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简称‘穗’（假如你知道某个人的名字叫‘X穗生’，大概率他是在广州出生的），又称五羊城。你到广州流花桥火车站附近的越秀公园就能看到这个代表羊城的五羊石雕（图片免费从网上下载获得，特此声明并致谢）。注意那只最大的公山羊嘴里衔着的那一大束谷穗。

我把广州看作是我的第一故乡，因为这是我出生的地方。虽然六岁半就离开了广州，但后来在国内学习，工作，及生活近30年的大部分时间都与广州密切相关。

一转眼自已现在也是做爷爷的人了，免不了总是在回忆往事。我于是常常问自己，究竟人的长久记忆是从几岁开始的呢。以我的个人体验而言，应该是最早三或者四岁，最晚五岁时发生的事情我现在都可以回忆起来。因此，对广州的记忆首先就是体现在一些零散，不系统的印象里。我在家里是最小的一个，兄长比我大了六岁。所以，儿时所获得的对广州的认识许多也是从父母或兄姐的对话/谈话里得来的。

大人们提到过我家曾住在竹丝岗，三横路什么的我其实一点概念也没有。我记事后直到离开广州我家一直是住在共和村，是一栋单独的平房（有几个房间也没有印象了），门口有自己的自来水水龙头，但是上厕所必须去几十米外的公共厕所，这是那种十几二十人可以同时上大号的那种旧式的公厕，定期需要有掏粪工人进行掏粪清理的那种（年龄四十岁以下的读者可以网上搜寻一下掏粪工劳动模范时传祥就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之前的博文提到过广州铁路局的办公及职工家属居民区都在东山这个地区（或可以称作铁路地区吧）。正如老话所说的广州有‘西关小姐东山少爷‘，指的是有钱人住西关，当官的住东山。从国民党时代以来，东山就一直有很多政府机构及其相关的生活居住区在东山。那个年代的全国八大（或九大）军区之一的广州军区的机关及相关部门就在东山。我家水龙头就是靠着广州军区的围墙，围墙另一边是属于军区的一些水塘。当然，广州军区在东山的地盘很大，军区机关大门口在东山口的地方，离共和村我住的地方还有好几公里呢。

广州地处亚热带，一年四季都有鲜花绿树，所以广州的另一个别称是花城。我印象最深的是紫荆，合欢，与木槿（从左至右如上面图片所示：以上图片均免费从网上下载获得，特此声明并致谢。）小时候根本不知道紫荆这个正式的名称（也没有大人告诉我）。我们小孩子就把它叫做屁股叶树（你仔细看它的叶子的形状是不是很像一个大屁股），而把它结出的果实叫做刀豆。对合欢的印象来自于雨后合欢花发出的特有的沁人心脾的馨香。比起高大的紫荆树和合欢树，木槿更像是高一点的灌木，人行道旁就有不少。或许是受当时流行的一首歌的歌词‘当兵要当解放军，戴花要戴大红花’的影响，我只知道它就是大红花，木槿这个名字什么的都是长大之后才注意到的。

六十年代的广州要去远一点的地方主要的出行方式就是坐公共汽车。要从家里走到东山口汽车总站，再坐车到要去的地方，比如，妈妈常带我们去的地方有儿童公园，动物园，南方大厦（买东西，逛街）（我们总念作‘南方大夏’），海珠广场，等等。印象最深的还是动物园，能记得的动物只有大象、老虎、猴子（广东人叫（音）‘妈喽（喽发第一声）’），还有可怕的卷成一大盘的大蟒蛇。那时觉得去一趟动物园好远啊，要坐很久的公共汽车才能到。可是二十多年后(约1995年左右)，轮到我带自己儿子去（从东莞）到广州动物园，怎么觉得动物园已经是在市区里了。

