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旨相公
                       文/陈兴中
        王珪，字禹玉，四川华阳人，说来还是苏轼的乡党。历仕三朝，一向盘踞翰林院，受知于英宗，掌内外制十五年，朝廷典册，多出其手，自执政至宰相，凡十六年。
         为文好用金玉锦绣字样，时人讥为“至宝丹”，自诩文章独步天下，不料后起的苏轼文名远胜于他，遂以鼠肚鸡肠，心生嫉妒，想方设法，诬陷勾连，欲将其扼杀于摇篮之中，以便独领风骚。
        王珪侧身廊庙一二十年，大权在握，政治上无所作为，是一个尸位素餐、只求保身的庸俗官僚，以撞钟与谄媚为能事，贪图安逸，只图高官厚禄。
       据《宋史·王珪传》记载，王珪上朝奏事时，自称取圣旨；皇帝批答交办时，称领圣旨；待到对下发布命令，则称已得圣旨。以此，为自己赢得一个绰号，人称“三旨相公”。他的为人做事，于此可见一斑。
       典籍曾留下他两则极端的事例。
       乌台诗案初起，王珪即在暗中结交李定、张璪等等一干奸佞之徒，兴风作浪，织成冤狱。待到即将定谳，适逢光献太皇太后病重而大赦天下，李定、舒亶之流因无切实证据而担心苏轼不死，继续网落搜求，妄图陷东坡于大逆不道之死罪，以防备赦免。于是，再用苏轼所写《双桧诗》捏造事端，密谋由右相王珪进见皇帝时以“苏轼于陛下确有不臣之心”为言，挑拨离间，图谋置苏轼于万劫不复之地。
        苏轼通判杭州时，曾结识秀才王复，其家世代业医，小有名声，门前有两棵百年老桧，枝繁叶茂，欣欣向荣。应主人约请，苏轼为之作诗，其中有“根到九泉无曲处，此心惟有蛰龙知”一句。
        听了王珪的话，神宗改容道:“卿何以知之？”
        王珪乘机煽火，立即补充道:“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知于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
        神宗回答说，诗人之词，怎么可以这样评论。他只是咏桧，此事与我何干？
        见皇帝明白通达如此，王珪一时语塞。
        此时，恰好章惇侍奉在侧，接口疏解道:“龙者，非独人君，人臣俱可以言龙也。”
       退朝后，章惇诘问王珪:你这是要灭人家九族吗？
        没想到这个毫无廉耻的无赖小人又嫁祸他人，竟然推诿道:“这是舒亶说的”。
        听罢这话，连章惇这样阴险狠毒之辈都气愤得大声嚷嚷道:“舒亶的口水也可以吃的吗！”
       为此一句话，醇厚善良的苏轼，之后虽屡遭章惇结伙围追堵截庶几至死，却几乎感激他一辈子。
        王安石势盛时，王珪便极力逢迎，只怕落于人后。等到其落荒下野，却又唯恐避之不及，只恨自己不能将其置于死地。
        一日，王珪与王安石同侍朝堂，有一只大虱子从安石的襦头爬上胡须，皇上看到后笑而不置，王安石并不知道。退朝后，王珪指告安石，安石命侍从捉去，王珪不肯，说，“不可轻去，辙献一言，以颂虱之功”。“如何？”安石问他。王珪应声作答:“屡游相须，曾经御览”。意思是:那不是一般的虱子，它可是爬过宰相胡须，经过皇帝亲眼观看，是见过大世面的。
        佞人溜须拍马，不择手段，以至舐痔舔痈，王珪借一只寄生虫大做文章，歌功颂德，忸怩作态如此，能不叫人笑落大牙欤？
        元丰三年九月，鉴于朝局混乱，继起无人，严重影响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神宗拟定起复司马光为御史中丞、苏轼为中书舍人。这两个职位多为皇帝亲信，非常显贵。
        得此消息，王珪、蔡确“相顾失色”，
因为心中有鬼，所以十分害怕。于是又心生一计，妄图利用神宗急于收复灵武失地的心理，重燃与西夏的战火，借机转移皇帝的注意力，使其手忙脚乱，从而达到阻止苏轼等人仕进的目的。结果，年轻的神宗因忙于战事，顾此失彼，最终又因战事失败而一病不起，从而把招司马光、苏轼等人入朝的事搁置下来。其阴险毒辣，令人发指。
        元丰四年十月，朝议官员任职名单，谈到著作郎一职，神宗说:“此非苏轼不可。”众人无言。
          元丰五年，议修国史，神宗谕示:“国史大事，可命苏轼主编。”王珪“面有难色”。
        派苏轼修国史，既被王珪阻拦，神宗又降旨起复苏轼以本官知江州。公事送到门下省，身任首相的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珪以为不可，拟改任“承义郎，知江州太平观”。
