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近代历史上以康梁变法而闻名后世，他是近代思想家、政治家、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是戊戌变法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和新法家代表人物。也许是人生境界一通百通的原因，梁启超在不到六十年的时间里在如此多领域都取得了很大成就。

本文作者最近偶然阅读了《梁启超之路》(作者黄团元、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在此基础上查阅了《饮冰室合集》中几篇与教育有关的文章，感到震耳发聩、认为梁启超关于“趣味教育”的讨论和看法不仅适于100年前的中国、也适用于今天的教育；梁启超关于趣味教育的讨论和思想现在不仅一点儿也不过时，甚至可能是永恒的教育之道；所以摘录一部分内容与同道朋友们共赏, 当然也希望能引起更多朋友们思索和尝试。

假如梁启超不是近代中国提倡“趣味教育”最早的，那么他肯定也是最早的学人之一。按照梁启超的说法，西方很早就有了所谓趣味教育的提法，但是西方人是为了教育而提倡趣味，那里的趣味不过是教育的一种技术手段，而梁启超的思想则更进了一步，他以此作为教育的最高追求目标。他在在1922年4月10日直隶教育联合研究会演讲《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说：“ ‘趣味教育’ 这个名词，并不是我所创造，近代欧美教育界早已通行了。但他们还是拿趣味当手段，我想进一步，拿趣味当目的 … … 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是什么主义? 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作为根底？我便答道：拿趣味作为根底。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眼，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但我不仅从成功里感到趣味，就是在失败里也感到趣味。”

那么，教育为什么必须是趣味教育呢？根据梁启超的看法，教育是要引导幼年青年逐步具备”上等兴趣”的习惯，否则很容易误入他途。他在《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一文的第二节里说: “人生在幼年青年期，趣味是最浓的，成天价乱碰乱蹦；若不引他到高等趣味的路上，它们便非流入下等趣味不可。”这是容易理解和广为接受的，在《三字经》中所谓“性相近、习相远”几个字已阐述清楚，是为人所知的。梁启超在此基础上继续说：“教育教得不如法，学生在学校里头找不出趣味，然而他们的趣味是压不住的，自然会从校课以外乃至校课反对的方向去找他的下等趣味。结果，他们的趣味是不能贯彻的，整个变成没趣的人生完事”。梁启超是“少年中国说”的首倡者，因此他对于年轻人成长当然十分关注，他说：“我们主张趣味教育的人，是要趁儿童或青年趣味正浓而方向未决定的时候，给他们一种可以终身受用的趣味。这种教育办得圆满，能够令全社会整个永久是有趣的。” 也就是说，他在教育方面的理想是把学生变成像梁启超自己那样的、对于所做的事情不论成败都以之为趣的人。这当然也确实应该就是教育的终极目标。

梁启超作这些教育方面演说是在二十年代中国，彼时能在学校里就学的主要是发达地区有钱人家的孩子, 应该说在社会上真正明白这些道理的人也不是非常多；而今则有很多人都看到，在竞争很激烈的中学阶段，很少学生会喜欢很卷的、集训式高强度学习，绝大多数中学生迫于社会和家庭的压力，只好在那里辛苦做堆积如山的练习题，而内心则可能是比较厌倦和排斥的，甚至有少数自暴自弃。绝大多数年轻人接受教育、并在学习过程中那样卷，其实只是为了在未来有一个相对体面和轻松职位的一个敲门砖。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所谓趣味教育其实是难以充分落实的。对于许多学生而言，甚至是那些本来十分擅长学习的青年人来说，这种教育方式有点儿接近梁启超在文中所言的那种摧残式教育。个别孩子到了十六七岁时脑子里只在意考试分数、认为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在本来应该朝气蓬勃的年龄变得有些呆了。关于这方面，在梁启超演讲中有一段很精彩的论述，他说：“教育事业，从积极方面来说，全在于唤起趣味；从消极方面说，要十分注意不可以摧残趣味。摧残趣味有几条路。头一件式注射式的教育：教师把课本里头的东西叫学生强记，好像嚼饭给小孩子吃，那饭已经是一点儿滋味没有了，还要叫他照样的嚼几口、仍旧吐出来看。那么，假令我是个小孩子，当然会认吃饭时一件苦不可言的事了。这种教育法，从前八股文完全如此，现在学校里形式虽变，精神还是大同小异。这样教下去，只怕永远教不出人才来。”