五十年代末父亲曾被送去北京学习培训，买了一部永久牌自行车回广州，但当时我们都太小，我没有印象哥哥姐姐有自己骑自行车跑出去玩的时候。如果我的记忆及理解没错的话，从我家往东走是杨箕村，过了一道河涌（音‘河冲’，小河杈子）就是广州铁中了（那时还没有什么铁一中，铁二中什么的）。不管是在海珠广场的珠江边，还是家附近的河涌旁，总听哥哥说什么又涨水了或退水了,大了才知道那指的是因为大海涨退潮进而影响到广州段的珠江水面的变化。1969年全家搬到粤北山城韶关后，我就曾经奇怪过为什么韶关的浈江、武江（均为珠江的北江支流的一部分）没有像广州的珠江涨潮退潮这一说了。

妈妈说我从小就被送去了路局机关的托儿所全托，每周只在周末才被送回家。大一点就在幼儿园从小班开始上，69年大班还没读完就搬到韶关去了。路局机关幼儿园应该离共和村我家不远，因为曾经（上大班的时候）我居然自己走回过家一次。对上幼儿园的较深的印象有，每天都必须睡午觉；把豆腐乳与粥混搅在一起吃感觉味道好极了；有一次因为台风来袭的缘故，幼儿园停课所有小朋友都在家里待着，台风过后街道上满是台风带来的暴雨造成的积水；在我离开广州搬去韶关时，已经学会了从一数到十了。(岔开说一下在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太太当时的情况)太太和我同一年出生，所以我上幼儿园时她也在上幼儿园，只不过她是在岳母当时所在的部队院校（所在地河南信阳）的机关幼儿园。按她的回忆，幼儿园的条件也是很好，与我在的路局机关幼儿园类似，比如，每天都会发水果，小朋友们的玩具，活动场地设备（秋千，滑梯什么的）也都齐全。她还提到，周末（星期天）有时和妈妈去市区上街，妈妈是穿着便装出行的。

与现在的中国社会相比，文革时期的普通百姓生活物质匮乏得无法想象。一个特有的现象是什么东西都要凭证、票定量供应。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买米面要粮票，最让我记得的广州当时买饼干还要饼干票！吃的最多的蔬菜是空心菜（我们叫ong（接近‘供翁’连读的音） 菜）和辣椒。想着法子炒出花样来，比如菜梗与菜叶分开抄，加辣椒或用豆腐乳炒。天天吃ong 菜，吃到人都要抽筋了，所以后来干脆就叫它抽筋菜。水果吃的最多的是甘蔗。那时候的猪肉可是真好吃，一点膻味都没有，可就是要票才买得到。我还记得，有一次是由居委会把各家召集到一起靠抽签（抓阄）分猪肉。或许也是食物的数量品种都少的缘故，即使是什么馅也没有的馒头、包了一点红糖馅的包子那都是吃的津津有味。煮好的面条加一点盐、酱油、猪油那就是美味无比了。咸甜味的橄榄或话梅就是最普遍的零食。夏天的冷饮倒是有冰棍和雪糕（我们叫‘雪条’和‘雪批’，分别为四分一根、八分一根），汽水也有，分橙汁与沙士两种口味（要一毛多钱一瓶）。当然，冰箱在当时听都没听说过，这些零食、冷饮什么的只有妈妈带着上街的时候才可能享受到。

