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献文院士（右一）与女婿刘建康院士、外孙女伍欣星1978年在庐山

注：不少媒体将此照误解为与弟子、女儿的合影 

翻开我们国家的鱼类“户口簿”，有一种鱼的名字格外特别——“伍氏献文鱼”。它在高原的严酷盐湖里沉睡了三百多万年，直到被中国古生物学家发现，并用一位中国科学家的名字命名。这位科学家，就是被称为中国鱼类学和水生生物学奠基人的伍献文先生。

这个命名，既是科学界的至高荣誉，也像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一段尘封而闪耀的科学传奇。伍献文老爷爷究竟是谁？为什么一条古老的鱼，要以他的名字来铭记？

从“海边谜题”开始的科学之旅

故事要从100多年前的厦门海边说起。1900年，伍献文出生在浙江瑞安。1922年，他成为厦门大学动物学系的助教。一位外籍教授在带他实习时，从海边礁石上取下一个神秘的生物，让他自己去弄清楚这到底是什么。

年轻的伍献文没有去问老师，也没有去查现成的答案。他决定自己动手，像侦探一样去寻找线索。他先是把这个生物养起来，仔细观察它的生活；接着，他拿起解剖刀，像外科医生一样，仔细地切开，研究它的内部结构。最后，他根据观察到的特征，一层层比对，从“门”“纲”到“目”“科”，最终确定这是一种内肛动物的群体。

这一个星期的探索，不仅解开了谜题，更在他心中种下了科学的种子——真正的知识，不是从书本上简单抄来的，而是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双手去做，用自己的头脑去推理。他说，在厦大的这段训练，是他“一生事业的基础”。

海外求学的沉痛经历

1929年，伍献文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资助，赴法国留学。

当远洋轮船缓缓驶离中国港口时，甲板上的伍献文望着渐行渐远的祖国海岸线，心中充满复杂的情感。他的祖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与广袤的内陆水域，渔业历史悠久，本应是鱼类学的沃土。然而，当时中国自己的鱼类学研究却几乎一片空白，连最基本的鱼类“户籍”都没有建立。为了学习先进知识，他不得不远渡重洋，这种反差让他深感责任重大。

在海外求学期间，伍献文深切感受到了国家落后带来的屈辱。他读到外国学者的著作，发现许多中国鱼类的拉丁文学名，竟是以殖民者的名字命名的，这令他悲愤不已。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甚至有外国专家傲慢地宣称“中国人越插手，中国鱼类学越混乱”。伍献文当场有力地反驳，用扎实的证据指出了外国研究中的诸多错误，维护了祖国的尊严。这些经历没有击垮他，反而化为了强大的动力。他立志一定要为中国人争一口气，建立起中国自己的鱼类学研究体系。

怀着这种信念，伍献文在法国巴黎大学刻苦钻研。1932年，他以一篇关于中国比目鱼的优秀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如同一颗新星在国际生物学界崭露头角。完成学业后，他短期受聘为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客座研究员，但他心心念念的，始终是祖国的鱼类学研究。当轮船再次驶近祖国的海岸时，这位海外游子热泪盈眶。他知道，前方等待他的，是用所学知识报效祖国、彻底改变中国鱼类学面貌的艰巨而光荣的使命。

大江大河间的“鱼类户口调查员”

学成之后，伍献文的心里一直藏着一个梦想：弄清楚我们国家江河湖泊里到底游着多少种鱼？这个问题在今天听来很简单，但在当时，大部分中国鱼类的“身份”是由外国学者命名的，甚至最珍贵的标本都保存在国外的博物馆里。

“我们中国人，必须搞清楚自己的家底！”怀揣着这个朴素的信念，从1930年代开始，伍献文和他的同事们踏上了艰难的“普查”之路。

这项工作的难度，远超想象。为了找到一种鱼，他们需要：

深入险境：背着简单的行囊，走进广西、贵州、云南的深山老林，跋涉在人迹罕至的溪流边。

精确记录：每采集到一种鱼，都要立即测量它的长度、观察它的颜色、数清它的鳍条和鳞片，并详细记录下采集的时间和地点。

制作标本：把鱼用特殊的方法处理、固定、贴上标签，像制作珍贵的档案一样保存起来。

抗战时期，研究所被迫从南京一路西迁。为了让这些心血不落入敌手，他们把上千瓶珍贵的鱼类标本，悄悄埋藏在研究所的墙根地下。战争结束后，这批标本却再也找不到了。提及此事，伍献文一生都感到无比痛心。

