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笔法非孔子笔法

   “春秋笔法”是中国古代史学中一种独特的叙事手法，它通过精炼的用词、隐晦的褒贬和对历史事件的取舍，来表达作者的道德评价和政治立场。这种手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用字、用词的精妙选择，句子组织所呈现的“微言大义”，以及“笔则笔，削则削”所代表的材料取舍。

“春秋笔法”是孔子的独创吗？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笔则笔，削则削”的确是孔子的独创。

   《春秋》的原型是鲁国的史书，其中的内容一定远远多于现在《春秋》的版本，否则《左传》不可能列举出大量《春秋》中未曾记载的事情（我上篇博文有描述，链接：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3303836-1479455.html）。《左传》的作者无论是谁，其真实性无论怎样，仅仅是用大量《春秋》中未有的信息来解释《春秋》这一事实，就证明孔子曾经删除了鲁国史书中的很多记录。司马迁所说的“笔则笔，削则削”是非常可信的。

   《孟子》中引用孔子的话“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或许也反映了孔子对此的复杂心境。孔子通过删改史书，希望“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1]，但这种做法本身就存在问题。现代政治思想强调事实的客观性，而非动机的善恶。孔子的动机虽好，却不能掩盖他删改史书的事实。从这个角度看，孔子的“知我”、“罪我”之说，既是对自己动机的辩解，也是对删改行为的愧疚，这非常符合我们的生活经验和逻辑，是侧面支持孔子“笔则笔，削则削”的证据。

   其次，“微言大义”很可能不是孔子的独创。

   《春秋》记录了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共242年的历史。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距离鲁隐公时代已相当久远。因此，《春秋》的成书必然依托于早期的历史记录，这些记录极有可能源自鲁国的史官。

   有一条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史记·晋世家》说：

“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曰: “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 《春秋》讳之也”。

   意思是：孔子读历史记录，读到晋文公这里时，说：诸侯不能够（像召唤臣子那样去）召唤周王，所以（史书上）“王狩河阳”这句话，《春秋》将其隐讳掉了。《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也证实了这一点，

“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 ‘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 天王狩于河阳”。

   也就是说：《春秋》将历史材料中（可能是晋史）中的“王狩河阳”修改成“天王狩于河阳”。这句话的意思可能是：上天让周王在河阳狩猎。

   这段话或许表明，孔子在编纂《春秋》时，更多的是遵循和沿用历史材料，而非进行大量的个人创作。

   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后世儒家所推崇的“微言大义”，究竟是古代原有历史记录的固有特点，还是孔子修改的结果呢？

   有证据表明，孔子很可能只是对原有记录进行了删改，而非完全原创。

   《论语·述而》中说了这样一句话：“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这句话表明，孔子认为自己只是沿用历史材料（如《书》、《诗》、《春秋》等），而非进行个人创作，他力求忠实地还原古代文献，并以古代贤者“彭”自比。

   为了更准确地理解这句话，我们需要对其中的关键概念进行辨析。“述”指遵循、沿袭，《说文解字》释“述”为“循也”，即继续前人的事业或阐述前人的学说。“作”则较为复杂，其甲骨文字形显示，左侧为“人”，表示人的行为，右侧上方为“乍”，表示声音，右侧下方为“手”，表示与操作相关。因此，“作”的本义应与手工制作有关，后引申为脑力或体力的付出，具有创作之意。至于“老彭”，其中“老”为尊称，用于称呼前辈，如老聃、老圃、老农；“彭”则可能是商周时期负责教授贵族子弟的贤者，或是官职名称。

   殷墟考古资料证实，商代已存在专门教育贵族子弟的学校，周代亦可能沿袭此制。因此，“彭”很可能是负责此类教育的官职或贤者之名。甲骨文“彭”字形与鼓有关，或有宣扬、示众之意。在春秋时期，虽无确切证据表明存在私立学堂，但孔子开办私学，无疑是首创之举。因此，孔子将自己与官办贵族学校的教师相比，或有抬高自身地位之意。

   孔子自述“述而不作”，表明他认为自己忠实地遵循了古代文献，并未进行过多的个人创作或曲解。回顾前文，我们虽确认孔子对《春秋》有所删改，但其改动幅度应不大，以至孔子认为自己并未偏离“述”的原则。例如，将“王狩河阳”改为“天王狩于河阳”，仅增加一字，主体内容并无实质性变动。

   基于前文的分析，我们推测孔子在编纂《春秋》时，主要采用了引述前人文献的方式。出于其道德诉求，孔子对原始材料进行了删改，且“删”的比例远高于“改”。而“改”的部分，也多出于“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的考虑，仅限于增删个别字句，对原文的主体内容保持了最大程度的尊重。

   孔子很可能并非“微言大义”的唯一创作者。“微言大义”并非“孔子笔法”，孔子只是这一叙事传统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换言之，在《春秋》所依据的鲁国史官记录中，可能早已存在用字严谨、句式考究的特点。孔子的删改，不仅保留了这些特点，还使其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后世的《左传》、《谷梁传》、《公羊传》在解读《春秋》时，便将这些特点归功于孔子，从而形成了“春秋笔法”的概念。

   由此引发的问题是，若《春秋》之前的历史文献已具备“微言大义”的特点，那么这些特点又源自何处？ 我认为，“春秋笔法”中的“微言大义”很可能可以追溯到《周易》，其开创者是周文王。这一叙事传统，不仅影响了《春秋》，也深刻地塑造了后世的中华文化。 我们将在下一篇博文中对此进行深入探讨。 

注释： 

[1].《史记·太史公自序》：“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2].《左传·成公十四年》：“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3].《春秋谷梁传·成公九年》：“秋，七月丙子，齐侯无野卒。晋人执郑伯。晋栾书帅师伐郑。不言战，以郑伯也。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 

[4].《孟子》·滕文公下》：“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5].《孟子·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6].《离娄下》亦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 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7].《史记·儒林列传》：“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 [8].《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9].《十二诸侯年表序》：“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馀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於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襃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10].《孔子世家》：“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11].《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12].《汉书·司马迁传》：“赞曰：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载籍博矣。至孔氏篹之，上继唐尧，下讫秦缪。唐虞以前虽有遗文，其语不经，故言黄帝、颛顼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篹异同为国语。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大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 

[13].《大戴礼记•虞戴德篇》：“公曰：教他人则如何？子曰：否，丘则不能。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扬则抑，抑则扬，缀以德行，不任以言，庶人以言，犹以夏后氏之祔怀袍褐也，行不越境”。 

[14].朱熹《论语集注》曰：“老彭，商贤大夫，见大戴礼，盖信古而传述者也。” 

[15].王弼《论语释疑》曰：“老是老聃，彭是彭祖”，我认为非常意会，不足为信。在《论语》中，“老”只是对前辈的尊称，如老聃、老圃、老农。老聃何尝姓老，怎么能以老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