         宋时，知州是大权在握的地方行政长官，以苏轼的阅历能耐，应该是驾轻就熟，得心应手。而“知太平观”，则是要他养老赋闲。
        对于苏轼的起复任命，王珪先是推，推不掉就拖，一拖再拖，直到“命格不下”。
        当时就有很多人为苏轼打抱不平，人们非常愤慨地说，苏轼的不能承恩复任，全是王珪的“功劳”。
        这时，苏轼被贬后已经在黄州闲居四年。
        时光流逝到元丰七年，也许是神宗等得有点心急，也许是他“已灼知苏轼衷心，实无他肠”，于是不再和王珪等执政宰臣商量，径自以“皇帝手札”的形式，量移苏轼到汝州。
        汝州在河南省中西部，距皇城汴梁约200千米，在哪个山高路远的时代，以一介罪臣，这样处置，已算是一份不错的恩赐。
       “皇帝手札”，或曰手诏，亦是旧日任用官僚的一种方式，大概类似后来的“特任”，除了万不得已或非常恩典，或皇帝决意要办的事，一般不用。一经颁布，臣下只能遵行，不得再议。
        所谓“量移”，意思是“该恩原赦”，还不能看做起复，大概就是“近处安置”。
        同年四月，告下黄州，“特授苏轼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虽然如此，但一切都无多大改变，只是从偏远的黄州移居京畿附近而已。
        这是苏轼重新启用的第一步，以后还有许许多多的路，要他来走。
        元丰八年三月初五，神宗皇帝以三十八岁之英年龙驭上宾，驾崩福宁殿。
        同年五月，人称“女中尧舜”的宣仁太皇太后垂帘摄政，正式颁发朝命，复官苏轼为朝奉郎。
        六月告下，苏轼以朝奉郎起知登州军州事。
        九月，苏轼到登州治所才五天，又接到朝廷新的任命:“以朝奉郎知登州苏轼为礼部郎中”。宛然“五日京兆”。
        元祐元年三月，苏轼以“特诏”，免试为中书舍人。
        宋制，中书舍人不仅是宰相的属官，而且例兼“知制诰”，口含天宪，代拟王言，因此必先考试，然后受命。所以不是等闲的荣宠。
        是年八月，太皇太后再颁恩诏，迁苏轼为“翰林学士、知制诰”。以三品之秩，宣诏入学士院。在昔时，这是儒臣所能得到的至高尊荣。
        苏轼还朝未满一年，扶摇直上，跻身玉堂，为始料所不能及。在宣仁太后是帘眷之隆，在他自己却是踧踖不安。他接连上疏请辞，太后却一再慰留，不准去职。   
        后来，苏轼又数次承恩与太皇太后和哲宗皇帝在便殿诏对。打那以后，他便意识到，此身已非己有，心中不再有丝毫安危祸福的顾虑，一心举念，只想着以一死来报答知遇之恩。此时的苏轼，有如阳春白雪，音高和寡，实际上已经处于非常危险的边缘。
        除了苏轼本人，谁也不会想到，正是这些锦绣灿烂的好意与善行，却在有意无意中播下种种恶因，留待哲宗长成亲政后，在斗筲之徒挑唆撺掇之下，疯狂反攻倒算，使坡老命悬一线，陷于九死一生。
        魏人李康曾经说过，“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
        苏轼寓居黄州定慧院时，曾做《卜算子》一阙，如曰: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回看苏轼一生，实实为盛名所累。他出言率性，刚直不阿，忠贞不渝，不免遭人诋毁、围绕着他，总有一股暗流在涌动，政治上的失败，已然是他的宿命。
        上述这些事情，粗看似乎与王珪无涉，但苏轼一生的命运，其实于他青壮年时遭遇王珪之流妒忌诬陷时业已注定，只是因果的显现，尚需时日。
        王珪与苏轼本是蜀中老乡，地缘亲近且双富文名，理应敦睦友好，风云际会，不料他吃葡萄太多而滋生醋意，只为一己荣乐，在有意无意中干出许多伤天害理的龌龊勾当，损人不利己，引来后世不少骂名。
        王珪等辈为人如此奸诈猥琐，却在官场混得风生水起，以至成为宰相，金紫光禄大夫，岐国公，死后还被追赠太师，猎获无比荣光，说明那里才是适合他们生长的膏腴之地，虽然不免腌腌臜臜，却也如鱼得水，沆瀣一气。
        王珪身后亲眷，青史勒名者，有他的外孙女李清照及其丈夫金石学家赵明诚，当然还有人人唾骂的孙女王氏与她的夫婿佞人秦桧，其中一个是光照千古、众口一词的大词人，一个却是遗臭万年、总也让时间的风雨洗不白的无行政客。
       历史的烟云扑朔迷离如此，实在让人眼花缭乱，匪夷所思。
             2021年10月22日于春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