫星要播完全曲，技术上无法实现，只需要播出前八小节就可以了。
照第一种意见办，倒是满足了当时的政治需要，但是这将会给整个卫星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若是企图避免这些灾难，在技术上又无法解决。按第二种意见办，在技术上较好处理，但潜伏着“断章取义”的政治风险。这样的大事谁也不敢贸然行事，大家要钱学森来决定这件事情。
钱学森面对这样一个说是科学又不完全是科学，说是政治又不完全是政治的问题，难以定夺。他只好把这个棘手的问题提交到国防科委，要国防科委决定。
可是，国防科委领导班子考虑再三，同样难以决定。钱学森只好以正式报告的形式，把两种意见同时报告给了中央领导。
周总理审阅了报告之后，批准了第二个方案，“东方红一号”上天后，只播放《东方红》乐曲的前八小节。
方案定下来了，技术上的问题交由自动化研究所多才多艺的助理研究员刘承照具体承办。
在卫星上播放音乐，这件事不仅在科学上尚属首例，在无线电广播史上也是首创，没有任何现成的东西可借鉴。刘承照经过苦思冥想，反复琢磨，终于拿出了方案，又经过昼夜奋战，在他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制成了音源振荡器，奏响了《东方红》乐曲。
总体设计人员又研制了乐曲发生器与之配套。为了简化卫星结构和减轻卫星的重量，决定安置一部功率较大的发射机，交替发射《东方红》乐曲和遥测信号。这样，地面每隔4O秒可将乐曲用磁带记录下来，再通过广播电台播放出去，人们从收音机中即可听到宏亮悦耳的《东方红》乐曲声。
那时，凡是涉及到毛泽东的事没有小事，都得百倍小心谨慎。所以，周总理在批准了第二个播放方案之后，对卫星播放《东方红》乐曲的工作，抓得非常细致，非常具体，一直到这个装置研制成功，还不敢放下心来。因为卫星还没有发射上天，上天后《东方红》能否响起来，都还是个未知数。
1969年8月27日，第一枚供预期飞行试验用的两级火箭竖起在酒泉发射中心55米高的发射架上。
当时，国际形势非常紧张。在火箭刚刚竖起的当天，便惊动了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
与此同时，一直密切注视着中国“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动态的日本，更加虎视眈眈。
1969年9月初，火箭开始通电，进行垂直测试。但是，棘手的问题出现了——出厂前测试时还很完好的陀螺仪突然一下子“失明”了。大家查来查去，就是查不出原因。
转眼2O天过去了，毛病还是找不出来。只好报告给在北京的钱学森，请求设法解决。
1969年9月26日深夜，钱学森风尘仆仆地赶到了酒泉发射基地。
已经年近花甲的钱学森，不顾远程旅途之劳，下车后，来不及喝上一口水，放下背包，连夜赶往发射场。他目不转睛地观察着真空箱中反复出现故障的试验，看来看去，他那严肃的面庞，突然绽开了笑容：
“嘿！同志们，大家太着急了，没有沉住气呀！”
原来，火箭试车后，在给仪器加强度时，操作人员忙中出错，不小心顺手将系统出口处的“定压活门”给碰掉了。
由于钱学森的亲临现场，陀螺仪的问题顺利得到了解决。火箭发射随即转入紧张的准备之中。
这两枚火箭若是发射成功，“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便有了成功的基础。从当时中国的技术条件和进展速度来看，完全有可能在1969年底或197O年初，也就是赶在日本前面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但是，如若这两枚二级火箭发射失败，那么“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只好推迟，落在日本后面就成定局。
1969年11月16日17时45分。
西北酒泉发射基地。
第一枚两级火箭点火升空了。但是，人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一发生了——由于第二级火箭控制系统的程序配电器中途发生故障，发射遭到失败。
这次失败对钱学森和他的助手们的打击是沉重的。因为，这如同一场体育比赛，在关键的时刻，偏偏输掉了最为关键的一局。这不仅给了日本人以追赶的时间，也引起世界各国一片哗然。
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合众社、共同社、塔斯社等世界上最大的几家新闻通讯机构，几乎在同一时间向全世界发布了这条新闻。邻国日本获悉中国运载火箭试验失败的消息后，更是惊喜若狂。美国出于政治目的，乘机向日本提供了卫星运载火箭的关键部件“陀螺仪”。
陀螺仪就如同火箭的眼睛，是火箭飞行中制导与稳定的装置系统。一个性能好的陀螺仪，可以自行瞄准，使火箭达到预期的发射精度。钱学森主持研制的陀螺仪，从最初的改善滚珠轴承式陀螺仪开始，很快便研制成功了静压气浮陀螺仪。仅仅用了几年时间，便走完了国外花几十年才走完的第一代惯性技术的路程。此后，我国迅速跟上了国外第二代惯性技术的发展步伐，研究成功了静压液浮陀螺仪装置。九十年代又研制成功了四轴挠性陀螺平台。35年以来，我国航天惯性技术，几乎年年都有新突破，发射精确度创造了最高记录，达到了国际水平。而日本当年则不得不靠美国才得到这一技术。这再一次证明了钱学森常说的那句话：我们中国人绝不比洋人笨，要比洋人聪明得多！
