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偿同行评审，还能走多远？——一位投稿者与审稿人的双重困境

最近一段时间，我在“被审稿”与“拒审稿”的双重身份之间来回切换，这种体验让我对当下学术界一个越来越突出的结构性问题有了更直观的认识：无偿同行评审制度，正在变得难以为继。

事情的起因并不复杂。我向一份社科领域的顶尖期刊投稿，主编是美国某顶尖大学的教授，同时也是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稿件送出后，大约一周，我就收到了邮件：主编与共同主编已经一致同意将文章送外审（他们的机制是，只要有一位主编不同意，就会直接desk reject）。这个反馈本身令人鼓舞——至少说明文章在第一关是过了。

但很快，问题出现了。

几天之后，主编再次来信，说他们找不到合适且愿意审稿的评审人，希望我推荐三位。与此同时，我的一本书稿也进入了出版社的外审流程。我此前已经提供了一份8人的潜在评审名单——这些人我并不认识，只是根据研究领域和书稿主题，通过AI工具筛选出来的学者。然而编辑反馈说：这些人都非常优秀，但几乎全部以“时间有限”为由婉拒。

这其实并不意外。

在当前的学术生态中，期刊审稿几乎完全是义务劳动，书稿审稿即便有报酬，也往往只是象征性的。对于那些已经声名卓著的学者来说，他们每天面对的审稿请求可能是以倍数计的。于是，我重新调整策略，又提供了一份新的十人名单：减少“超级大牛”的比例，增加中生代（mid-career）与新兴学者（emerging scholars），同时保留少数资深学者。这更像是一种“提高命中率”的现实操作，而不是理想状态下的“最优评审人选择”。

但这种调整本身，已经说明了问题。

与此同时，我也在不断收到来自各类期刊的审稿邀请，其中不乏SSCI期刊。然而，我最近连续拒绝了好几份请求。理由很简单：时间不够。十年前我已经是正教授，如今职业生涯基本到顶，审稿对我的CV已经没有任何实质性加分。在这种情况下，审稿更多依赖的是一种责任感——对学术共同体的责任，对知识生产的热爱。

但问题是，这种“责任感”，正在被过度透支。

我们不得不正视一个现实：同行评审体系本质上建立在一种“学术互惠”的假设之上——今天我为别人审稿，明天别人为我审稿。然而，当投稿数量持续增长、期刊数量不断扩张，而学者的时间却没有同步增加时，这种平衡就被打破了。

结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 编辑越来越难找到审稿人

• 审稿周期不断延长

• 审稿质量参差不齐

• 评审负担集中在少数“责任心强”的学者身上

而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这个系统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

在国内，一些期刊会提供一定的劳务费，虽然金额不高，但至少是一种象征性的认可。而在国际学术界，大多数审稿工作仍然完全无偿。顶多，你可以在ORCID等平台上记录你的审稿贡献，或者在文章发表后选择公开评审意见。但这些“声誉激励”，对于已经达到职业顶点的学者来说，边际效用极低。

于是，一个悖论出现了：

越是资深、越有能力提供高质量评审的学者，越没有动力参与审稿；而越是年轻学者，虽然更有动力，但经验与判断力可能尚未成熟。

这并不是对年轻学者的否定，而是制度设计的问题。

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无偿同行评审很可能会面临“系统性失灵”的风险。我们或许已经在某些领域看到端倪：编辑不得不反复邀请、延长周期，甚至降低标准；作者则在漫长等待中消耗耐心；整个知识生产链条的效率与质量都受到影响。

那么，出路在哪里？

或许我们需要认真考虑以下几种可能性：

1. 引入更实质性的经济激励
   即便不是高额报酬，至少应有与投入时间相匹配的基本补偿。

2. 将审稿纳入正式的学术评价体系
   不只是“可有可无”的服务，而是明确计入工作量与绩效。

3. 优化审稿分配机制
   利用技术手段（包括AI）更合理地分配评审任务，避免过度集中。

4. 探索开放评审与社区评审模式
   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提高透明度与参与度。

5. 期刊与出版社承担更多责任
   不能将系统运转的成本完全外包给学者的“道德感”。

写到这里，我也在反思自己：一边抱怨审稿制度的不可持续，一边却在拒绝审稿请求。这种矛盾，恰恰说明问题并不在个体，而在结构。

当“热爱”成为系统运转的唯一燃料时，这个系统注定无法长久。

无偿同行评审，也许不会立刻崩塌，但它已经明显走在一条越来越窄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