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春，裕民兄寄来他的新著《走出巫术丛林的中医》，嘱我写一书评。那时我们刚合力完成《差异、困惑与选择——中西医比较研究》，他又马不停蹄地独自推出这部36万余字的个人专著。书我在灯下划满了道道杠杠，却终究未能完成那篇书评。一是因为能力有限，二是当时手头事情不少（正是我的一个学术转型期）。直到三十年后，我为打发退休时光而重续旧缘，回到医学史与医学哲学领域翻检旧册，才真正坐下来细读此书，并重读他当年发表在《医学与哲学》上的那篇写后随笔——《关于中医与巫文化关系的断想》。歉疚之余，更觉得有些话，是时候说出来了。

裕民兄这部书的价值，首先不在结论，而在方法。他不是站在中医之内为中医辩护，也不是站在现代科学之外对中医指手画脚，而是试图从文化人类学和知识发生学的角度，弄清中医学诸多观念、理论、技术“从哪里来”“怎样形成”“为何如此”。这种追问，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医界，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他要触碰的，是一个许多人避之不及的话题——中医与巫术的关系。

他在断想中说得明白：巫术不是孤立的一两样把戏，而是一个完整的文化形态，包括观念体系、知识操作（巫技）和作为认知基础的思维机制。而中医学恰恰是从这片“巫术丛林”中走出来的。它走出去的过程，至今尚未彻底完成，“很多层面仍留有深浅不一的胎记”。这个判断在当时是石破天惊的。如今读来，却仍觉掷地有声。

我特别看重他关于“分层”的论述。裕民兄没有像某些激进者那样，将中医整体斥为巫术残余；也没有像某些卫道者那样，否认中医与巫术有任何瓜葛。他提出，中医学至少可以区分出主导观念、重要理论、具体知识和操作技术几个层面，它们分别与巫术观念、巫术知识和巫技操作相呼应，受后者的影响深浅不一。秦汉时期，中医在主要理论认识上已基本告别巫术，确立了理性医学的体系；但在操作层面，与巫技的关系一直“暧昧”，至今仍可辨出踪迹；而在指导观念层面，原先的烙印虽日趋淡出，但寻根刨底时仍能发现联系。

这一分层眼光极为重要。它避免了“要么全是科学，要么全是迷信”的粗暴二分，也为评价中医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分析框架。不同层面的内容，本来就应该用不同的尺度来衡量：观念讲究合理、深刻，理论知识须考虑科学性与真实性，操作技术则以有效、经济、方便为标准。裕民兄说：“不能囫囵而论，更不应混淆几者。”这句话，对今日中医界诸多无谓争论，仍有警醒意义。许多人争执“中医科不科学”，往往是把操作技术层面的有效性、理论层面的真实性和观念层面的合理性搅作一团，结果谁也无法说服谁。

裕民兄这本书最深刻的地方，在于他把问题引向了“思维机制”层面。他援引文化人类学和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指出主导中医学的思维认知方法——心法、援物比类、司外揣内、内景返观等等——带有浓厚的原始思维和巫术思维特点。这些方法与现代科学理性并非水火不容，而是“人类认知活动中平行并列、可以互补的两类方式”。但与此同时，他又毫不含糊地指出，这些传统思维方法“在严谨性、逻辑性等方面存在着众多欠缺或疏漏”，必须“克服原有的主导性的思维认知方法之缺憾，并充分借鉴利用现代理性思维”。

这正是我重读此书时最受触动之处。裕民兄并非要全盘否定传统思维，他的批判是有保留的。他承认援物比类等方法在特定历史阶段曾帮助古人建立起一套可供操作的诊疗规则，甚至在今天仍能启发某些整体性、动态性的思考。但他拒绝把这种思维神秘化、神圣化，拒绝将“取象比类”拔高为某种超越科学逻辑的“东方智慧”。这一点，在当下中医界弥漫着的“悟性崇拜”和“经典万能论”中，显得尤为珍贵。这也让我联想到近年关于中医概念歧义性的讨论：前科学时代的知识生产，没有形式逻辑的约束，没有受控实验的检验，概念天然地会漂移、多义、边界模糊。裕民兄所批评的巫术思维残留，正是这种歧义性的深层根源之一。

裕民兄在断想第十五条中说：“对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包括仍然存在的事物或文化现象，用简单的是非好坏两分法作出价值评判，并非总是有效、合理和明智的。”他反对把巫术看作统治者炮制出来蒙骗百姓的把戏，认为巫术是人类文明演进中的一种必然现象，“有其历史的、逻辑的必然性”。这种历史主义的态度，使得他的批判不同于简单的否定，而是一种“理解的批判”。他既看到巫术文化的荒谬，也承认其中有合理的成分，“荒谬的观念和有效的做法，或错误的解释与宝贵的经验是掺杂在一起的”。这句话，我以为可以概括他处理中医遗产的基本立场：不因观念荒谬而否定经验有效，也不因经验有效而拒绝清理观念。

但裕民兄没有止步于历史主义的宽容。他清醒地指出，时至今日，中医理论中“另有一些理论观念的合理性、先进性已荡然无存；有的甚至成为中医学家探究活动的路障，制约中医学发展的羁绊”。因此，他提出一个在当时相当激进的主张：对原有理论体系进行“解构”，分别作出诠释和评价，然后“结合现代有关研究，进行理论重建工作”。这意味着，中医不能永远靠“注经”过日子，必须有一次真正的理论重构。这一主张，放在今天依然艰难，但方向大致不错。或许进入科学体系，经验有效会“更上一层楼”。

断想第十四条有一段话说得极好。他认为中医学与西医学相较，既有“时相上的差距”，也有“空间上的异质”。时相上的差距使它表现出落后性，空间上的异质则赋予它某些特点和优势，与西医学“有某种互补性，某些方面甚至昭示着未来医学发展的趋向”。因而，既不能因时相落后就简单否定，也不能因空间异质就盲目自大。重要的是“理论体系的解构与重建，并建立理论与临床的循环加速机制，促使其脱胎换骨”。这个“脱胎换骨”四字，我至今读来，仍觉振聋发聩。

裕民兄最后提出的“医学文化学”研讨，尤具前瞻性。他说：“医学不仅仅是一门智力意义上的科学或操作意义上的经验、技术，她同时也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传统。”这一判断，实际上为中医研究指明了一条超越“科学与否”二元对立的路径。中医的问题，必须放进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巫史文化”的大背景中去考察，必须借助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认知科学等多学科的工具，才能真正说清。

作为当年欠下一篇书评的旧友，今天重读裕民兄的这部著作，我最大的感触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他以一己之力碰触中医理论的“禁忌”，以“巫术”为切口，试图为中医的现代转型寻找一条理性化的道路。这条路至今尚未走通，甚至在某些时候被重新笼罩在神秘化的雾霭中。但他的努力不应被遗忘。因为他在一片颂歌与咒骂交织的喧嚷中，发出了一个清醒的声音：中医要走向未来，必须敢于正视自己的过去，包括那些与巫术纠缠不清的过去。唯有走出巫术丛林，中医学才可能真正进入现代理性的开阔地带。

今日重读，既是还一笔旧账，也是向一种学术勇气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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