我的爷爷奶奶早在解放前就去世了。外公也在我出生前去世了，但外婆却在我们家生活了十年左右。妈妈上面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我的大舅），下面一个妹一个弟（小舅）。但从我哥哥出生外婆就来到了广州我们家帮着带孙（外孙，外孙女）。我太小了，能记起的关于外婆的事十分有限。只记得外婆让我帮她穿针线，说‘婆婆眼睛看不到，来帮婆婆穿针线。’那时候有时还可以看到邻里街坊的小脚老太太，但我印象里外婆不是小脚。大约是68年的一天外婆突然就倒下了。妈妈说外婆脑溢血了，送去医院人虽然抢救过来了，但却瘫痪在床一天24小时都需要人来看护了。外婆在医院很长时间（至少几个月甚至有一年）,那时父亲还在韶关上班，每年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广州。现在回想起来真的不知妈妈是如何熬过来的。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外婆也想在最后的日子里与儿子们在一起，是爸爸带上哥哥姐姐，还有一个医院的护士同行，一起将外婆从广州送到了贵阳。我大舅抗日时期参加了新四军，解放后南下到了贵阳做了一个区的粮食局长。我小舅在上海高中毕业后先是来广州住我们家，后来再去贵阳投奔大舅。所以，外婆在她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是在儿子们那里度过的。那时候从广州到贵阳要在湖南衡阳转车，外婆是在担架上被送到贵阳的，不知道爸爸和医院的护士/护工经历了多大的困难才把外婆平安送的大舅家。大概因为我年龄太小，所以妈妈不得不时时把我带在身边，比如，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如火如荼的时期，晚上也要政治学习，或者搞批斗会，妈妈只好带着我参加。甚至去参观学习，党的八大、九大召开不断地有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妈妈就要参加庆祝游行，也只能把我带在身边。有一次又要参加游行，妈妈实在带不了我了，只好把我托给有位不用参加游行的老同事，在她家待了一个晚上。

现在回想一下妈妈一生的经历，才觉得她真的了不起。妈妈在儿童时期就跟随父母从苏北泰兴老家逃难到了上海，她在上海接受了正规的护士训练，小小年纪就已经从事护士工作挣钱帮着父母养家。妈妈还提到过当时做护士需要记背拉丁文的各种药名，她都没有问题。49年上海一解放她就考进了铁路成为了捧铁饭碗的正式铁路职工；52年参加志愿军，54年回国即被调入广州铁路局中心医院。文革在广州路局中心医院期间她更被指派去学习针灸，她学习掌握到的针灸技术使所有她身边的人都受益，她甚至可以为自己扎针治病。妈妈应该在不同的护士岗位都待过，但她自己认为是小儿科的护士。在她护士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年在韶关铁路医院的时候，她作为一名护士却被授予处方权，被小护士们尊称为姚老师。说明她实在是一名技艺精湛得到同行与病患认可的好护士。妈妈告诉我她的打针的技术特别好，在上海时去有钱的人家上门打针，打一针就五毛钱（我也弄不懂是什么钱，反正听她的口气是很好的收入）。看妈妈为病人打针是一种轻松的感觉，不知不觉中针已打好了。妈妈给我打针我也从来没有疼过，妈妈手里拿好注射器，我脱下裤子露出半边屁股准备好给妈妈打针，心里还是怕怕的。在用碘酒和酒精擦拭消毒后，妈妈的手指轻轻地触碰我的要打针的部位，我屁股的肌肉条件反射地一下收紧，妈妈的手指随即离开，我的肌肉也立即松弛，说时迟那时快，妈妈手里的注射器的针头已经扑哧顺溜地插进了我的屁股，接着妈妈在一只手慢慢推动注射器的同时，另一只手的手指会轻轻地触动我的针头四周的皮肤，一边再跟我说话。在我心里紧张还没有消除的时候，针已经打完了。注射器利索的拔出，妈妈随即用消毒酒精棉签按压擦拭打针的部位，圆满结束。看妈妈为病人用粗粗的针头打静脉注射的过程也是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但现在实在回忆不起那些具体的细节了。

可能不会有人相信，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我的老妈居然为我保存了我的新生儿的体检健康记录册（它残缺发黄但对我却无比珍贵），让我在60多年后的今天还能看到最原始的我刚刚出生时的相关信息记录。