战火可以摧毁标本，却烧不灭他的决心。在四川北碚的艰苦岁月里，没有条件做野外调查，他就转向实验室，研究起鱼的呼吸和生理，同样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

给中国鱼类办一张“身份证”

新中国成立后，伍献文的梦想终于可以大展宏图。他率领团队，几乎走遍了全中国的水域。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他们建立了亚洲最大、收藏超过40万号标本的淡水鱼类标本馆，为中国鱼类研究打下了最坚实的“家底”。

有了丰富的“家底”，伍献文开始着手编写一本最权威的“鱼类户口簿”——《中国鲤科鱼类志》。鲤鱼、鲫鱼、青鱼、草鱼……这些我们餐桌上常见的淡水鱼，大部分都属于鲤科。这本书，就是要给中国的鲤科鱼类办一张张精确的“身份证”。

编写的过程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当时没有电脑，所有描述、绘图和分类工作，全靠手写、手绘。他们需要解剖、观察成千上万条鱼，比对细微的差异。上、下两卷，70多万字，系统描述了分布于中国的鲤科鱼类113属412种，并配有精美图版。这部巨著，整整耗费了他和团队二十多年的心血。

《中国鲤科鱼类志》出版后，震动了国际鱼类学界。日本学者将它翻译成日文，欧美学者也纷纷建议出版英译本。它让世界第一次系统地看到了中国丰富的鱼类资源，也彻底改变了中国鱼类学研究依赖国外资料的局面。这部著作先后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是当之无愧的“镇国之宝”。

一位不退休的“老船长”

当《中国鲤科鱼类志》大功告成时，伍献文已经是78岁高龄。很多人以为，这位功勋卓著的老科学家该休息了。但他却说：“我们的工作，还没有触及最核心的问题——这些鱼，到底谁和谁是亲戚？它们是怎么演化来的？”

于是，他再次起航，向鱼类系统演化这座更艰深的科学高峰发起挑战。他带领团队，解剖了123种鱼类的骨骼，像侦探一样，从骨骼的细微差别中寻找演化的线索。1981年，他们提出了一个全新的鲤亚目鱼类分类系统，其科学论点被直接写入当时全球最权威的《世界鱼类》专著。

伍献文先生不仅自己攀登科学高峰，更像一位目光深远的“船长”，为中国的鱼类学事业培养了一整支“舰队”。他直接教导和影响了刘建康、曹文宣、陈宜瑜、张弥曼等多位后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

一条鱼与永恒的纪念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开头的问题了。为什么那条三百多万年前、骨骼粗壮的高原古鱼，会被命名为“伍氏献文鱼”？

因为它发现于青藏高原，而伍献文先生晚年最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就是高原鱼类的演化。更因为，它的发现者——著名古鱼类学家张弥曼院士，年轻时正是因为听从了伍献文先生的建议，才毅然选择了古鱼类学这个冷门而重要的领域，并最终取得了辉煌成就。

那是2005~2006年，美国洛杉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王晓鸣博士，与中国科学院几位古生物学家一起，在青藏高原北部，荒凉的柴达木盆地干旱的古盐湖沉积地层中，取出了一些古鱼类的化石。他们不知道如何归类，将化石带给了张弥曼院士。

“伍氏献文鱼”的命名，是一场穿越三百多万年的对话。它不仅仅是为了纪念一个人，更是为了纪念一种精神——那种用双脚丈量祖国山河，用双手厘清自然家底，用一生探索生命奥秘的科学精神。他用自己的一生，为中国的水域绘制了一张详尽的生命地图，也为后来的探索者点亮了一盏永不熄灭的灯。

今天，当我们品尝鲜美的鱼肉，当我们欣赏水族箱里鱼儿优美的游姿，我们或许不会想到伍献文这个名字。但我们的餐盘里、我们了解的鱼类知识里，都流淌着他和他那一代科学家倾注的心血。科学探索的伟大，往往就藏在这些看似平凡、却足以改变世界的坚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