那么，梁启超所说的趣味是怎样的？梁启超的定义是以趣味开始、以趣味结束，即从始至终的趣味才是正道上的趣味。他在东南大学的演讲《学问之趣味》中简要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赌钱趣味吗？输了怎么样？吃酒趣味吗？病了怎么样？做官趣味吗？没有官做的时候怎么样？诸如此类，虽然在短时间内像有趣味，结果会闹到俗语说的‘没趣一齐来’。所谓我们不能承认它是趣味。凡趣味的性质，总要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所以能为趣味之主体者，莫如下列的几项：一、劳作，二、游戏，三、艺术，四、学问。诸君听我这段话，切勿误会以为：我用道德观念来选择趣味，我不问德不德，只问趣不趣。我并不是因为赌钱不道德才排斥赌钱，因为赌钱德本质会闹到没趣，闹到没趣便破坏了我的趣味主义，所以排斥赌钱。我并不是因为学问是道德才提倡学问，因为学问的本质能够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最合于我的趣味注意条件，所以提倡学问。”

当然，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梁启超所提倡的趣味教育绝非前些年某些人(跟随美国)的那种快乐教育，他的口头禅“百恶懒为首、百行勤为先”，“百年力与命相持”，他的趣味教育是与创业、敬业合为一体的。因此他的趣味，不是流于表面的那种肤浅的轻松快乐；与此相反，他的趣味是一种专注而宁静、锲而不舍的勤奋。他在《敬业与乐业》一文中说：“我老实告诉你一句话：‘凡职业都是有趣味的，只要你肯继续做下去，趣味自然会发生。’ 为什么呢？第一，因为凡一件职业，总有许多层累、曲折，倘能身入其中，看它变化、进展的状态，最为亲切有味。第二，因为每一职业之成就，离不了奋斗；一步一步的奋斗前去，从刻苦中将快乐的分量加增。第三，职业性质，常常要和同业的人比较骈进，好像赛球一般，因竞胜而得快感。第四，专心做一职业时，把许多游思、妄想杜绝了，省却无限闲烦闷。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他还说：“所以敬业主义，于人生最为必要，又于人生最为有利。庄子说：‘用志不分，乃凝于神’。”

不仅如此，梁启超所说的趣味还是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不是消极的、老气横秋的。这一点在梁启超的趣味观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他在《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第一部分就说：“趣味的反面，是干瘪，是萧索。晋朝有位殷仲文，晚年常郁郁不乐，指着院子里头的大槐树叹气，说道：“此树婆娑，生意尽矣。”一棵新栽的树，欣欣向荣，何等可爱！到老了之后，表面上虽然很婆娑，骨子里生意已尽，算是这一期的生活完结了。殷仲文这两句话，是用很好的文学技能，表出那种颓唐落寞的情绪。我以为这种情绪，是再坏没有的了。无论一个人或一个社会，倘若被这种情绪侵入弥漫，这个人或这个社会算是完了，再不会有长进。何止没长进？什么坏事，都要从此产育出来。总而言之，趣味是活动的源泉，趣味干竭，活动便跟着停止。”

梁启超认为，假如把教育仅仅作为一种手段，就难以把学问持之以恒，很大可能会把学问变成无趣的事情；梁启超反对这种做法。他在《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第二部分说：“从前我们学八股，大家有句通行话说他是敲门砖，门敲开了自然把砖也抛却，再不会有人和那块砖头发生起恋爱来。我们若是拿学问当作敲门砖看待，断乎不能有深入而且持久的趣味。我们为什么学数学，因为数学有趣所以学数学；为什么学历史，因为历史有趣所以学历史；为什么学画画，学打球，因为画画有趣打球有趣所以学画画学打球。人生的状态，本来是如此，教育的最大效能，也只是如此。各人选择他趣味最浓的事项做职业，自然一切劳作，都是目的，不是手段，越劳作越发有趣。反过来，若是学法政用来作做官的手段，官做不成怎么样呢？学经济用来做发财的手段，财发不成怎么样呢？结果必至于把趣味完全送掉。所以教育家最要紧教学生知道是为学问而学问，为活动而活动；所有学问，所有活动，都是目的，不是手段，学生能领会得这个见解，他的趣味，自然终身不衰了。”。

