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了一定年龄以后，会越来越想把家里的事情记下来。年轻的时候，总觉得父母、祖辈讲的那些事情以后还可以再问；等到真正想问的时候，很多人已经不在了，留下来的东西也越来越少。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傅家的家谱，过去家里保存的一些旧文件后来也在搬迁中散失了。但是人的记忆还在。把父亲、奶奶过去讲给我的事情，加上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慢慢串起来，我才发现，一个普通家庭几代人的生活，其实也能折射出很长一段社会和教育变迁的历史。

我爷爷叫傅福春。他是不是“春”字辈，我一直不清楚，因为爷爷兄弟四个，他排行第三，我又没有见过家谱，所以傅家过去到底有什么完整的字辈，只能根据村里人的名字慢慢猜。我父亲出生于1929年，本名傅浩生，字春煊，还有一个名字叫浩然。浩生肯定是他的本名，因为他后来回到老家，同辈中一直有人叫他浩生。春煊肯定是他的字，这一点父亲自己说得很清楚，他后来受过正规大学教育，名和字不会弄错，而且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干部离休荣誉证》上使用的也是“春煊”。至于“浩然”，老家一些有文化的人也这样叫他，所以到底是曾用名还是另外一种称呼，我现在已经不能完全确定。

我父亲这一辈，傅家村里有很多人的名字带“生”字。我父亲叫浩生，我堂伯叫培生，村里还有春生、耀生、根生、全生、坤生、腊生、听生、产生等等。但是我后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规律，这些叫“某生”的，大多是各家的长子。到了次子，名字往往就不再有“生”，比如根兴、耀兵、腊根、友坤、产根等等，其中耀兵是我的干爹。所以“生”究竟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辈字，我现在也说不清楚，也可能是当时傅家村给长子起名的一种习惯。到了我这一辈，我过去觉得可能是“平”字辈。我的一个干哥是长子，叫建平，同村另外还有一个傅建平，所以村里有两个傅建平。我出生于1964年，父亲干脆给我取名傅平，名字变成了两个字。我另一个干哥是次子，叫亚平，“亚”本身就有次、第二的意思。我堂兄比我大两岁，1962年出生，叫建忠。村里同辈还有建华、建兴、建国、亚华、亚民、赛平、伟卫、伟民等等。这些名字已经越来越带有那个时代的特点。社会文化环境发生变化以后，过去比较严格的宗族取名方式逐渐淡化。到了我儿子这一代，名字里就更没有辈分的符号了。我给儿子取名乾恩，意思是“天恩浩荡”。

我奶奶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人。她原来是大户人家的女儿，年轻时候长得漂亮，而且是大脚。因为年轻的时候一直生活在上海，所以她认识一些字，还会说几句英语。那个年代很多农村妇女根本不识字，所以她在村里的老太太中显得很不一样。后来生产队里办事情，有些老太太只能按手印，我奶奶却有自己精致的印章。我一直记得这个细节：别人家老太太按手印，我奶奶有印章。她一辈子也没有真正种过地，即使后来长期住在乡下，也没有真正下田劳动过。

奶奶的哥哥后来在上海经商，也就是我父亲的舅舅。听父亲说，这个舅舅很有钱。不过舅舅虽然在外经商，家里的财权主要掌握在舅妈手里。所以父亲年轻时候如果需要筹一笔大钱，真正要开口的是问舅妈要。七十年代初，这个舅妈还带着孙子到我们家住过几天。她的孙子从上海上山下乡回老家做知青。我那时候年纪还小，只记得这个哥哥长得细皮嫩肉、清清瘦瘦，很帅气，我很喜欢他。几十年以后想起来，大时代在一个孩子的记忆里，往往留下来的就是这么具体的形象。

我爷爷傅福春年轻时候在十九路军当过兵。在军队里，他认了一个姓王的参议做干爹，也可以说做了这个人的继子。这位王姓老人是苏北人，是有钱人，也是知识分子，参加过北伐，在蔡廷锴手下做过参军。他和妻子没有自己的子女，所以收我爷爷做了干儿子。按照家里的说法，他对我爷爷帮助很大，甚至还花钱帮他在军队里谋过职位。爷爷有时也会寄钱回家。不过我奶奶对爷爷的评价一直不好，她说他是“挂号兵”，吃饷不做事，还说他那时候“整天吃喝嫖赌”。这些都是奶奶自己的原话，我觉得还是应该留下。家史如果把每一个祖先都写成完人，反而失去了真实。

