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从“东亚病夫”到健康大国：我国国民健康的历史性跨越

“东亚病夫”曾是旧中国屈辱的代名词。在西方列强眼中，积贫积弱的中国不仅国力衰微，国民的身体素质更是不堪一击。这并非单纯的污名化——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的健康状况确实处于世界最差之列，传染病横行、新生儿夭折成灾、产妇分娩如过“鬼门关”，人均预期寿命仅有35岁。

然而，短短七十余年间，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发生了一场静默而深刻的健康革命。到2023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跃升至78.6岁，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5.1/10万，婴儿死亡率降至4.5‰，居民主要健康指标已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10。在这场历史性跨越中，现代医学的引进、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医疗技术的普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本文将从新生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传染病控制、人均预期寿命及医疗卫生体系建设等多个维度，系统回顾现代医学引入后中国人健康水平的提升历程，呈现一幅从“生存”到“健康繁荣”的壮阔图景。

2.1  旧中国的健康困境：脆弱的生命起点

（1）被死亡阴影笼罩的生命

在1949年之前的中国，死亡是一种高度日常化的社会现象。由于战乱频仍、经济落后、卫生条件恶劣、现代医学极度匮乏，国民的生命周期呈现出“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典型前工业化特征。

婴幼儿死亡率之高，在今天看来触目惊心。解放前我国婴儿死亡资料虽不完整，但已有调查显示，城市婴儿死亡率约为150‰，农村在200‰左右，边远及少数民族地区更高。有文献报道1949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高达200‰，这意味着每五个新生儿中就有一个活不过周岁。新生儿的处境更为脆弱——1949年前的新生儿死亡率约为58‰。

产妇的分娩之路则犹如“闯鬼门关”。当时我国孕产妇死亡率高达1500/10万，这一数字令人震惊，意味着每一千次分娩中就有约15位母亲失去生命。在广袤的农村地区，绝大多数产妇在家中由缺乏医学知识的接生婆接生，产褥感染、大出血等并发症几乎是“无解”的致死原因。

（2）瘟疫横行与人均寿命的国际落差

在传染病方面，旧中国堪称“瘟疫之国”。1900年至1949年的50年间，鼠疫在全国累计发病115.6万人，病死率高达89.0%；天花“月月出现，年年流行，数年大流行一次”，1933年至1944年间共有天花病人38万例，每年死亡数以万计；血吸虫病波及12个省，患者达1000多万人，受威胁人口超过1亿；肺结核患病率高达4%，死亡率250/10万。疟疾每年患病人数高达3000万，病死率约为1%。霍乱频繁爆发，仅在上海一地就爆发了12次。普通民众中流传着“生儿只算生一半，出了天花才算全”的悲凉谚语。

在如此严酷的健康环境下，中国人的人均预期寿命仅有35岁，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医疗卫生资源极其匮乏——1949年，全国只有2600所医院、8万张病床，卫生技术人员仅50余万人，其中大学毕业的高级技术人员不足4万人。85%以上的人口是农民，但农村的医疗服务几乎是一片空白。仅在河北省定县一例，全县472个村子中有220个连“江湖医生”都没有。

这就是现代医学大量进入中国之前，国人健康水平的真实写照。

2.2  现代医学的渐进渗透（晚清至民国）

（1）西式医疗的早期传入

现代医学正式进入中国，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西方传教士的医学活动。1805年前后，牛痘接种技术经东印度公司医生传入广州，广州十三行的行商们以商代医，引进牛痘疫苗开展民间公共卫生事业。此后，传教士医院在中国沿海通商口岸逐渐建立，西医外科手术的神奇效果开始让部分国人接受西方医学。

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十分有限。据北京大学张大庆教授的研究，早期西方解剖生理知识的传入主要局限在士大夫阶层，影响并不大。但牛痘接种和外（眼）科技术的传播，确实让民间真正感受到了现代医学的价值。

（2）民国时期的现代医学体系草创

民国时期，国家正式开始创办现代化的医学体系。各地相继出现医学院校，培养了一批医生、助产士和护士。中国红十字会、中华医学会等学术团体相继成立，公共卫生宣传和乡村卫生工作试点也开始起步。

值得一提的是，1919年中国正式成立了中央防疫处，开始制造白喉抗毒素、免疫血清、牛痘苗及各种疫苗等生物制品。“细菌”和“病毒”等现代医学概念也在这一时期逐渐普及，确立了大体微生物与传染病的病原学联系，推动了现代卫生防疫观念在中国的形成。

但总体而言，民国时期的现代医学发展极为受限。连年战乱、财政枯竭、政权更迭频繁，使得现代医学体系建设难有实质突破。至1949年，全国仅有一小部分城市人口能够享受到有限的西医服务，绝大多数民众仍处于缺医少药的状态。

