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一日，是我到惠特曼学院图书馆担任馆长三周年的日子。三年时间，让我逐渐明白，领导最重要的修养并不在于能力的展示，而在于对制度与角色边界的自觉坚守。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些判断，比任何具体成绩都更重要。

每年我会参加欧柏林馆长年度会议（由美国最顶尖的大约100所文理学院组成的图书馆联盟），我得知有些文理学院图书馆的馆长，会亲自承担一部分馆员层级的业务工作，例如信息素养教学、馆藏管理，甚至系统维护。这种做法在小型机构中并不罕见，也往往出于现实考虑：人手不足、预算有限，或是馆长本身在某一领域具有深厚经验。然而，听到这些分享时，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我不会那样做。

在来到惠特曼之前，我曾在耶鲁大学等更大的图书馆里担任系统馆员或系统部主任。系统工作我并不陌生，也并非不能胜任。如果仅从技术层面考虑，由我亲自负责某些系统事务，或许能在短期内提高效率，甚至节省资源。但问题从来不只是“能不能做”，而是“应不应该做”。

一旦馆长承担具体馆员职责，角色的边界便开始模糊。假设我亲自管理系统，系统升级失败或服务中断时，谁来进行专业层面的评估？是否还能够在同行框架内进行坦诚的技术反思？如果我既是决策者，又是执行者，那么监督机制便失去了独立性。做得好，是理所当然；做得不好，却难以在制度内部形成真实、有效的问责。这不仅对组织不利，也不利于我日后以馆长身份督导其他馆员。

同样，在教学或馆藏管理等领域，如果馆长以“馆员身份”参与具体业务，下属在专业讨论中是否还能毫无顾虑地表达不同意见？当年度考核来临，我是否既在评价别人，也在评价自己？这种双重身份，很容易让专业讨论被权力关系所影响，进而削弱团队内部的信任与透明度。制度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它要求角色分明、责任清晰，而不是依赖个人的自律或善意。

三年来，我逐渐体会到，领导者最大的责任，不是亲自完成每一项重要工作，而是确保每一项工作都在合适的制度框架内完成。招聘专业人员管理系统，是对专业性的尊重；让信息素养馆员独立承担教学责任，是对同行评议机制的维护。馆长的职责，是为他们提供资源、方向与支持，而不是与他们在同一层级上竞争或替代。

无论官大官小，只要承担了某个角色，就必须守住这个角色的边界。制度一旦被个人能力所替代，组织便会围绕个人运转；而当个人离开，制度的空洞便显露无遗。我不希望惠特曼图书馆依赖某一位馆长的专业专长，而希望它建立在清晰的分工、真实的监督与相互信任之上。

三周年之际，我更清楚地意识到，真正的成熟并非展示自己还能做多少具体事务，而是愿意放下那些曾经擅长的工作，把精力投入到只有馆长才能承担的责任上。坚守制度，守住角色，这不仅是治理原则，也是职业伦理。未来无论环境如何变化，我希望自己始终记得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