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看到高晓松介绍东湖的视频，似乎对其生态治理的内容没有说透。因为我在武汉生活了20多年，又与水生所的刘建康院士有一些间接的联系，1997年看过那里的白鳍豚“淇淇”（2002年死亡，是人们所知的最后一头白鳍豚）。就与deepseek合作，写了这篇“科普”。

武汉东湖是中国最大的城中湖。三十年前，它是另外一副模样。蓝藻泛滥时，湖面浮着厚厚一层绿膜，散发着刺鼻的臭味；湖水浑浊不堪，死鱼漂浮在岸边。它病了，而且病得不轻。

但今天的东湖，阳光透过清澈的湖水直射湖底，一片片“水下森林”随波摇曳，鱼群穿行其间，野鸭追逐嬉水。东湖绿道如同一串“绿色项链”，把山、水、园、林、城串联起来，成了市民和游客心中的“城市生态客厅”。这满湖的碧水，是从深重的危机里长出来的。

爷爷说他年轻的时候，东湖是可以直接跳下去游泳的。

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事。他刚从黄陂乡下进城，在水果湖一带做泥瓦匠。夏天的傍晚，收了工，和几个工友一路小跑到湖边，衣服一脱，扑通扑通就往水里跳。水是清的，看得见底下的水草和石子。渴了，捧起来就能喝，有一丝丝甜。

“那时候的东湖，像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姑娘，干干净净的。”爷爷总这么说。

可这个“乡下姑娘”，后来被糟蹋了。

我第一次见到东湖，已经是八十年代末。学校春游，坐着一辆摇摇晃晃的大客车，从汉口一路颠到磨山。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这么大的一片水——果然比中山公园的湖大得多。可水是浑的，靠近岸边的地方漂着泡沫和塑料袋。老师说，别玩水，脏。

“脏”在哪里？只记得那天风很大，吹过来的风里有一股说不上来的气味，不像鱼腥，也不像泥土，是一种闷闷的、让人不太舒服的味道。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股味道，叫蓝藻。

东湖真正病入膏肓，是在九十年代。

城市像发了疯一样往湖边挤。珞珈山那边盖房子，水果湖那边也盖房子。一栋栋楼房立起来了，一根根排污管也伸进了湖里。那时候没人觉得有什么不对——水嘛，流走了就干净了。可东湖不是长江，它是个“死水潭子”，水流不出去，脏东西全攒在自个儿家里。

到九十年代末，湖里的水生植被从百分之七十跌到了可怜的百分之三。百分之三是什么概念？就是差不多秃了。蓝藻一到夏天就发疯，湖面糊上一层绿油漆，太阳一晒，臭气熏天。湖边的人家不敢开窗，走过湖边要捂鼻子。

有人说，那时候的东湖，像个得了绝症的病人，躺在床上等死。

可武汉人舍不得它。

这个城市里，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段关于东湖的记忆。有人在那里谈过恋爱，有人在那里学会了游泳，有人在湖边第一次放了风筝，有人推着轮椅上的老人看过荷花。东湖不只是一片水，它是这个城市的心。

心坏了，得救。

二〇一〇年，一个叫柯志强的年轻人，做了一件笨事。

他不坐在办公室里写报告，而是带着一群志愿者，沿着东湖的湖岸线，一步一步地走。一百多公里的岸线，他们走了好几个月。每看到一个排水口，就停下来拍照、记录、编号。他们找到了整整一百多个排污口，然后把这张手绘的“排口地图”亲手交到了市政府。

这张地图，画得不算漂亮，歪歪扭扭的，可它像一把刀，把问题血淋淋地剖开了。领导看了，沉默了很久，说：治湖，先治岸。治岸，先治污。

从那以后，沿湖的排污口一个一个被堵上了。那些年，武汉人咬着牙，花了上百亿，建污水管网、建处理厂。光是一条大东湖深隧，就修了好几年，在地下三十米的地方穿城而过，把东湖周边的污水全部送去远郊处理。

这是一场看不见的战争。战场在地下，在管道里，在无数个深夜里工程师们亮着的台灯下。

岸上的问题解决了，可湖里的病还没好。

蓝藻还在。每年夏天，它像幽灵一样准时出现。

其实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东湖的蓝藻曾经莫名其妙地消失过，而且一消失就是十五年。这个谜，直到九十年代才被一位叫谢平的科学家揭开。