然而，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却抑制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时常导致航天事业受阻。
中国的航天科学家们却偏偏要争这口气。第一枚火箭试飞失败了，他们擦干眼泪，继续进行第二枚两级火箭的试飞。钱学森说得好：
“科学家不要以为遇上失败是坏事情，科学家往往与千百次失败结为伴侣。不要以为鲜花、掌声、赞扬是科学家的生活，不要以为自己从事的研究总能被人理解。”
时间推移到1970年1月30日，也就是距离第一枚两级火箭发射失败后仅仅两个多月，我国第二枚两级火箭，再一次竖在了酒泉基地的发射架上。
“东方红一号”卫星能否早日发射，关键就看这一回了。
隆冬季节，年近花甲的钱学森，穿了一件棉军大衣，迎着奇冷无比的寒风，来到大西北的酒泉发射基地。
那肆虐的戈壁寒风，挟裹沙石，雷霆万钧，摧枯拉朽，遮天蔽日。不用说是在露天的风沙中工作，就是站也站不住。人们只好缩进营地。钱学森听着窗外大风发出的如鬼怪般的吼叫声，突然想起了儿时母亲给他讲过的《西游记》中的“黄风怪”的故事。他想到，这“黄风怪”也许就潜藏在这一带。当年，唐僧师徒曾饱尝过“黄风怪”的苦头；今日，它这“黄风怪”重又向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代航天人施加淫威，只怕是这“黄风怪”错打了算盘。“人杰者，当忧以天下，乐以天下”——古人的遗训激励着他。“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信条在鼓舞着他。于是，一种迎战“九九八十一劫难”的豪情油然而生。
风小了，试飞立即进行。
“点火！”的号令发出了，两级火箭呼啸而起。随着震撼人心的轰鸣声的渐渐消失，火箭也越飞越高，越飞越远……
这时，钱学森最担心的是两级火箭能否正常分离，他密切注视着火箭的去向。透过漫漫风沙，钱学森似乎看到天空爆出一个火团。待云烟散去，蓝天上两个黑点清晰可见——两级火箭分离终于成功了！
很快，从落区传来喜讯，火箭高精度击中目标。
于是，1970年2月，国防科委正式向酒泉发射基地下达了执行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的预先号令。
2月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从北京总装厂启运。“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工作开始进入了紧张的准备阶段。
这时，钱学森出现在卫星总厂。在他的指挥下，对“东方红一号”卫星进行整星状态下的自旋试验，仔细认真地检验卫星的质量。
然而，一则令人痛心的消息传来了：1970年2月11日，日本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大隅号”，抢在中国之前上天了。
这个消息对于正在加速同日本抢时间的钱学森来说，无异于当头浇了一盆冷水。
钱学森不止一次地向他的亲朋好友们表露过这样一个心声：中国的航天专家较之于苏、美、法、日的专家绝对不差，甚至可以说在许多方面还要比他们强。可是，他们那里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航天专家们不曾受到这场劫难的摧残。否则，中国的第一颗卫星先于日本发射，是不成问题的。今天，却让日本抢了先着，尽管日本发射这颗人造卫星得到了美国的帮助，尽管它小得可怜，但毕竟它是颗卫星，毕竟先于中国上天啊！对此，钱学森只好以无奈的苦笑了之。他将目光盯住了自己的卫星。  

附6：http://history.people.com.cn/GB/198819/212502/14922910.html

               　　　　　　 　 不一样的钱学森：说话伤人 吹捧大跃进                      　　　　　　　　　　　　　　                                                                   文 ｜ 李鹿
          2011年06月16日  人民网-文史频道　　本文原载于《文史参考》杂志2011年第1期
      从1965年开始，钱学森主要负责人造卫星研制工作，这是新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很大程度上是一颗“政治卫星”， 国家提出的要求是 “一次成功”，还要求卫星运行轨道尽量覆盖全球，为了“听得到”，卫星升空时将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转播卫星上发射的讯号，但是嘀嘀嗒嗒的工程信号老百姓听不懂，设计人员你一言我一语碰出个火花：放《东方红》乐曲。
