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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公旨

已有 221 次阅读 2021-10-22 13:07 |系统分类:人文社科

                        三旨相公
                       文/陈兴中
        王珪,字禹玉,四川华阳人,说来还是苏轼的乡党。历仕三朝,一向盘踞翰林院,受知于英宗,掌内外制十五年,朝廷典册,多出其手,自执政至宰相,凡十六年。
         为文好用金玉锦绣字样,时人讥为“至宝丹”,自诩文章独步天下,不料后起的苏轼文名远胜于他,遂以鼠肚鸡肠,心生嫉妒,想方设法,诬陷勾连,欲将其扼杀于摇篮之中,以便独领风骚。
        王珪侧身廊庙一二十年,大权在握,政治上无所作为,是一个尸位素餐、只求保身的庸俗官僚,以撞钟与谄媚为能事,贪图安逸,只图高官厚禄。
       据《宋史·王珪传》记载,王珪上朝奏事时,自称取圣旨;皇帝批答交办时,称领圣旨;待到对下发布命令,则称已得圣旨。以此,为自己赢得一个绰号,人称“三旨相公”。他的为人做事,于此可见一斑。
       典籍曾留下他两则极端的事例。
       乌台诗案初起,王珪即在暗中结交李定、张璪等等一干奸佞之徒,兴风作浪,织成冤狱。待到即将定谳,适逢光献太皇太后病重而大赦天下,李定、舒亶之流因无切实证据而担心苏轼不死,继续网落搜求,妄图陷东坡于大逆不道之死罪,以防备赦免。于是,再用苏轼所写《双桧诗》捏造事端,密谋由右相王珪进见皇帝时以“苏轼于陛下确有不臣之心”为言,挑拨离间,图谋置苏轼于万劫不复之地。
        苏轼通判杭州时,曾结识秀才王复,其家世代业医,小有名声,门前有两棵百年老桧,枝繁叶茂,欣欣向荣。应主人约请,苏轼为之作诗,其中有“根到九泉无曲处,此心惟有蛰龙知”一句。
        听了王珪的话,神宗改容道:“卿何以知之?”
        王珪乘机煽火,立即补充道:“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知于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
        神宗回答说,诗人之词,怎么可以这样评论。他只是咏桧,此事与我何干?
        见皇帝明白通达如此,王珪一时语塞。
        此时,恰好章惇侍奉在侧,接口疏解道:“龙者,非独人君,人臣俱可以言龙也。”
       退朝后,章惇诘问王珪:你这是要灭人家九族吗?
        没想到这个毫无廉耻的无赖小人又嫁祸他人,竟然推诿道:“这是舒亶说的”。
        听罢这话,连章惇这样阴险狠毒之辈都气愤得大声嚷嚷道:“舒亶的口水也可以吃的吗!”
       为此一句话,醇厚善良的苏轼,之后虽屡遭章惇结伙围追堵截庶几至死,却几乎感激他一辈子。
        王安石势盛时,王珪便极力逢迎,只怕落于人后。等到其落荒下野,却又唯恐避之不及,只恨自己不能将其置于死地。
        一日,王珪与王安石同侍朝堂,有一只大虱子从安石的襦头爬上胡须,皇上看到后笑而不置,王安石并不知道。退朝后,王珪指告安石,安石命侍从捉去,王珪不肯,说,“不可轻去,辙献一言,以颂虱之功”。“如何?”安石问他。王珪应声作答:“屡游相须,曾经御览”。意思是:那不是一般的虱子,它可是爬过宰相胡须,经过皇帝亲眼观看,是见过大世面的。
        佞人溜须拍马,不择手段,以至舐痔舔痈,王珪借一只寄生虫大做文章,歌功颂德,忸怩作态如此,能不叫人笑落大牙欤?