2.3  母婴安全：从“鬼门关”到“过生门”

（1）孕产妇死亡率的断崖式下降

新中国成立后，母婴安全被列为卫生工作的重中之重。建国初期的孕产妇死亡率高达1500/10万，经过七十余年的持续努力，这一数字实现了惊人的数量级下降。到1990年，孕产妇死亡率已降至88.8/10万；到2018年进一步降至18.3/10万；2023年，全国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5.1/10万。

城乡之间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1990年城乡孕产妇死亡率之比为1：2.2，到2023年已缩小至1：1.4。城市和农村孕产妇死亡率分别降至12.5/10万和17.0/10万。

促成这一巨大进步的关键因素包括：住院分娩率的全面提升、产科技术的普及、孕产妇系统管理的完善，以及危重孕产妇救治体系的建立。1996年全国孕产妇住院分娩率尚不足61%，到2023年已达到99.95%，几乎实现了“每一名产妇都在医疗机构分娩”的历史性目标。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从1996年的65.5%提升至2023年的94.5%。《柳叶刀》发布的重大报告指出，到2020年中国已超前完成联合国面向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中降低母婴死亡率的具体指标。

（2）新生儿死亡率：从58‰到2.8‰

新生儿死亡率的下降同样令人瞩目。1949年前，我国新生儿死亡率约为58‰。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生儿死亡率仍在较高水平徘徊，至1967年前的平均死亡率为54‰。1980至1984年降至26‰。此后，随着住院分娩的推广、新生儿复苏技术的普及和三级救治体系的建立，新生儿死亡率持续下降。1991年全国监测数据显示新生儿死亡率为33.1‰；2011年降至7.8‰；到2023年，这一数字进一步降至2.8‰。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也分别从1991年的50.2‰和61.0‰降至2023年的4.5‰和6.2‰。

（3）死因变迁：从感染性疾病到早产与先天性缺陷

新生儿死亡原因的变迁，深刻反映了现代医学进步的轨迹。20世纪50年代，新生儿死亡主要由感染性疾病主导——1953至1959年山东某医院297例死亡新生儿的主要死因依次为肺炎（43.8%）、新生儿硬肿症（18.7%）、破伤风（11.9%）等。

然而随着现代医学的全面推广，感染性疾病导致的死亡大幅下降。到21世纪，早产已经成为新生儿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死因构成的转变，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意味着以往“无解”的感染性疾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人类得以将关注焦点转向更加精细的母婴健康管理。目前，发达国家新生儿死亡率约为2‰~3‰，中国已基本追平这一水平，并在多个妇幼健康指标上超过了许多中高收入国家。

2.4  征战瘟疫：传染病从肆虐到控制

（1）爱国卫生运动与现代防疫体系的建立

如果说母婴安全的提升体现了“救”的力量，那么传染病的全面控制则体现了“防”的智慧。新中国成立初期，卫生工作的核心战略就是“预防为主”。1952年，毛泽东同志发出“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的号召，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在全国展开。

爱国卫生运动的内容涵盖之广、动员之深，在世界公共卫生史上前所未有。从清除垃圾、疏通沟渠、消灭“四害”，到农村的“两管五改”（管水、管粪；改水井、改厕所、改畜圈、改炉灶、改造环境），这场群众性运动创造了堪称“新中国卫生奇迹”的巨大成就。世界卫生组织于2017年向中国政府颁发“社会健康治理杰出典范奖”，对爱国卫生运动的成就予以高度肯定。

与此同时，现代卫生防疫体系也在快速构建。1953年，经国务院批准在全国正式建立了卫生防疫站。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量从1950年的61个猛增至2023年的3426个。这套体系从中央一直延伸到乡镇和农村，构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疾病预防控制网络之一。

（2）疫苗计划免疫：从“四苗六病”到全面免疫

预防接种是人类公共卫生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1949年后，中国首先在儿童中大力推广卡介苗接种；1950至1952年全国种痘达5亿多人次，有效地控制了天花的蔓延。

1978年，中国正式实施计划免疫，纳入卡介苗、脊灰疫苗、百白破疫苗和麻疹疫苗“四苗防六病”。数据显示，1978至1995年间，计划免疫针对的几种主要传染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下降了98%。

此后，中国的免疫规划不断扩展。1992年，我国成为率先对新生儿实施乙肝疫苗计划免疫的发展中国家之一；2002年，乙肝疫苗正式纳入国家免疫规划；2007年扩大到可预防12种传染病的疫苗；如今的国家免疫规划已涵盖13种疫苗，预防15种传染病。

