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我三进三出，在其中读了近七年的书，还借调工作了一年。我对北师大有着无法割舍的情怀。

（一）

1968年高中毕业我到陕西省延安地区的延川县插队，两年后被抽调到县革委会通讯组工作。1973年，全国各大学从工农兵中招收学生，采取的是群众推荐，领导审批与文化考查相结合的办法。那一年，我报名参加了此次“高考”。在县机关的群众推荐中，我听说我的得票是最多的，满心欢喜。但不曾想，在领导审批这一关，我却被刷了下来，被一位领导的侄子给顶替了。得知这一消息，我一下子蒙了，气得我在窑洞里用双拳猛击炕。好在我的群众关系还不错，谷溪，路遥，海粟等许多朋友，纷纷找领导理论，为我打抱不平。迫于群众的压力，领导不得不同意我参加文化考查。最后，想不到我被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录取了，回到了北京。

这一步，可以说是我人生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我这辈子不会忘记在这一关键时刻，谷溪，路遥，海粟等朋友对我的帮助。

1973年，父亲亲自送我跨入了北师大的大门。但入学后不久就赶上“批林批孔”，工宣队要求各系都要成立“大批判小组”，可能是因为我搞过通讯报道，加之又是党员，工宣队指定我为组长，让我这个“工农兵学员”带领几位老师和同学写大字报。

73级的“工农兵学员”是最倒霉的一届，大学三年“运动”了三年，这期间除了搞“运动”还搞“开门办学”。我记得到手扶拖拉机厂开过拖拉机，到北郊木材厂做过工，到顺义良种场务过农，到邢台某部队当过兵，还有在校内挖防空洞。没有多少时间是正经读书的。不多的数学课还强调应用，把许多定理的证明全删了。不过有两位老师的课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是赵慈庚老师讲授“极限”。老先生已经过世了，但他那和蔼慈祥的面容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另一位是刘绍学老师讲授“矩阵”。授课时，他那若有所思的神情感染着学生与他一起思索。后来，我在给自己的学生授课时，也常模仿他的教态。 

1976年7月，三年的大学生活行将结束，面临着毕业分配。73届的学生不是来自北京郊区的就是家在城里的知青，因此，一般不会分到外地。有人说我有可能留校，劝我到领导那儿活动活动。但我生性拙于社交，耻于乞求，听天由命。最终留校的不是工人出身就是贫下中农出身的。而我被分配到位于房山区的大安山煤矿职工子弟学校任教。我是全系毕业生被分得最远的一个。

报到那天，未婚妻陪着我一早到门头沟的河滩车站乘长途汽车去大安山，汽车先爬一个十八盘，然后开到山沟深处，最后再盘过一段最险的山路，上到海拔800多米的大安山煤矿，此时已是下午。未婚妻忍不住哭了起来，说你好不容易从陕北的山沟回到北京，又进了北京的大深山。

由于路途太远，不可能每周回家，只能月底攒着一起休假。赶上大雪封山就根本下不了山。那时“文革”还未结束，大安山煤矿职工子弟学校秩序混乱，学生上课打打闹闹，根本不正经念书，做老师的不得不连哄带吼，软硬兼施。加之学校干群关系紧张，身处其中，倍感压抑。

  （二） 

1977年，高考恢复，但已毕业的工农兵学员不能报考，我只好报考研究生，好像报考了两次中科院数学所的研究生，均“名落孙山”。失望之余，获悉北师大1978年将举办高校师资进修班，以解决当时因恢复高考教师后继乏人的问题。招生对象是老五届大学生（即文革在校的那几届大学生）和工农兵学员。故人们也称此班为‘回炉班’。数学进修班只考数学分析，高等代数，解析几何这几门课，不考外语，好像也不考政治。得知这一消息后，我和同事王根宝（他是比我低一届的北师大数学系同学）便一起准备报考，白天上课，晚上熬夜复习，临考试前，我俩索性就住在北师大数学系的教室里，有问题随时找老师求教，记得曾登门郝炳新，刘云英老师家，得到了二位老师的耐心辅导。这样突击复习，拼了两三个月的命，终于如愿以偿，于而立之年重返北师大读书。