梁启超所谈的“趣味”绝不是听听看看，是反复实践、方知其趣的。许多道理是十分直白的，许多经验和教训都是明明白白的，所有人都认可的道理很多，但是把很多道理能身体力行的、锲而不舍的人并不是很多。就像如今很多人都强调健康是第一位的，所以认可应该注意身体锻炼、去晨练或健步走等，可是在现实生活中长期进行合适体育锻炼的比例毕竟不是特别大。任何好的习惯、好的做法，实践都是先决条件，所谓知行合一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方面，梁启超用冬天晒太阳作为实例说明这个浅显道理。对此，他在东南大学演讲《学问之趣味》的最后说：“我是尝过冬天晒太阳的滋味，尝得舒服极了，不忍一人独享，特地恭恭敬敬地告诉诸君，诸君或者会欣然采纳吧。但我还有一句话：太阳虽好，总要诸君亲自去晒，旁人却替你晒不来！”

梁启超关于趣味教育的研讨当然很高明，不过他并没有能够提出十分具体的、可供后人反复实践的、相对简便易行的措施。或许，这是因为教育并没有绝对的固定方式，也没有容易实行的方法，所谓有人说言教不如身教、名师难寻。教育本身是随时随地的、是变化多端的，需要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就像岳飞在兵法书上说的那样“运用之妙，在乎一心”，教师也好、学生也好，教与学都是需要靠自己琢磨的。教育的本质在于育人，而真正的人才绝对不可能依靠先师的教导和训练出来，一定是靠个人的勤奋、专注、磨练、体悟、升华而来。

时代在发展变化，在某种意义上中国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已经逐步提高。把趣味教育提升至一个新高度、把它作为现代教育的一种重要考虑，以便培养出一批真正的顶级人才，无疑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因此，相关的深入研究讨论或许是很重要的，而在这方面国家层次的引导和整个社会共识则是必要条件。教育不仅是教育部门的问题，不只是教师和学生的问题，其实也是是整个社会的重要问题。只有搞好教育、搞活教育，整个社会才会有后浪推前浪式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传承发展，国富民强才会真正落实。

当然，讲究趣味教育，一定要注意矫枉过正、过犹不及的那种，“中庸”做法可能是必要的 [注释1]。 在趣味教育方面，可供相对广泛地借鉴的、具有相对普适性举措的推广，对于提升教育质量和社会效益，可能是相当有意义的。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教学课程数以百计千计，不可一概而论，如何在现实条件下注意因地制宜地、集思广益，开展必要的趣味教育尝试，应该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们放在心中的。本文作者从事教学工作已经20多年，对于趣味教育的思考[注释2]尚十分肤浅，深感自己做得不好、极为惭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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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1] 梁启超这方面有过不甚严谨的地方，他本人讲究“趣味教育”，不过他有时也会利用个人影响力、把某些具有个人局限性的、没有经过深入思考的看法作为趣味的标准广为传播。例如他在报纸上推荐某位西方音乐家演出时武断地说，如果不去聆听那位演奏的西方曲子，便是没有文化的野蛮人。这种具有十分强烈个人色彩的极端说法导致了当时一些学生宁愿典当衣服去买彼时价格很高的入场券、一些不懂音乐的政客和达官贵人们为了证明自己不是野蛮人携带家眷去捧场，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梁启超具有很大的舆论话语权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其实是有些滑稽的、现在看来是不合适的，因为听这个音乐在彼时并不能达到他说的那种趣味教育，而只是一种崇尚西洋文化的时髦。这种现象是应该避免的。

[2] 依照本文作者的拙见，现代中国九年制义务教育已经基本普及，然而每个人先天条件和生活环境不同，个人在不同方面的能力和志向不同，最好的教育毫无疑问是因材施教，对于某些方面资质正常的幼年和青年最好的教育是素质教育(当然包括品德教育)，而对于超常的天才偏才则应该因势利导；然而理想与现实往往差距很大。人的成长非常复杂，所谓百年树人也正是这个道理。在某种意义上，教育不仅是教师的工作，而是整个社会的工作，社会环境氛围和世俗价值观对教育影响巨大，而优秀的意志品质则是个人在社会生活和工作中磨砺出来的。而网络和人工智能技术如何促进教育的发展进步，在新时代条件下理想的趣味教育应该如何开展，是值得深入思考和认真讨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