　　钱学森冲破美国重重阻挠回归祖国的传奇故事可谓家喻户晓，从回国之日起，他就被塑造成一个科学圣人，充满神秘色彩。关于他的传记和报道一直十分丰富，但由于他所从事的航天、导弹、卫星等科研项目都属于保密领域，再加上政治、社会环境等因素，他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这段时间的工作和生活细节公开较少，而这恰是他人生的转型阶段。2010年12月，钱学森诞辰99周年，两本关于他的传记几乎同时出版：叶永烈撰写，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钱学森》和涂元季、刘莹所著解放军出版社的《钱学森故事》，两本书均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引发人们关注这位大科学家鲜为人知的一面。
　　                                   　　　 说话太直，不少学者被他批得满脸通红
　　许多报道和回忆文章都评价钱学森是一个温和谦逊的人，其实起初他待人接物的态度并不像后来这样，叶永烈采访了钱学森早年的学生和秘书，他们回忆，钱学森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一股“外国作风”，说话直来直去，不懂委婉不讲情面。
　　戴汝为1955年毕业分配到中科院力学所，做钱学森的学生，有一次在图书馆，他碰到正在看书的钱学森，便上前请教应该看些什么参考书，钱说：“做科研的人应当独立思考解决这种问题，用不着问我。”戴汝为当时脸就红了。后来他试着表达自己的学术见解，钱当面批评说：“听不懂你的话，你的表达没有条理性。”有一次甚至说“你简直是胡说八道！”戴汝为说，研究所里很多人都有过被钱学森批评得满脸通红的经历。很多年过去，戴汝为已成为中科院院士，还记得被钱老师“刺”的那种脸红的感觉。
　　据秘书张可文回忆，曾有一位北京大学数学系的副教授来向钱学森请教问题，进了办公室，尽管有椅子，钱学森也没有请人家坐下，那位副教授就站在钱的办公桌前毕恭毕敬地谈了十几分钟，钱学森最后说了一句话：“连这样的问题你都不懂？”副教授顿时脸涨得通红，很尴尬地站了一会儿，向钱学森鞠了一躬走了。当时张可文在外屋看到这一幕，觉得有必要提醒钱学森注重国内的人情世故，她委婉地说：“树有皮，人有脸。”钱学森沉默不语，一声不吭。不过，张可文发觉，从那以后钱学森再也没有那样对待别人。
　　20多年过去，钱学森在一次谈话中提到，我最初的秘书张可文对我帮助很大，张可文知道后很茫然，不知道钱老为什么这样说。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说，“树有皮，人有脸”那句话，这个提醒对他触动很大。
　　                                             　　　　　　　和秘书互贴大字报
　　1957年席卷全国的反右派斗争开始了，这是钱学森回国后经历的第一场激烈政治运动，他丝毫没有此类“运动经验”，完全不知道应该怎样“响应号召”。在“大鸣大放”中，响应号召就要贴大字报，当时力学研究所给钱学森贴大字报的人不多，因为他在美国重重罗网中回国，大家都很敬重他。不过他毕竟是一所之长，总不能没有大字报，没有反而可能成为问题。于是，秘书张可文就和钱学森互相贴大字报，张说钱太严肃，接近群众不够；钱学森也给张秘书贴，说她“太孩子气”。
　　                                  　　　　　 为确保卫星唱响《东方红》，砍掉实验项目
　　从1965年开始，钱学森主要负责人造卫星研制工作，这是新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很大程度上是一颗“政治卫星”， 国家提出的要求是 “一次成功”，还要求卫星运行轨道尽量覆盖全球，为了“听得到”，卫星升空时将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转播卫星上发射的讯号，但是嘀嘀嗒嗒的工程信号老百姓听不懂，设计人员你一言我一语碰出个火花：放《东方红》乐曲。钱学森马上叫人写报告交上去，中央批准后，这个灵光一现的创意成为政治任务，卫星播放歌曲《东方红》绝不是一个普通的环节，它甚至成为重中之重，一旦上天之后歌曲“变了调”，当时正是“文革”时期，后果不堪设想。
　　为了确保卫星播送《东方红》乐曲准确、可靠、悦耳，钱学森多次听取卫星总体负责人员的汇报，审查设计方案，检查设备质量。当卫星总体超重时，钱学森明确提出，凡是和广播《东方红》乐曲有矛盾的，都要给广播让路。于是技术负责人孙家栋不得不砍掉一些试验项目，以保证政治任务的完成。
　　经研制部门和各协作单位的共同努力，“东方红号”卫星的检验星于1969年9月完成了全部环境模拟试验，星上各系统工作正常，尤其是《东方红》音乐的质量很好。又经过严格测试和多次合练，1970年4月25日晚8点29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带有鲜明新中国特色的旋律响彻太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