数学进修班招了40几人，大部分是老五届大学生，其中有赵达夫（现在北方交通大学），李世取（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任博士生导师），还有少部分是毕业留校的工农兵学员，如王万良（后任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黄海洋（现任北师大博士生导师），刘一平（现在南京师范大学任博士生导师），而像我这样的未被留校的工农兵学员寥寥无几。

从1978年11月到1980年7月进修了近两年，学习了本科高年级的八门课和部分选修课，因为是培养师资，所学的内容比一般本科的要深。由于底子太薄，头一年我感觉学习很吃力，成绩平平。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学习拔尖的我第一次在学习上感到自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学数学的料。到了第二年，我的学习慢慢有些起色，逐渐找回了自信。结业时，我在自我鉴定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两年的进修学习，对我这位‘先天不足’的工农兵学员来说是极为宝贵的。这两年的学习从各方面讲都远远胜过过去的大学三年。…，同时也树立了信心:只要不气馁,不停步,坚持不懈,奋发努力, ‘先天不足’总可‘后天补足’的。”

由于高校师资进修班不算学历，1978年结业前，进修班上的不少同学报考了北师大数学系的硕士研究生，如李世取，陈图云（后曾任辽宁师大数学系的系主任），赵光复（后在北京在理工大学数学系任教），赵达夫，陈 良，黄海洋，叶有培（现为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博导）均考取。

我也报考了微分几何专业的研究生，考前见招生简章写道：该专业的外语考试，英语，俄语不限。我中学学的是俄语，便考了俄语。据说我在报考该方向的考生中总分排第二，但结果该专业的考生一个也未录取。说是该专业的导师原打算招两个会英语的考生，但总分前两名的均是学俄语的，于是干脆一个也不招了。命运又一次地与我开了个玩笑。

后来，系里征求我的意见：要不要将我的材料转到北京师范学院，看看那里能不能录取我。我觉得此举没把握，便放弃了这种努力，之所以放弃，主要是我已获悉，北师大二分校（即我现在所在的联合大学师范学院的前身）决定调用我。离开大安山煤矿是当务之急（因为我的人事关系还在那里，且大安山煤矿子弟学校有意召我回去当副校长）。于是我全力办理调动之事。经过一番努力，终于从大安山煤矿调入北师大二分校。当我办完调动手续，跨出位于门头沟的北京矿务局的大门时，那种如释负重的心情无以言表。我要感谢原大安山煤矿子弟学校校长杨再林，他赏识我，但没有强留我，为我开了绿灯。祝好人一生平安！

1978年恢复高考后，成立了北师大一,二分校, 一分校是文科分校, 二分校是理科分校, 起初设有数学,物理,化学, 生物四个系。分校的人事关系与本校是独立的, 但教学业务归本校领导, 各系的系主任均是本校人员兼任的，如数学系的系主任是本校数学系的罗承忠, 主讲教师基本是本校教师。从1980年开始陆续从各地调入一些老师。1980年7月我调入北师大二分校数学系时，面对的是已是大学三年级的七八级学生。这是极特殊的一届学生，一是年龄相差悬殊，有的比我的年龄还大，已拖家带口。我教的学生中有师生同学的，有叔侄同学的。二是“百里挑一”，这是从“囤积”了十年的中学生中筛选出来的。三是大部分有一定的实践经历。

从1981年1月到1982年7 月，我先后给七八级学生辅导了近世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复变函数，实变函数四门课程，每门课我都不敢怠慢，因为这届学生勤学好问，我必须仔细备课，以应对他们各种刁钻的提问。每次答疑时，我都应接不暇。而后几年来我所教的学生，答疑时，甚至期末答疑时，常常让我坐“冷板凳”。七八级学生中，抄袭他人作业的寥寥无几，考试作弊的更是“凤毛麟角”，因为他们觉得那样做是耻辱。而后几年我面对的学生，抄袭，作弊习以为常。

这几年大学扩招，其弊端愈加凸显，学生质量大幅滑坡。该上中专的上了大专，该上大专的上了本科，该上本科的上了研究生，滑坡是必然的。我真怀念与七八级学生相处的日子！

 （三）

1984年, 北师大受国家教委委托, 于该年秋季试办助教进修班，与当年的硕士研究生一同招考，基础数学助教进修班(简称助教班)入学要考三门，数学分析和高等代数这两门必考，近世代数和复变函数任选一门。助教班的考试难度一点也不低于硕士研究生的考试难度，曾有人参加助教班考试未被录取，参加某校研究生考试被录取。

