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闻人大校长纪宝成教授“敢说”、“能说”，近日近距离聆听了纪教授的演讲，真是眼见为实、耳听为真。

       10月26日，我有幸在杭州萧山第一世界大酒店参加了“2009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开幕式结束后的学术报告中，第四位发言的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教授，他做了《理念创新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报告。他指出当前和今后我国高校要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是不可改变和不容质疑的。随后第五位发言的就是人大校长纪宝成教授，他主讲的题目是《关于学术权力的几点思考》。在报告中，他质疑了李培根教授关于大学领导体制的说法，指出“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值得讨论的，而并不是李培根教授所说的那样不可改变和不容质疑。党委领导可以实现形式的多样化，也应该允许尝试和试点。另外，政府是党的书记是一把手，省长是二把手。而高校也学政府，成了书记一把手校长二把手。这里的合法性在哪里？”纪宝成讲授讲到此处，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在提及学术权力的行政化时，他举了一个势力说是本科教学评估期间，一位评估团的成员（大概是科级干部）对学校的一个教授大呼小叫。他说“一个工作人员凭什么批教授，把教授呼来唤去的，你们管理人员就是为教授们服务的”。掌声不由自主的再次响起。

       在网上引起热议的“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这句话实际上并非纪宝成教授的原创，而是香港《大公报》10月20日的报道。当时，纪宝成教授也是讲到学术权力的行政化时念了一段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的一段话，他举出此种现象也是为了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同样，当纪宝成教授念出这段话的时候，会场里掌声如雷。

        说实话，上午的报告几乎每个报告人的身份都很特殊，都执掌着一所重点大学。比如说厦门大学的副校长邬大光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翟振元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教授等以及下午的澳门大学副校长何顺文教授、武汉理工大学副校长张安富教授等等。他们每个人讲完了后大家都礼貌性的鼓掌，但是唯独纪宝成教授在的讲演的过程中，场下都多次自发的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整个报告下来，差不多有六七次掌声，这是两天的会议中唯一的绝无仅有的。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无疑存在一些问题，而相关的利益获得者由于种种原因沉默不语。“沉默的大多数”身份与大学的社会批判功能极不相称。目前仅有的几个敢于揭露大学的问题，敢于说真话的又大多是即将退休的不再任的大学校长。 像纪宝成教授这样的再任上还敢说、能说者实属不多，我们需要这样的学者、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清醒的大学领导者。可惜的是这样的人太少了。

        这让我想起了赫钦斯的一句话“如果在一所大学里听不到与众不同的意见，或者它默默无闻地隐没于社会环境中，我们就可以认为这所大学没有尽到它的职责。”

        社会需要这样的具有“社会批判”和“引领” 功能的大学，学术界也需要各种新的、有争议的、非正统的声音，时代更需要一批“敢说”、“能说”并持“建设性的批判”态度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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