王姓干爷爷的一部分家产据说也被爷爷赌博败掉了，不过王姓老人自己还留有一些私房钱。抗战前夕，他没有回苏北老家，而是带着我奶奶和我父亲回到了常州新闸下塘的傅家村。他的太太回了苏北，因为那里还有房产和田产。傅家当时并没有什么祖产。爷爷兄弟四个，只有老二一直在家乡务农。后来在上海谋生的几个兄弟共同出钱，在傅家村造了四间木质牌楼房，四兄弟一人一间，爷爷名下也有一间。王姓干爷爷和我奶奶、我父亲等人回来以后，就住在那里。

王姓干爷爷特别喜欢我父亲。父亲是长子，从小就跟着这个老人读书写字，后来写得一手好字。回到常州以后，老人还是继续教他读书识字，送他上小学、上中学。家里经济后来已经很困难了，父亲小时候甚至还替别人家放过牛，但是王姓干爷爷仍然坚持让他读书。我有时候会想，父亲“春煊”这个字，会不会也是这位老人给他取的，不过这只是我的猜想，父亲并没有这样告诉过我。抗战爆发以后不久，王姓干爷爷因病去世。这个老人没有留下自己的亲生子女，但是他对我父亲的影响，却延续了好几代。遗憾的是，我现在连他的完整姓名都已经不知道了。

王姓老人去世以后，家里的经济情况越来越差，后来还遭过两次强盗上门抢劫，剩下的一些积蓄也逐渐没有了。所以我们家的家道中落不是一下子发生的，而是一层一层下来的。奶奶虽然不会种地，却会烧菜，过去在上海生活困难的时候还到富人家里帮佣，主要替人烧饭挣钱维持家用。后来新中国成立以后，我父亲、我母亲都成了国家干部，有固定工资。工资其实并不高，而且家里有四个孩子要养，生活谈不上富裕，但是一家人有饭吃有房住，奶奶也就不用去学种地了。

我父亲的中学是常州私立铭山中学。这个学校对他的一生影响很大。他在那里认识了一批进步同学，其中有金益铭。金益铭家境很好，两个人后来一直保持来往。小时候我见过金益铭一家到我们家来玩，他的儿子爱好书画，我也有印象。金益铭后来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我父亲和他的关系一直延续了几十年。1979年我转学到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也就是省常中，就是金益铭亲自带着我父亲和我去学校，找到当时的校长史绍熙，把事情办成的。史绍熙以前做过常州师范学院副院长，到1979年已经回到省常中担任校长。我转学以后进了快班，开始时的班主任叫王森。这件事情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

父亲年轻时候经历过很多事情，后来进入部队工作，参加过渡江战役，并一直随军到上海，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役。对于他具体所在的师、团和职务，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所以也不想根据后来看到的资料替他补充。家庭口述史最好是父亲当年怎么告诉我的，我就怎么记；不知道的地方就留下空白。

新中国成立以后，父亲回到地方工作，后来在武进县法院和税务局都工作过。1954年到1958年，他作为调干生进入江苏农学院学习。父亲不是普通高中毕业以后直接上大学，而是已经工作多年以后，由组织选送进入大学接受系统专业教育。这里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细节。父亲后来去上海看病，住在杨浦区他表姐家里。当时杨浦区有一位领导，是父亲过去在部队里的老领导。就是这位老领导推荐父亲到江苏农学院读书。1958年毕业以后，父亲被分配到高淳县农业局工作。从一个小时候家道中落、甚至替别人放过牛的孩子，到后来正式大学毕业、成为农业系统的专业干部，父亲这一生绕了很大一个圈，最后还是回到了“读书”这条路上。

我母亲也是读书人。她是常州师范中专部毕业的，后来在小学做老师。所以到我父母这一代，一个是大学毕业的农业干部，一个是师范毕业的小学教师，家庭里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读书和教育传统。

如今，我的祖父母和父母都已经去世多年。很多事情当年没有想到要仔细问，现在想问也没有人可以问了。家谱我没有见过，过去家里的一些旧文件也已经散失。现在能够留下来的，就是父亲和奶奶过去告诉我的这些事情，以及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些回忆。我把它们写在这篇短文里，也算给我们这个普通家庭留下几代人的一点口述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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