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告别“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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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这次会议是我的告别。从1995年开始，20年的理事结束了，原以为会有一份“荣誉理事”证书（16年前离开湖北的时候还跟我寄来一份），工作人员找了许久没有看到，后来我才知道，并非所有退出者都能够享受。20年来，许多同道都在进步，自己的“小萝卜头”地位却却不升反降，一步步坠落。这些年一直在退，青年工作委员会、编辑工作委员会、省里的理事、三级中西医结合肝病的委员和副主委、中医肝胆病的委员等等，下半年还有中西医结合传染病的副主委。年轻人在追求，老年人就得让位，虽然比一般人早一点，但地球离了谁还是继续转。记得1990年被聘为《医学与哲学》杂志的编委，35岁的我抱着那个刊登编委会名单的封底，好像怎么也看不够似的。
一个人来到世上，从一无所有开始，到一无所有终止。年轻的时候都在为着“利益最大化”而努力，到后来，又不得不一点点告别那些得到的一切。不过，大人物有大人物的得失，小萝卜头有小萝卜头的得失，我现在的告别方式是：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二、
在“‘301’不再神秘”的博文里，有两位老师留言：“结合出啥名堂了？”我回复是：“（伟人）虽然创造了一个新中国，但是难以创造一个新医学”；“值得反思，需要反思”。
在这次会议上，对于“中西医结合”的理解，第六届荣誉会长陈可冀院士的意见是“临床上的优势互补”；第七届荣誉会长陈凯先院士认为目前是“中西医结合的初级阶段”；第七届会长陈香梅院士“大方向完全正确，值得努力奋斗”；陈竺院士强调“我们应该有信心，通过努力在我国建立一个融合东西方医学优势的现代医学体系”。我相信，在这样的场合说这样的话，是毫无疑问的“政治正确”，那么，对于各自的解读又是如何？
陈可冀老会长今年85岁，他一生的事业与整个命运都跟“中西医结合”绑在了一起，其中的酸甜苦辣肯定比别人体味的更多一些、更深一层。我相信，在老会长那里，当年那个要遵循领袖意志创造新医学的远大目标已经渐行渐远，越来越淡化，因为科学发展有它内在的规律性，并不以人的浪漫情怀和民族意志而转移。后来的两个会长，一位是药物化学家，一位是临床肾病专家，可能更多的是履行一种职责，他们对“中西医结合”本来就考虑的不多、不深，更谈不上反思。我曾经说过，“陈竺式阐明”既不能发展中医学，也不能提高疗效，虽然是“中医现代化”（实际上是中西医结合的高级阶段）的主要内容，但可能存在严重的方向性误导，类似于一种“贴标签”的做法。
遗憾的是伯礼院士，他作为学会挂靠单位“中医科学院”的法人发言。表示自己一直深爱中西医结合事业，从曾经的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干起，后来又连续做了两届副会长，虽然这次退出学会，但仍然会自始至终地支持学会的工作。赢得了下面的比较热烈的掌声。本来，无论是工作经历、工作范围、所处位置，还是对中西医结合工作的总体把握方面，他都是学会会长的最佳人选，但似乎这几届会长注定要姓陈似的，硬是神使鬼差地与他擦肩而过。倒是人事方面的另一个看点，凯先院士作为名誉会长继续担任常务理事，似乎在某些方面是不大不小的突破。我想，这些或多或少地与陈竺院士有一些关系吧，因为作为中华医学会的现任会长的他，也是深爱中西医结合事业的。
三、
会议期间，碰到北京中医药大学循证医学中心的刘建平教授，他正在做“中西医结合”类似概念的标准化研究，因为“结合医学”、“补充医学”、“替代医学”、“传统医学”、“非主流医学”等等交叉重叠，常常使人产生误解。我提到自己的观点供他参考：
医学模式包括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传统医学五花八门，现代医学却独一无二。中医学、印度医学、古希腊医学、古埃及医学、巴比伦医学和非洲传统医学，都属于传统医学，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最大的差异表现在客观的求实精神上。传统医学对于医学理论的态度是，只要找到一种生理、病理和药理的理解就行，不论你采取什么样的说法；现代医学强调的是主客观的一致性，即那种理论解说是否客观真实？是否具备可检验性以及能否证实或证伪？于是确立了严格的检验标准。因为它追求的是不断地接近真理因而必须不断地修正错误，而传统医学一经问世就千古不移，因为它的概念、原理本来就不具备可检验性，因而你也没有办法去检验它，以至于证实或证伪它。
当然，在现代的医疗卫生保健上，现代医学还远远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满足所有的需求。因此传统医学作为“替代医学”和“非主流医学”还会长期存在，至于它的“现代化”研究成果也只能以融于现代医学体系之中为标志，再创造一种“新医学”、“新药学”的想法就可能变成超越现实的理想主义，努力越大，失望越大。
四、
15年前，上海中医药杂志（1999年第5期）发表了上海医科大学华山医院蔡定芳教授的文章“变亦变，不变亦变——论中医学发展大势”，一时引起轩然大波，批评者络绎不绝。因为蔡是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理事，也是温病学专业的博士，而且符合中西医结合的观念，当时总会组织大家撰文支持。本来，搞了多年的中西医学比较，我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一点发言权。但是，对于中医学究竟“怎么变”一直没有找到清晰的思路（今天依然如此），迟迟没有出手相助。
的确，当时的“中西医结合事业”受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基础理论研究虽然尝试很多，但大多数是有花无果，或者牵强附会；临床研究往往从设计到实施，并不符合现代研究规范，得出的结论很难重复，虽然创新性十足，但严谨性不够。鉴于此，复古主义重新复苏，“纯中医”浪潮风尘直上，蔡定芳教授的文章正是针对这样的场景而发。但我想，如果你自己并没有找到可靠的发展路径，你拿什么去说服别人？
按照今天的个人理解，传统医学的出路可能有以下三点：一是按照替代医学的思路，完全遵循传统的理法方药原则应对现代医学无法解决的难题；二是按照青蒿素、三氧化二砷的思路，挖掘传统医药宝库，丰富现代医学内容；三是采用现代医学诊断，针对疾病的某一阶段，以弥补现代诊疗过程中的薄弱环节。
的确，“中西医结合”与“中医现代化”、“创造新医学”本身就是一种观念的不同表述，半个多世纪的艰辛努力以及今天所取得的成果表明，这条道路是否意味着设计上的缺陷、实施上的盲动，甚至包括概念上的模糊，以及理念上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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