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乡随州，流传着一个延续了两千多年的谜。史书上说，这里曾经有一个强大的“随国”，是“汉东诸国”中最大的一个。可是考古学家挖出来的，却是一个叫“曾国”的诸侯国，从1978年震惊世界的曾侯乙墓，到后来叶家山、郭家庙、文峰塔、枣树林等一系列考古发现，出土的青铜器上密密麻麻刻着的，全是“曾侯”“曾侯谏”“曾侯乙”之类的铭文。史书记载的和地下挖出来的，说的似乎是同一个地方，却用了两个不同的名字。这就是困扰学界近四十年的“曾随之谜”。

而随着考古铲一铲一铲地深入，不仅这个谜题有了答案，一个在传世文献中几乎失落的古国的完整面貌，也渐渐从地下浮现出来。

1  一个不见于史书的古国

在传世文献中，几乎找不到关于“曾国”的任何记载。1978年之前，没有人知道历史上还有一个叫“曾国”的诸侯国。那年夏天，湖北随州擂鼓墩的一座战国大墓被发掘，出土了包括曾侯乙编钟在内的15000多件文物。编钟上反复出现“曾侯乙作持”等铭文，墓主人被确认为一位名叫“乙”的曾国国君。

这是一个规模惊人、礼乐高度发达的诸侯国，其国君墓葬的奢华程度，丝毫不亚于中原任何一个大国。但奇怪的是，如此显赫的一个国家，为何在史书中毫无踪影？

更大的谜团还在后面。史书《左传》中明确记载，在湖北随州一带有一个强大的“随国”，是周王朝在汉水东面的重要屏障。文献里的“随国”和考古挖出来的“曾国”，地理范围几乎完全重合，但名字却对不上。同一个地方，为什么会有两个名字？

2  西周早期：受命南土的“左右文武”

2011年，随州叶家山发现了一处西周早期的曾国墓地，出土了大量带铭文的青铜器，铭文总字数达400字。其中65号墓出土的青铜鼎上刻有“曾侯谏作宝彝”，表明墓主人是一位名叫“谏”的曾侯。这座墓比曾侯乙墓早了500多年。

叶家山墓地的发现，把曾国的历史一下子推到了西周早期。更重要的是，2009年随州文峰塔曾侯與墓出土的一套编钟上，铸有169字的长篇铭文。铭文追述了曾国受封的经过：

“伯适上庸，左右文武。达殷之命，抚定天下，王遣命南公，营宅汭土，君庇淮夷，临有江夏。”

铭文中的“伯适”即南宫适（括），是周文王、周武王的得力大臣。他因为辅佐文王、武王伐灭殷商有功，被周王室分封到南方江汉地区。用《曾国历史与文化——从“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曾国考古发现与研究》《穆穆曾侯——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等著作的作者方勤（现任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的话说，曾国历史的第一阶段就是“左右文武”，辅佐周王朝经营南方。

这个分封安排不是随意的。曾国所在的“随枣走廊”，是连接中原与长江中游的交通要道。周王朝把姬姓宗亲封在这里，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管控南方的铜、锡战略资源。曾国青铜器铭文中反复出现“金道锡行”四个字。“金”指铜，“锡”指锡，铜和锡是铸造青铜的两种核心原料。“金道锡行”就是铜锡运输之路。曾国受命于周王朝，承担着控制、运输、管理南方铜锡资源的职责。

京山苏家垄的考古发现印证了这一点。2016年至2017年，苏家垄墓地出土的曾伯桼墓青铜器上发现了“金道锡行”铭文。墓主人“曾伯桼”正是受命于周王朝管理这条青铜原料运输通道的曾国最高统治者。苏家垄还发现了与墓地同期的大规模冶铜遗存，曾国不仅是运输通道的管理者，本身也是青铜生产的重要参与者。方勤指出，苏家垄堪称“中国青铜文明的核心”。

3  东西之间的谜：曾国与商代“曾”国的关系

叶家山墓地的考古发现还带来了另一个有趣的线索。西周早期的曾国墓葬中，呈现出浓厚的商文化色彩：部分墓葬为东西向、墓主头朝东，高规格墓葬还设有腰坑并殉狗，这些都是典型的商人葬俗。出土的青铜器带有鲜明的殷墟风格，器物上还有商代特色的族氏铭文。

这让人联想到殷墟甲骨卜辞中的记载。甲骨文中多次出现一个叫“曾”的方国——商王曾命令曾国军队参与征伐，也曾将军队驻扎在曾国。这说明商代确实存在一个名为“曾”的方国。

那么，西周姬姓曾国和殷商甲骨文中的“曾”国，是什么关系？

学术界对此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认为西周曾国就是对商代“曾”国故地的政治继承，周武王将自己的宗亲封到“曾”地，接管了这个国家，实现了族姓的更替。另一种则认为两者并非同一个政治实体，西周曾国是周王室新封的姬姓诸侯国，但在分封过程中吸纳了大量当地的殷商遗民，因此文化中呈现出的“殷商遗风”是族群融合的结果，而非政治上的延续。两种观点各有依据，尚无定论。但无论如何，曾国文化中浓重的商文化色彩表明，这个姬姓诸侯国从一开始就不是孤悬于南土的周文化孤岛，而是一个融合了周、商、当地土著等多重文化元素的复杂体。

