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从古以来，司法制度上看似对立的两条原则。以孔子为例，“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论语微子篇》）

在批孔的时候，这条论语是儒家反对法治的铁证。事实上，从“汉律”以来，亲亲相隐都是作为一条原则出现的。到民国，好像没有明文，但在实践中，还是普遍施行的。

大义灭亲，则貌似对立的另一条原则。实际上，孔子称赞叔向曰：“叔向，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三数叔鱼（叔向弟）之罪不为末，可谓直矣” 。

 
可见，孔子认为，偷羊事小，应该“子为父隐”。但叔鱼受贿枉法事大，就应该大义灭亲。但是究竟什么算事小，什么算事大。执行中很难掌握。在“唐律”中，倒是明文规定了亲亲相隐不适用于“谋反、谋大逆、谋叛此三等罪，并不得相隐。故不用相隐之律”。但灰色区间太大。其它朝代亦类似。

解放以来，我们主要是鼓励大义灭亲，基本上否定了亲亲相隐。这样导致了不少人性和亲情的悲剧。所以，在我们新刑诉法第188条中规定，法院认为如果有必要证明某人有罪的时候，可以强制证人出庭，但在后面跟了一句话，叫"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这在一定程度上恢复认可了亲亲相隐。

在国际上，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海洋法系，均容许证人、被告等如果认为法庭所需要之证词会对自己或亲情、夫妻关系造成损害，有权保持沉默，明显突出了对基本人情的尊重。

所以，这次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强调“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符合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大方向的。

但是，具体执行起来，难度也是很大的。首先，我们社会本来就人情味偏重，法治概念偏轻，跟发达国家群众守法观念和习惯相比还有所不足。其次，有些大案要案，如果不能强制知情人（往往是嫌疑人亲属）作证，破案率会有相当的下跌。所以，怎么协调亲亲相隐和大义灭亲的平衡，好像谁也讲不清（就我所知）。但是只要清楚认识到这两个原则的矛盾性，根据案情的恶性程度，适当调整权重，应该是有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