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笔法

   《春秋》是孔子编纂的鲁国史书，它以简练的文字记录了东周时期的历史。后人研究《春秋》的写作特点，将其中的写作特点总结为“春秋笔法”。

   “春秋笔法”通过精炼的用词、隐晦的褒贬、精心的材料选择和巧妙的叙事，来表达作者态度和价值判断的写作手法。它包含两个主要方面：

   首先是“微言大义”[1]，即通过精炼的用词和隐晦的褒贬，在字里行间传递作者的道德评价。“微言大义”一方面体现在用字、用词上，指词语的选择非常考究，力求用最少的文字，表达最深刻的含义。另一方面体现在表达方式上，指句子的组织和句子结构可以通过对细节的描述，暗示人物或事件的性质。

   前者如：

《春秋·隐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

   这种描述方法和其它历史文献[2]产生了很大差异。《竹书纪年》中，王登基则称为“即位”。那么春秋为什么不用“即位”，而是直接“王正月”呢？《左传》解释说：“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也就是说，隐公不是王，仅是摄政而已，所以从“王正月”三个字就体现了这种非正常的权力过渡。

   再如：

《春秋·庄公三十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

   《公羊传》解释说：

“子卒云子卒，此其称子般卒何？君存称世子，君薨称子某，既葬称子，逾年称公。子般卒，何以不书葬？未逾年之君也。有子则庙，庙则书葬；无子不庙，不庙则不书葬”。

   意思是：君主在世时，称其继承人为“世子”。君主去世后，称其继承人为“子某”（某为名字）。安葬后，称其为“子”。过一年后，称其为“公”。《春秋》没有记录子般的安葬：因为子般去世时，他还没有正式成为君主，所以不符合记录安葬的规则。有儿子的君主，会设立庙宇祭祀，因此《春秋》会记录其安葬。没有儿子的君主，不会设立庙宇祭祀，因此《春秋》不会记录其安葬。所以，从“子般卒”3个字中，就可以看出此事背后丰富的细节。

   后者非常有名的例子就是“郑伯克段于鄢”，他进入了中学的课本。

  《公羊传》评价说:

“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曷为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段者何？郑伯之弟也。何以不称弟？当国也。其地何？当国也。齐人杀无知何以不地？在内也。在内虽当国不地也。不当国虽在外亦不地也”。

   意思是：“克”就是杀，既然是杀，为什么要用“克”这个字？这是为了突出郑伯的罪恶。他的母亲姜氏想要立他的弟弟共叔段，而他却将共叔段杀害。如果不想要把城邑封给他的弟弟共叔段，不给就是了，为何要杀死呢？“段”是郑伯的弟弟，但没有称他为“弟”，因为他拥有自己的封地，相当于一个诸侯国。为什么不说“鄢地”呢？因为齐人杀无知，虽然也发生在封地，但是因为发生在国都之内，所以没有用“地”这个词。

   《左传》评价说：

“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意思是：共叔段的行为不符合弟弟的规范，违背了兄弟之间的伦理道德。共叔段拥有自己的封地和军队，他的行为相当于与郑庄公对抗，所以把他们之间的冲突视为两个君主之间的战争。“伯”是诸侯的称谓，但在这里带有贬义，暗示郑庄公对共叔段的错误行为负有责任，批评他没有尽到教导弟弟的责任。共叔段的失败，用的是郑志。这里志，是记载的意思，郑志，记载郑国发生的事情，共叔段的失败是郑国的一件大事，但是《春秋》没有用“出奔”这个词，而是用“郑志”，暗示了对共叔段的同情，认为他的失败是迫不得已的，同时也委婉的批评了郑庄公的步步紧逼。

   其次“春秋笔法”还包括了“笔则笔，削则削”[3]，也就是“该写的写，该删的删”。孔子对历史事件进行选择和取舍，对于一些不符合礼制的行为，或者一些不重要的事件，选择简略地记录，甚至不记录。

   例如：

《春秋·隐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賵。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 

   《左传》则添加了

“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

   这就解释了《春秋》中为何没有四月的记录。

   再有：

“八月，纪人伐夷，夷不告，故不书，有蜚，不为灾，亦不书，惠公之季年，败宋师于黄，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

   意思是：纪国攻打夷国，但夷国没有向鲁国报告，所以没有记录这次战争，暗示纪国的行为不符合礼制。“蜚”是一种害虫，但没有造成灾害，所以不记录。而“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却有了记录，过程是鲁僖公晚年，鲁国在黄地打败了宋国的军队。鲁僖公去世后，鲁国向宋国求和。九月，鲁国与宋国在宿地结盟，两国恢复了友好关系。

   《春秋》通过记录这些事件的先后顺序，暗示了鲁国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但在鲁僖公去世后，为了维护国家稳定，鲁国选择了与宋国和解。

   通过以上的归纳及例举，我们可以看出，“春秋笔法”至少包括用字、用词的选择，句子的组织所显示出来的“微言大义”和“笔则笔，削则削”所代表的材料取舍。

   那么问题来了，“春秋笔法”是孔子的独创吗？它和西周时期的文学发展,特别是《周易》，存在哪些联系？这是我们下篇博文的内容。

注释

[1].“微言大义”的意思在《左传》中就已经表达出来了。《左传·成公十四年》：“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但具体的话很可能由汉·刘歆在《移书让太常博士书》中提出“及夫子殁而微言绝，七十子卒而大义乖”，后被班固修改引用，《汉书·艺文志》“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

[2].《竹书纪年》中，王登基则称为“即位”非常普遍，如介绍帝辛：“帝辛名受（即纣也，曰受辛）。元年己亥，王即位，居殷。命九侯、周侯、邘侯（周侯为西伯昌）”。

[3].《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