免疫接种的成果极为丰硕：1980年，全球正式宣布消灭天花；2000年，中国实现了无脊髓灰质炎的目标；2006年之后已无白喉病例报告；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中国已经消除孕产妇和新生儿破伤风。五岁以下儿童乙肝表面抗原携带率已降至0.32%，中国摘掉了“乙肝大国”的帽子。

（3）从传染病肆虐到死亡率锐减

传染病控制的效果直接体现在人口死亡率的下降上。由于传染病控制的结果，中国人口的年死亡率从20世纪50年代的25‰下降到90年代的6.7‰，传染病病死率由200‰下降到30‰左右。在解放初期，传染病发病率高达十万分之一千五百，某些年份甚至达到十万分之七千多，如今这一数字已降至十万分之四百左右。鼠疫的病死率从建国前的78.00%降至建国后的34.01%。

如今，多种曾经肆虐千年的重大传染病在中国已被消灭或得到极低水平的控制。“中国人怕瘟疫”的记忆已经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高效运转的公共卫生预警和应急体系。

2.5  人均预期寿命：35岁到78.6岁的飞跃

人均预期寿命是衡量国民健康水平的综合指标，它与新生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传染病死亡率等基础健康指标的改善有着高度相关性。

1949年以前，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仅为35岁，在全球处于最低水平。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已基本消灭鼠疫、霍乱、天花等传染病，有效控制了白喉、脊髓灰质炎、血吸虫病等多种疾病的流行，人口预期寿命大幅提升至69岁。

此后的半个世纪，中国人均预期寿命继续稳步增长。到2023年，这一数字已达到78.6岁，相比1949年翻了一倍有余。女性的预期寿命提升更为显著，2020年女性平均预期寿命已达到80.88岁，比1981年提高了11.61岁。

这一成就的国际意义不容低估：在全球中高收入国家中，中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已位居前列。对于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人均预期寿命的跨越式增长，在国际健康史上堪称罕见。

2.6  现代医学引入的系统性支撑：卫生体系革命

上述健康指标的全面提升绝非偶然，其背后是一场深刻的医疗卫生体系革命。

（1） 医疗资源的指数级增长

1949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只有3670个、床位8.5万张，卫生人员总数仅54.1万人。到2023年，医疗卫生机构已突破107万个，床位增至1017万张，卫生人员达1524万人，分别增长了290倍、119倍和27倍。

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从1949年的0.16张提高到2023年的7.23张；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从0.67人提升到3.40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从0.06人提升到4.00人。世界最大基本医疗保障网覆盖超过13亿人，参保覆盖面自2018年起持续稳定在95%以上。

（2）从赤脚医生到全方位医疗服务网络

在制度层面，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医疗卫生发展道路。1950年确定的卫生工作方针——“面向工农、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奠定了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基本格局。农村建立了以县医院为龙头、以公社（乡镇）卫生院为枢纽、以村卫生室为基础的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赤脚医生作为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创新，在极为有限的资源条件下解决了八亿人口的初级医疗保健需求。妇幼保健机构从1950年的426个增加到2022年的3031个。

进入21世纪，中国政府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23年，孕产妇系统管理率达94.5%，产前检查率达98.2%，产后访视率达97.0%，新生儿访视率达96.7%，基本实现了妇幼健康服务的全覆盖。全国89.9%的家庭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点，90%以上的常见病在县域内即可得到诊治。

2.7  结语

回顾现代医学引入中国并广泛发展的一百多年历程，特别是新中国成立75年以来中国国民健康水平的全面跃升，可以清晰地看到几条根本性的经验：

第一，政治意愿是健康变革的根本动力。从中央政府到各级政府始终将人民群众的健康置于优先位置，“儿童优先、母亲安全”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第二，现代医学技术的系统应用是健康改善的关键手段。无论是住院分娩推广、新生儿复苏技术普及，还是疫苗计划免疫体系的建立和不断扩展，现代医学始终是推动健康水平提升的核心动力。

第三，预防为主、公共卫生优先的策略具有根本性意义。爱国卫生运动、疾病预防控制网络、初级卫生保健体系，这些以“防”为核心的制度安排，以较小的投入产生了巨大的健康收益。

第四，建立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是健康公平的基石。中国以占全球不到2%的卫生总费用解决了全世界约六分之一人口的基本看病就医问题，其成就在国际范围内备受赞誉。

从“东亚病夫”到健康大国，中国国民健康水平的巨大跨越不仅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成就，更是现代医学在发展中世界成功实践的典范。展望未来，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深入推进和现代医学技术的持续创新，中国有望在卫生健康领域创造更加辉煌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