适年我已36岁，女儿5岁，但为了以后评职称，我又搏了一把,考取了进修班,于1984年7月第三次进北师大读书。一同报考基础数学助教进修班的教师有190多人, 结果录取了33人。后来有4人未报到, 1人退学, 1人考上1985 级硕士研究生班, 最终27人助教班结业。其中除了唯一的一位女生以外, 我是年龄最大的。

助教班与1984级硕士研究生一起, 学习硕士研究生公共课、基础课和部分专业课, 考试内容与1984级硕士研究生同堂同卷。助教班三个学期我通过了泛函分析，实分析，复分析，代数拓扑，最优化方法，矩阵与控制不等式和自然辩证法等课程。当初王伯英教授开设的矩阵与控制不等式这门课，我是随便选修的，但想不到这竞决定了我今后的研究方向。

目前, 助教班结业的27人中已有15人获博士学位(其中2人在国外获博士学位),2人在读博士学位。攻博比例比近几年硕士研究生攻博的比例高得多。3人进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已有15人被评为教授, 5人是博士生导师。目前2人在国外服务，十余人在高校现任或曾任院系领导职务。如刘和平教授曾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在助教班学习时任班长,目前他已是我国非交换调和分析的学术带头人之一。李仲来现为北师大数学院党委书记,博导, 丁勇北师大数学院博导,曾任数学研究所副所长, 其他现任或曾任领导职务的还有湖南大学数学与计量经济学院副院长马柏林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应用数理系系主任，、“蓝天学者”特聘教授陈迪荣，辽宁师范大学数学学院副院长袁学海教授，长安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郭元术等。当初北师大数学系对助教班招生, 虽然按研究生要求, 但还是觉得和进修生差不多, 未想到会出现这么多的博士和教授。这是数学系研究生教育和教师教育的一个很特殊的现象。

（四）

  《数学通报》是中国数学会和我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全国初等/中等教育类核心期刊，是1936年创刊，我国最早的数学刊物之一。1991到2002年间，我有幸在该刊发表了14篇论文。其中第一篇论文《一个简单的证明》写的是有关多项选择题评分标准中的概率问题。初稿有一些漏洞，经我的老师徐承彝教授的修改后准确、简洁而明晰，只用半个版面就证明了前人用几个版面阐述的问题。后来获知，我的几篇稿件都是徐老师审的，包括《概率方法在不等式证明中的应用》一文。有一次我到徐老师家串门，徐老师拿出了几张卡片，上面摘录了我论文中的一些结果。他鼓励我继续努力创作，并给了我一个组合恒等式，希望我能用概率的方法加以证明。遗憾的是，我至今未能解决那个问题。

徐老师是一个极忠厚和善的人，一个做事极认真地人，可惜的是，因患糖尿病，六十几岁就去世了。记得当年他带领我们小组到顺义良种场开门办学，他一面教我们数理统计，一面和我们一起参加田间劳动。一次给棉花地间苗。要求每撮苗留3株。徐老师就一板一眼，严格照办，不多不少地保留3株。

《数学通报》的稿源极丰，审稿是很严格的，首先编辑部初选，然后送专家一审，一审通过再送另一位专家二审，最后还要经主编终审。我给《数学通报》投过数十篇稿件。一审通过，二审未过的不在少数，也不乏一审通过但被终审“枪毙”的。

与《数学通报》十余年的“交往”，给我的数学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使我得以向更高的刊物冲刺，攀爬。现在我虽未再给《数学通报》投稿，但期期必看。尽管现在网络数据库发达，尽管我的书房已拥挤不堪，但我割舍不了《数学通报》，仍保留着八十年代至今的每期《数学通报》。衷心地祝愿《数学通报》越办越好。

三进三出北师大，累计在北师大就学近七载，从而奠定了我在高校创业的基础。至今我在国内外发表了160余篇论文。现虽退休，仍担任全国不等式研究会顾问和美国《数学评论》评论员，并出版了五本专著，继续着割舍不下的不等式研究和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