谢平是湖北洪湖人，在日本筑波大学拿了博士，回国后没有留在北京上海，而是直奔武汉，拜入中国淡水生态学奠基人刘建康院士门下做博士后。刘先生那时已年过七旬，一辈子都在跟东湖打交道。早在七十年代，他就带着人在东湖搞渔业高产试验，把鱼产量从不到十万斤提到了六十多万斤；他还编过一本叫《长江鱼类》的大书，后来给葛洲坝、三峡工程帮了大忙。老先生一辈子最得意的事，就是教会年轻人怎么独立思考。

谢平跟着刘建康，一头扎进了东湖。

他们发现，蓝藻消失的秘密，就藏在家家户户饭桌上最常见的两种鱼里——鲢鱼和鳙鱼。这两种鱼，是“水里的清道夫”。它们不停地喝水、滤食，把水里飘浮的蓝藻一口一口吞进肚子里。蓝藻被吃掉了，水自然就清了。

师徒二人联名发表了论文，提出了一套叫做“非经典生物操纵”的理论。名字很拗口，但做法很朴素：往湖里多放鲢鱼和鳙鱼，让它们去对付蓝藻。这个发现，克服了欧美流行理论根本管不住蓝藻的毛病，让中国湖泊治理走了一条自己的路。

二〇二一年，东湖再次爆发大规模蓝藻水华，主湖区一度近九成被蓝藻覆盖。谢平的团队又一次站了出来。他们紧急往湖里投放了几万斤鲢鳙，同时派出加压控藻船和无人机日夜监控。那年夏天，武汉人揪着心过完了。到了秋天，水华终于退去了。

从那以后，东湖再也没有爆发过大面积蓝藻。

可是，光吃蓝藻还不够。东湖需要的，是一整个健康的生态系统。

中国科学院水生所的另一位科学家张义，带着团队在湖底种起了草。他们选择了苦草、黑藻这些本土的水草品种，一株一株地种下去。开始的时候，水草活不下来，种一片死一片。他们不放弃，调整水深、改善底泥、控制鱼类的密度。慢慢地，草活了下来，一片、两片、三片……如今，东湖湖底已经有了三百多万平方米的“水下森林”。

水草长起来，水就活了。小鱼小虾有了藏身的地方，螺蛳蚌壳回来了，水鸟也跟着来了。站在湖边往水里看，阳光透下去，水草摇曳，鱼群穿行，像一座水下的城市。

人们说，东湖终于从“藻型浊水”变回了“草型清水”。

二〇一七年，东湖绿道贯通了。一百多公里的绿道，把磨山、听涛、落雁、吹笛几个景区串在一起，像一条绿色的项链。

我陪爷爷去过一次。

他那时候已经八十多了，坐在轮椅上，我推着他走。他东张西望，像个刚进城的孩子。走到一处开阔的水面，他忽然让我停下来，盯着湖水看了很久。

“比我们那时候还清。”他说。

我以为他要感慨什么，他却沉默了好一阵，最后只说了一句：“好。好。”

那天我们在绿道上走了很远。夕阳把湖面染成了金红色，远处有人在划船，有人在拍婚纱照，有个小女孩蹲在岸边，拿一根小树枝逗水里的鱼。

爷爷忽然笑了。

他说：“小时候，我就是这么逗鱼的。”

回去的路上，他靠轮椅的靠背上睡着了。夕阳落在他的白头发上，亮晶晶的。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当年治理东湖，有好几年，每到冬天，他们会在湖里搞“大捕捞”——把一部分大鱼捞上来卖掉。有人不理解，说好不容易养大的鱼，捞走干什么？

其实这是科学。鱼太多了，会吃掉水草，搅混底泥。捞走一部分，剩下的鱼吃得饱、长得好，水草也能喘口气。卖掉鱼的钱，又投进湖里，买鱼苗、种草。这是一条“以渔养水、以水养渔”的路子。

水养活了鱼，鱼养活了人，人又养活了水。

东湖就是这么活过来的。

如今，东湖每年要接待上千万游客。它不再只是一片水，它成了武汉的客厅，成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张名片。

可在我心里，东湖还有一个更朴素的意义。

它证明了：一个城市做错了事，是能够改正的。一片被伤害的水，是可以治愈的。那些曾经失去的美好，是可以找回来的——只要你愿意花时间、花力气，愿意相信科学，愿意低下头，听湖水的呼吸。

爷爷去年走了。

走之前，他还念叨着东湖：“等开春了，推我去看看。”

那个春天他没能等到。但我去了。我推着空轮椅，沿着绿道走了一遍。湖水还是那么清，阳光还是那么好，远处有人在笑，有孩子在跑。

我在那把空轮椅前站了很久，然后弯腰，捧了一捧湖水。

是凉的。

是清的。

爷爷，东湖还在。你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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