        元丰三年九月,鉴于朝局混乱,继起无人,严重影响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神宗拟定起复司马光为御史中丞、苏轼为中书舍人。这两个职位多为皇帝亲信,非常显贵。
        得此消息,王珪、蔡确“相顾失色”,
因为心中有鬼,所以十分害怕。于是又心生一计,妄图利用神宗急于收复灵武失地的心理,重燃与西夏的战火,借机转移皇帝的注意力,使其手忙脚乱,从而达到阻止苏轼等人仕进的目的。结果,年轻的神宗因忙于战事,顾此失彼,最终又因战事失败而一病不起,从而把招司马光、苏轼等人入朝的事搁置下来。其阴险毒辣,令人发指。
        元丰四年十月,朝议官员任职名单,谈到著作郎一职,神宗说:“此非苏轼不可。”众人无言。
          元丰五年,议修国史,神宗谕示:“国史大事,可命苏轼主编。”王珪“面有难色”。
        派苏轼修国史,既被王珪阻拦,神宗又降旨起复苏轼以本官知江州。公事送到门下省,身任首相的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珪以为不可,拟改任“承义郎,知江州太平观”。
         宋时,知州是大权在握的地方行政长官,以苏轼的阅历能耐,应该是驾轻就熟,得心应手。而“知太平观”,则是要他养老赋闲。
        对于苏轼的起复任命,王珪先是推,推不掉就拖,一拖再拖,直到“命格不下”。
        当时就有很多人为苏轼打抱不平,人们非常愤慨地说,苏轼的不能承恩复任,全是王珪的“功劳”。
        这时,苏轼被贬后已经在黄州闲居四年。
        时光流逝到元丰七年,也许是神宗等得有点心急,也许是他“已灼知苏轼衷心,实无他肠”,于是不再和王珪等执政宰臣商量,径自以“皇帝手札”的形式,量移苏轼到汝州。
        汝州在河南省中西部,距皇城汴梁约200千米,在哪个山高路远的时代,以一介罪臣,这样处置,已算是一份不错的恩赐。
       “皇帝手札”,或曰手诏,亦是旧日任用官僚的一种方式,大概类似后来的“特任”,除了万不得已或非常恩典,或皇帝决意要办的事,一般不用。一经颁布,臣下只能遵行,不得再议。
        所谓“量移”,意思是“该恩原赦”,还不能看做起复,大概就是“近处安置”。
        同年四月,告下黄州,“特授苏轼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虽然如此,但一切都无多大改变,只是从偏远的黄州移居京畿附近而已。
        这是苏轼重新启用的第一步,以后还有许许多多的路,要他来走。
        元丰八年三月初五,神宗皇帝以三十八岁之英年龙驭上宾,驾崩福宁殿。
        同年五月,人称“女中尧舜”的宣仁太皇太后垂帘摄政,正式颁发朝命,复官苏轼为朝奉郎。
        六月告下,苏轼以朝奉郎起知登州军州事。
        九月,苏轼到登州治所才五天,又接到朝廷新的任命:“以朝奉郎知登州苏轼为礼部郎中”。宛然“五日京兆”。
        元祐元年三月,苏轼以“特诏”,免试为中书舍人。
        宋制,中书舍人不仅是宰相的属官,而且例兼“知制诰”,口含天宪,代拟王言,因此必先考试,然后受命。所以不是等闲的荣宠。
        是年八月,太皇太后再颁恩诏,迁苏轼为“翰林学士、知制诰”。以三品之秩,宣诏入学士院。在昔时,这是儒臣所能得到的至高尊荣。
        苏轼还朝未满一年,扶摇直上,跻身玉堂,为始料所不能及。在宣仁太后是帘眷之隆,在他自己却是踧踖不安。他接连上疏请辞,太后却一再慰留,不准去职。   
        后来,苏轼又数次承恩与太皇太后和哲宗皇帝在便殿诏对。打那以后,他便意识到,此身已非己有,心中不再有丝毫安危祸福的顾虑,一心举念,只想着以一死来报答知遇之恩。此时的苏轼,有如阳春白雪,音高和寡,实际上已经处于非常危险的边缘。
        除了苏轼本人,谁也不会想到,正是这些锦绣灿烂的好意与善行,却在有意无意中播下种种恶因,留待哲宗长成亲政后,在斗筲之徒挑唆撺掇之下,疯狂反攻倒算,使坡老命悬一线,陷于九死一生。
        魏人李康曾经说过,“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
        苏轼寓居黄州定慧院时,曾做《卜算子》一阙,如曰: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回看苏轼一生,实实为盛名所累。他出言率性,刚直不阿,忠贞不渝,不免遭人诋毁、围绕着他,总有一股暗流在涌动,政治上的失败,已然是他的宿命。
        上述这些事情,粗看似乎与王珪无涉,但苏轼一生的命运,其实于他青壮年时遭遇王珪之流妒忌诬陷时业已注定,只是因果的显现,尚需时日。
        王珪与苏轼本是蜀中老乡,地缘亲近且双富文名,理应敦睦友好,风云际会,不料他吃葡萄太多而滋生醋意,只为一己荣乐,在有意无意中干出许多伤天害理的龌龊勾当,损人不利己,引来后世不少骂名。
        王珪等辈为人如此奸诈猥琐,却在官场混得风生水起,以至成为宰相,金紫光禄大夫,岐国公,死后还被追赠太师,猎获无比荣光,说明那里才是适合他们生长的膏腴之地,虽然不免腌腌臜臜,却也如鱼得水,沆瀣一气。
        王珪身后亲眷,青史勒名者,有他的外孙女李清照及其丈夫金石学家赵明诚,当然还有人人唾骂的孙女王氏与她的夫婿佞人秦桧,其中一个是光照千古、众口一词的大词人,一个却是遗臭万年、总也让时间的风雨洗不白的无行政客。
       历史的烟云扑朔迷离如此,实在让人眼花缭乱,匪夷所思。
             2021年10月22日于春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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