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滔毕业设计三人组（照片来自网络）

    下面摘自《晚点》对汪滔的专访：“求真理、得自由、活成故事”（2026年4月9日）：

  汪滔：...比赛是 2005 年，结束后我跟几个同学开始做 final year project。直升机的起点也挺偶然：大学时我帮我妈处理一批无人认领的货，卖完有二十万，我 “剥削” 了大概 5 万。那 5 万就成了 “星星之火”——我买了个遥控直升机，它变成我的一个宝贝，我到哪里就搬到哪里。做毕设时，我手里正好有这架飞机。我在网上看到 RotorMotion 的开源项目，参考里面的代码，硬件几个人重新设计、手工焊接，连 PCB 都是自己蚀刻，做出了第一个飞控。

  《晚点》：但答辩那天，你的直升机没飞起来。教授王立新还写过一篇文章——《毕业设计给了 C，成就了大疆无人机汪滔》。他说，“我毁掉了一位潜在的优秀学者，成就了一位伟大的企业家”。

  汪滔：也许吧。我那么想要高分，主要还是为了出国深造。

  《晚点》：为了直升机能飞起来，你读了两回本科，最后结果那么差。那天晚上你在想什么？

  汪滔：那肯定还是有点愤愤不平，你说我做了这么高水平的一个项目……

  《晚点》：不是，你没有飞起来呀。

  汪滔：这题目很难啊，要是想拿高分，一般不会选它。我纯粹是因为兴趣，而且真觉得自己能成。那段时间我每天都觉得 “明天就行了”——其实之前从来没飞起来过，我想着答辩那一天也许能 “大力出奇迹”（笑）。后来我寒假又狠狠干了三个礼拜，日以继夜、全情投入，最后把它飞起来了——其实就差这三个礼拜。

  《晚点》：你心也挺大的。

  汪滔：所以说很多是命运：浙工大差 0.5 分没去成，直升机没飞起来让我没能出国——最后把我推到另一条路上。

  我记得 2005 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给斯坦福的一个教授写信，想最后碰碰运气。这个教授叫吴恩达，我看到他用模仿学习让直升机做特技飞行，写信问能不能去。他回得很正面：“你去申请一个 PhD program。” 但我感觉他也没那么欢迎，就算了。再加上我比同学都大三岁，突然就觉得自己有点 outgrow 这套规则。

  来科大三年，我过着一心为考分的生活，但好像没有当好学生的本事。有一次考试，我题目看错了，考了最低分。我跟打分的助教争辩，结果他说——就是这样了。我就觉得，我靠，我对于这些东西的追求，比改卷子的助教其实还要更高呢。我来跟他 bargain 这种事情，突然让我很出戏。我不想再在其他人设置的、有点可笑的游戏规则里面搞了——虽然我也玩不转。

  《晚点》：你觉得这套游戏规则可笑在哪儿？

  汪滔：真正 care 这些事的人，被一些没那么 care 的人管着；这套规则也并不 enable 那些从心眼里喜欢学术的人，反而 favor 一些以考试为驱动力的人。那个时候我就想创业了。当我重新找到奋斗方向的时候，突然觉得做一个乖学生的意义开始模糊了。

  ......

  附：“毕业设计给了个C，成就了大疆无人机汪滔”（2019年12月18日发表于《科学网博客》）

左：汪滔；右：李泽湘（照片来自网络）

汪滔成绩不错，和我们的许多学生一样，本科毕业后应该去美国读研究生（去美国名校读书是汪滔从小的理想）。后来由于毕业设计无人机飞行演示失败，得了个 C（一个很低的成绩）。美国名校很看重毕业设计成绩，C 这个成绩显然无法被录取。美国名校梦破灭之后，汪滔去了深圳，在民房出租屋创办大疆科技，成就一代辉煌。

汪滔毕业设计得了个C，主要是因为我。作为唯一在现场给他毕业设计飞行演示打分的老师，我给了他一个很低的分数，结果导致了C的成绩。大疆科技是中国高科技璀璨的明星，因此这应该是个能载入中国科技发展史的历史事件。而这个历史事件的细节，只有两位当事人清楚。这两位当事人就是汪滔和我。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容我慢慢道来。

毕业设计是按学科组来进行答辩的。我们“控制组”由三位老师组成：李泽湘做机器人控制，丘立做经典控制，我做智能控制。我们分别各自带若干组毕业设计，学生答辩时合并到一起，由我们三位老师组成答辩委员会，给学生打分。每位学生介绍各自的工作，我们三位老师分别给每位学生打分，三个分数之和是每位学生成绩的基数，经全系平衡后给出最终成绩（A+，A，A-，B+，B，B-，C，D，F）。由于我们三人中有一位是学生毕业设计的指导老师，一般给的分数都不错，所以学生的成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两位老师的打分。那么，我们怎么打分呢？