妈妈把在工作岗位做护士的专业精神也带到了个人与家庭生活当中。从小妈妈就告诫我们‘饭前便后要洗手，不要喝生水‘，这短短的两句话就体现了日常生活个人卫生可以并应该做到的精髓。每年妈妈都带我做体检，定期给我吃驱蛔虫的宝塔糖。我还记得，妈妈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在铁路地区东山门诊部上班，地点离我们常去的铁路员工食堂（东园食堂）很近。妈妈也多次带我到铁路中心医院本部的地方（在农林下路）。印象最深的是那个通到一座建筑物二楼的一个长长的U型大坡道，长大之后才知道那是让救护车可以直接开到急救室的专门设计的通道。再有就是当时那特有的’医院的味道 - 来苏尔消毒剂的味道‘。查网上信息解释道，来苏尔（也叫来苏水）主要成分是甲酚，并用肥皂和氢氧化钠等混合制成。在上个世纪80年代前，它几乎是“万能消毒剂”，被广泛用于环境、器械和皮肤消毒的方方面面。还有一次是晚上妈妈带着我在医院里参加批斗会。当时中心医院里有不少是解放前留下来的专家甚至原来的国民党的军医，所以文革的时候能够抓出来批斗的太多了。再就是妈妈带我去参观各种各样的的毛主席像章，语录牌，看大家喊革命口号，唱革命歌曲（比如，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敬爱的毛主席，等等），跳‘忠字舞’。

哥哥姐姐是在广铁一小读书。当时铁一小里还有一个内战时期留下的地堡，我还有印象文革时被批斗的人（铁一小的校长？）是站在地堡上被斗的。69年搬去韶关时哥哥刚刚六年级小学毕业；姐姐则是读完了四年级。可是，因为毛主席指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于是，小学变成了五年毕业，中学则读四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好在在很短的时间内广东又把中学学制改为三年初中加两年高中。于是我哥哥中小学共读了11年，我和姐姐都是只读了十年的中小学就毕业了。我对文革更为负面甚至血腥的记忆还包括，在我家附近的街道上看到一批一批的人被带高帽游街批斗；突然一天看到外面街上用红砖垒起了各种障碍物，接着就听说发生了武斗。第二天我跟着哥哥去到路局办公大楼前看到两辆车身内外布满了弹孔的解放牌卡车，在车头驾驶室内还可以看到斑斑血迹。再后来就是有军区的直升飞机在天上边飞边撒传单，并广播：要文斗不要武斗。因为我开始懂事记事的时间是在1967到1969年的广州，不可避免的都是那些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最为动荡激烈的事件或行为现象留在了我的记忆中，今天看来都不是属于正能量的东西。但是作为个人的一个回忆记录，说出来也说算是一种生命负担的解脱吧。

1969年时候的广州城区范围比现在不知道要小了多少倍。那时候的广州客运站是在离东山不远的白云路（文革时一度改为红云路）；货运站是在广南，比如我家搬家要托运的东西要去到广南货运站托运；机务段是位于广北，所以我们叫广北机务段。位于越秀公园附近的流花桥客运站的建成使用是在我们家搬离广州后很多年的事了。1990年代我从东莞开车去流花桥火车站走的是环市路（所谓的‘环市’当然是在广州城区向外扩展之前的概念了）。至于天河火车客运站所在的地方在1960、70年代完全属于广州远郊，市区公共汽车大概都到不到那里。

对比今天中国社会的安定与富裕境况，难怪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要把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定性为十年动乱时期。我相信您也会与我一样对今天的和平安定的生活倍感珍惜。

我把广州看作是我的第一故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 我和太太结婚登记领证也是在广州。今年是我们结婚四十周年。更想不到的是，虽然我的岳父岳母都是在湖南怀化退休，我们把他们接到了广东来过退休生活。在我们2005年回新西兰之后，则把他们安顿在了肇庆的鼎湖山（广东著名的风景区）附近的居民小区安度晚年，10年后在我老岳父83岁时才把他们送进广州的一个私立养老院。老岳父就是在这个养老院离世。而老岳母今年已是90 高龄了，在养老院里已生活超过了十年。人啊，不得不感叹命运的神奇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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