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2024年，一位青年学者的朋友圈被反复转发。他写道：“我博士毕业五年，发了十二篇论文，其中三篇在领域顶刊。拿到了两个基金，评上了副高。然后我发现，我已经不会问‘这个问题值不值得研究’了。我只会问‘这个问题能不能发论文’。”

这条状态获得了数千次转发，不是因为它的内容罕见，而是因为它说出了普遍状态。

同一年，一项关于高校青年教师研究兴趣的调查显示，约60%的受访者承认，他们在选择研究方向时，优先级最高的考量是“发表难度”，其次是“导师或团队积累”，排在最末的是“我真正好奇的问题”。

一位入职三年的高校教师描述了他的状态。“第一年觉得可以做一些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方向。第二年发现如果不跟热点，论文很难发，也很难申请到基金。第三年就彻底换成了热点方向，做的东西和大多数人差不多，但至少能通过评审系统。”

科研系统正在经历一种收敛。参与者的操作集中在一条狭窄的通道上，而通道两侧可供探索的区域则处于未被充分利用的状态。

构造学论要追问的是：为什么科研、教育和文化系统会陷入“越努力，系统多样性越低”的状态？这种收敛是如何被催生的？在当前评价体系下，一个研究者、教师或文化工作者是否有办法在保持系统运行效率的同时，重新打开被关闭的探索通道？

一、科研系统的收敛：从好奇心到指标优化

科研系统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构。它通过论文、基金、项目、奖项等指标来分配资源。这些指标的设计初衷是评估研究质量，但当它们成为资源分配的唯一或主要通道时，它们会引导所有参与者的行为向同一方向收敛。

收敛链条的路径是这样的：

第一步：论文数量成为可见信号。 在有限的资源池中，评审者需要一个可量化的标准来分配资源。论文数量、期刊影响因子、被引次数是相对容易获取的数据。这些数据不一定能准确反映研究的实际贡献，但它们是可比较的。

第二步：参与者开始优化可见信号。 在一个以“可见信号”为分配标准的系统中，理性的参与者会将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优化这些信号上。研究方向的选择、方法的选择、甚至样本的选择，都会倾向于那些更容易产生符合信号要求的输出。

第三步：系统整体进入收敛状态。 当大多数参与者都在优化相同的信号时，系统内不同方向上的操作分布会开始收窄，统一向信号最容易被识别的方向靠拢。那些可能产生重要突破但发表周期较长、不容易符合现有评审标准的方向，则可能因为无法产生足够的信号而被持续排除在资源分配之外。

二、评价体系的双重效应：激励与压缩并存

评价体系的作用是双重的。它确实在推动系统运转，但它同时也在压缩系统中可容纳的不同操作方式的数量。

论文制度建立之初，它是一个有效的筛选机制。它使研究者有动力将研究成果文本化、公开化，从而加速了学术交流和知识积累。在那个阶段，系统的有效运行区间与评价体系的覆盖范围之间重叠程度较高。

但随着参与者数量的增加和资源竞争的加剧，评价体系开始被用作出入口控制机制——它不仅用于评估研究质量，还用于决定“谁可以继续留在系统中”以及“谁可以获得下一步的资源”。

当一个系统用同一套指标同时承担“评估质量”和“分配资源”两种功能时，指标的优化会成为参与者的主要操作目标。在这种条件下，研究者可能不会选择那些产出周期较长或发表路径不明确的方向，因为这类方向在现有的评价体系中无法被有效识别，因而无法获得支持。而这些方向，恰恰可能是系统中重要的探索通道。

三、教育系统的复制：标准答案成为输送线

教育系统中的内卷表现与科研系统相似，但它的载体不是论文，而是考试分数和升学率。

一个学生从小学到高中，大约有十二年的时间处于同一种评价体系中：标准化考试。考试的题目有标准答案，评分标准明确，分数排序决定了升学去向。

这个系统能够高效地批量输送合格劳动力，但它的副作用是：它训练学生识别“标准答案”的能力，而不是在不确定条件下构造可行方案的能力。 在这十二年的时间窗口内，系统的运行节奏和反馈机制持续塑造学生的判断模式——识别已有的选项，而不构造新的选项。

当这些学生进入大学或研究生阶段后，他们面对的问题开始变得开放。但他们的判断系统已经在十二年的标准答案训练中形成了稳定的响应模式，即倾向于选择那些已被验证的、容易通过的路径。

这不是个体选择的结果，而是系统结构的延续。一个在标准答案环境中长期运行的系统，即使在环境发生变化后，其响应模式也不会立即改变，因为它的判断回路的操作方式已经通过长时间的反馈训练形成了稳定的配置。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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