首先，我们听学生ppt介绍，问许多问题，基本上都是技术性的细节问题（我们从不问夸夸而谈的概念性问题）。通常情况下，几个细节问题问下来，我们就知道学生做的如何，应该给什么分数。一般只有两种特殊情况，学生ppt介绍之后，我们其中一位或者两位非指导老师会另外约个时间看学生的实验演示（指导老师对学生的工作很清楚，所以不去看学生的实验演示）：一种情况是学生做的太差，我们想通过实验演示再给学生一次机会；另一种情况是我们对学生的项目很感兴趣，想通过实验演示向学生学习。

汪滔的毕业设计是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指导老师是李泽湘。我和李泽湘做了十四年同事，他是我很佩服的一个人。他的智慧、坚持、以及超强的执行能力，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毕业设计通常由我们每位老师提出若干课题，由学生来选择。但如果学生自己提出课题希望我们指导，通常我们是非常欢迎的。汪滔就是这样。他对无人机飞行控制特别感兴趣，和两位同学组成毕业设计小组，找到李泽湘希望做无人机项目。李泽湘愉快地答应了，并将一些毕业设计经费集中过来帮他们买设备：一台玩具直升机（当时是2005-06年，市面上根本没有可控制的直升机）、一台控制用笔记本电脑、一些输入输出及运动控制板、还有电缆线电源等。大疆科技第一个细胞，就这样悄悄地来到人间。

毕业答辩在上午举行。香港的学生们很认真，受英国绅士文化的影响，一个个西装领带、毕恭毕敬。我们三位老师完全是美国风格，穿着随意、坐姿难看（经常把脚放到桌子上，当然比“葛优瘫”还是要好一点）。汪滔他们组的三位同学轮流上去讲，我们都觉得他们做得不错。由于我对工业控制一直很感兴趣（1999-2000学术休假我在上海宝钢待了一年，协助他们做冷轧板系统的实体在线仿真模型），所以想去具体看看他们的无人机控制系统软硬件组合，以及飞行演示。于是，我约了他们下午2点，大楼后面草坪，看他们飞行演示。李泽湘是指导老师，当然不去看演示了。丘立是经典控制理论权威、学院派的掌门人与守护神，可能看不上这些拼拼凑凑的小儿科，也没有表示要去看演示。就这样，下午的演示就只有我一个人去了。

下午2点05分，我来到大楼后面的草坪。这里依山傍海、景色宜人，对面就是清水湾无敌海景。暖暖的阳光、拂面的海风，海鸥在蓝天里翱翔，海面上不时有游艇懒洋洋地略过，…。我们常说，科大是修行的地方，不出成果对不住苍天。

汪滔他们几个学生已经在那里了，还有一些前来观看他们飞行演示的其他学生。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汪滔，上午答辩时学生太多、行程太紧，没有留意。我的第一印象很深刻，就是：这个学生怎么这么老啊，不像我们读本科的学生。当时我并不知道他已经26岁了。

我说：开始吧。

玩具直升机趴在草地上，后面拖着一条长长粗粗的电缆线，连接到控制用的手提笔记本电脑。我的第一反应是，玩具直升机的功率可能不够，托不起这么重的电缆线。汪滔忙前忙后，一会儿在电脑上敲敲、一会儿检查电缆线、一会儿跑过去把直升机拿起来仔细看、…。问题是，无论他做什么，直升机始终趴在草地上，纹丝不动。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2点15分，十分钟过去了，直升机没有一点儿想动的意思。汪滔很镇定地说：“王老师，不要急，会好的”。我倒真是不急：吹着海风，欣赏着海景，平时也难得轻松一下。他们的软硬件系统我也基本了解清楚了。

2点25分，二十分钟过去了。直升机依然趴在草地上睡大觉，任凭汪滔如何捣鼓，就是一动不动。汪滔的额头开始渗出细细的汗珠，在阳光下晶莹透亮。“王老师，不要急，会好的、会好的、会好的、…”。汪滔一直重复着这句话、一直忙前忙后地跑着。他内心的焦虑该有多大啊。申请美国名校，毕业设计成绩是单独拿出来看的，而且占很大比重。毕业设计要是搞砸了，美国也就别去了。（当时我并不知道他的情况；我们一般对自己的学生比较了解，其他老师的学生就不太了解了。）

2点35分，半个小时过去了。汪滔也几乎要放弃了。我终于说话了：“我给了你半个小时，足够长了。直升机哪怕飞一下再掉下来，也没有问题，因为控制算法需要时间去调试。你们的project没有理论方面的工作，就是把软硬件系统搭建起来，现在你们不能证明已经完成了这项最基本的工作。其他同学也在旁边看着，如果我说你们完成了project，其他同学会投诉我的。为公平起见，我只有给你们一个很低的分数”。说完，我就转身离开了。

  ……

十几年过去了，汪滔当时的样子在我的脑海里已经非常模糊。但是，我忘不了他那额头上的汗珠，以及我转身离开时他那绝望的眼神。

我，毁掉了一位潜在的优秀学者，成就了一位伟大的企业家、中国高科技的荣耀。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赠汪滔

杰出企业家、中国高科技之荣耀---汪滔（照片来自网络）

注：“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源自于毛主席的《七律·到韶山》：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送给汪滔的这一句意思是说：因为太多的壮志才会有牺牲，日月也为之感动而换了一副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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