4  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穆穆曾侯

从叶家山往西，在枣阳郭家庙，另一处曾国墓地揭示了曾国历史的中段。郭家庙墓地是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曾国公墓，分布在两个相对独立的山岗上，北岗为郭家庙墓区，南岗为曹门湾墓区，总面积达120万平方米以上。2002年和2014年的发掘，共清理墓葬近60座，其中包括曹门湾M1和郭家庙M21两座国君级墓葬。出土铭文中有“曾侯”“曾侯絴白”“曾伯陭”等字样。

郭家庙出土的一件曾伯陭青铜钺上，铭文写道：“曾伯陭铸戚钺，用为民刑，非歷殹刑，用为民政。”大意是：曾国的国君陭制作了这件钺，用来治理百姓，但它的作用不是杀人，而是晓谕刑律、推行政教。这是首次以考古实物证实了钺作为刑律象征的功能。

曹门湾30号墓还出土了一套青铜编钟，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数量最多、音乐性能成熟的编钮钟，完整呈现了“徵、羽、宫、商、角”五正声，这是后来曾侯乙编钟的音乐先声。方勤与吴宏堂主编的《穆穆曾侯——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一书，正是以“穆穆曾侯”命名。“穆穆”二字出自《诗经》，形容仪容庄敬、德行美好，这大概就是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曾侯的形象：一个恪守周礼、治国有方的南方诸侯。

5  春秋中期：从“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

2018年，随州枣树林墓地又有了重大发现。这片墓地清理出五座“甲”字形大墓、大量中小型墓以及多座马坑和车坑。三组大墓的墓主经青铜器铭文确认，分别是曾公求及夫人渔、曾侯宝及夫人芈加、曾侯得，三位春秋中期的曾国国君及其夫人。

曾侯宝夫人芈加墓（编号M169）出土了一套19件编钟，比曾侯乙编钟早约200年。同墓出土的一件铜鼎上刻有铭文：“楚王媵随仲芈加”。意思很直白：楚王将女儿芈加嫁到“随”国。而这座墓本身是“曾”侯夫人的墓——芈加嫁给的“随国”，就是她丈夫所在的“曾国”。“曾随之谜”由此尘埃落定。

楚国称曾为“随”，而曾国自称“曾”，“一国二名”。为什么楚国要用“随”来称呼这个国家？目前尚无定论，但芈加墓的发现以最直接的方式证实了曾、随本为一国。

更值得关注的是芈加编钟上的铭文。铭文开篇写道：“余文王之孙，穆之元子，之邦于曾。”这直接点明了曾国国君是周文王的后代。另一段铭文写道：“帅禹之堵”“以长辝夏”，这是经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春秋青铜器上，首次见到关于“禹”和“夏”的文字记录。北京大学李伯谦教授认为，这让我们对夏的认知又往前走了一步；中国社科院刘庆柱先生指出，这实证了当时在国家文化层面，周人对“禹”“夏”的认同。

枣树林墓地的青铜礼乐器上共发现铭文近六千字，是迄今出土数量最多的一批春秋金文资料。这些铭文不仅记录了曾国的世系，也折射出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春秋中期，楚国崛起，曾经作为周王朝南方屏障的曾国，开始转向臣服于楚。方勤将曾国的第二阶段概括为“左右楚王”。文峰塔曾侯與编钟上的“左右楚王”铭文，正是这一历史转向的写照。

6  战国时期：最后的辉煌与余晖

曾侯乙墓是曾国留给世人最惊艳的遗产。1978年出土的曾侯乙编钟，由65件青铜钟组成，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出土青铜编钟。全套编钟音域跨五个半八度，十二半音齐备，可以演奏现代音乐。墓中出土的尊盘，在所有传世和出土的青铜器中最为精美；出土的二十八星宿图是世界上最早的同类天文图。

然而，这份辉煌中已经透露出曾国命运的走向。曾侯乙编钟最大的一件镈钟上，刻着楚惠王赠送的铭文：“唯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熊章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阳，其永持用享。”一位楚王为曾国国君铸造宗庙礼器，这不仅显示了曾楚关系的密切，也暗示了曾国在楚国体系中的从属地位。

从西周早期受封南土“左右文武”，到春秋中期转向臣服楚国“左右楚王”，再到战国时期成为楚国的附庸，曾国延续了约700年。方勤还论证了战国中晚期之际曾国随楚国东迁的观点，这个曾经雄踞随枣走廊的姬姓诸侯国，最终在历史的洪流中融入了楚文化的版图。

6  一部被地下文物“写”出来的历史

从叶家山到郭家庙，从苏家垄到枣树林，从文峰塔到擂鼓墩，曾国的历史，几乎完全是被考古铲“挖”出来的。方勤在《曾国历史与文化——从“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一书中，将这些考古发现系统梳理，把曾国历史分为西周早期、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三个阶段。他主编的《曾国考古发现与研究》汇集了叶家山、文峰塔、郭家庙、苏家垄等遗存的重要考古成果；《穆穆曾侯——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则以图录形式呈现了郭家庙墓地的全景。

一个在传世文献中完全没有记载的古国，就这样被一件件青铜器、一段段铭文、一座座墓葬重新拼合出来。从受命南土的“左右文武”，到臣服楚国的“左右楚王”；从管理“金道锡行”的战略使命，到创造“华夏正声”的音乐体系——曾国的700年历程，是周代分封制度在南方的缩影，也是周楚之间力量消长的见证。

“曾随之谜”的破解告诉我们：有时候，地下的证据比地上的文字更可靠。而曾国故事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几乎所有的章节，都是考古学家一铲一铲从土里挖出来、一个字一个字从青铜器上释读出来的。这是一部真正的“地下挖出来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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