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邢玉瑞. 中医理论发生学研究述评（六）. 陕西中医学院学报，2013，36 （5）：1-4

3 天人观与中医理论的发生学研究

《汉书·司马迁传》说：“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中天人合一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把天地宇宙确定为人存在的境域，规定了人的物性、存在价值取向、人生境界和超越维度以及认识与思维方式，由此确立了中国哲学的基本走向，也为中医理论的建构提供了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指导。曲黎敏对《内经》天道观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分别探讨了《内经》天道观形成的哲学及天文学背景、宇宙本原及宇宙演化学说、古代天地结构理论以及《内经》天人合一的学说，指出《内经》天道观是对天地宇宙自然规律的描述，其特征为宇宙天地与人体生命同构互动，其论理思路是以自然法则为基础，以生命法则为归宿，其核心要点则是天人合一学说和五运六气学说。研究《内经》天道观的意义在于从发生学的角度揭示《内经》理论体系形成与流变的文化基础，从哲学与天文学角度揭示《内经》理论体系的实质与内涵，从生态学角度揭示《内经》以天论人、以自然论生命的医学特色。《内经》对宇宙及生命本体的系统建构，是以宇宙万物及生命本体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其天度与气数的相应不仅对中国古代天道观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中国传统医学体系的形成有决定性的作用[1]。

笔者对天人合一观与《内经》理论建构的研究认为，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从世界观（整体论）、方法论（整体思维、类比思维、直觉思维）、价值观等多方面促进了《内经》理论的建构，并使《内经》理论体系呈现出整体性、系统性、辩证性的特点，对未来医学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同时也分析了天人合一观的方法论缺陷以及对中医学发展的阻碍作用[2]。

李静洁研究了“天覆地载，万物悉备”命题在中医理论建构的运用，认为《内经》运用“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这一哲学命题，建构了人类起源理论、肺脾脏腑气机运动理论、气血津液的生成机制理论、十二经脉流注次序理论和寸口诊脉理论，由其建构的肺脾并调之治疗方法，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通过对“天覆地载，万物悉备”哲学命题与“土生万物”哲学命题所建构的若干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不仅仅脾是气血生化之源，肺亦是化源之一，传统的脾为后天之本理论不完备，肺脾应共为后天之本[3]。

另外，张再林对中国古代宇宙论的研究认为，发端于《易经》的原本意义上的中国古代的宇宙论，既与西方传统的“意识性”哲学不同，也与那些业已“对根的遗忘”的晚出的中国哲学（如“理学”“心学”）相异，其实质上是一种旗帜鲜明的根于身体的宇宙论理论。这种宇宙论的身体性不仅表现在中国古人以一种借用显体的方式把整个宇宙视作是人身体的化身，不仅表现在中国古人通过一种身体的发生学把男女交感视作是宇宙的“原发生命机制”，而且还表现在其对作为宇宙之道的“时”的概念的一种不无独特的机体主义的理解上。显然，这一中国古代宇宙论哲学中的身体性思想的揭示，对于我们来说具有不容低估的理论和现实意义[4]。虽然该文并未涉及中医理论的发生问题，但对中医理论的发生学研究无疑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4 中医学“生”的思想起源研究

徐峰对岩画中的中医学“生”思想起源进行了研究，认为岩画中已经出现了“生”思想的起源，并且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思维模式与特点，这对后世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奠基性的重要作用。岩画“生命”思想是中医学“生”思想的源头活水。岩画“生命”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默默地影响着先秦哲学与中医学。中医学与岩画在生命观上一脉相承，并进而走出一条中医学的“生”思想之路。中医学“生”思想传承了岩画的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在岩画“生命观”的基础上形成了鲜明的基于“天人关系”认识的“生命观”；在岩画探讨“星相岩画与万物生存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了自身的关于“生命存在方式”的思想。中医学很多关于“生”的思想都可以在岩画中看到其雏形与早期形态[5]。从岩画研究中医学“生”的思想起源，可谓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路径。

（六）中医理论发生与先秦诸子的比较研究

先秦时期是中国文化形成的“轴心时期”，先秦诸子典籍确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范式及发展路径，而中医学理论的发生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因此，研究先秦诸子与中医理论形成的关系，自然就成为中医理论发生学研究的重要一环。林琳分析了《黄帝内经》与《淮南子》文字表述异同，医学思想的相关性，大文化哲学背景的影响，包括宇宙发生及万物形成论、天人观、地人相关、气论、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形神观、养生观等。结果认为先秦两汉时期的大文化背景是《黄帝内经》与《淮南子》成书的基原，受其影响这两部著作的写作风格、文字特点、学术思想都非常接近。可以证明《黄帝内经》与《淮南子》之间确有亲缘关系。可以推论《黄帝内经》与《淮南子》成书时间相近，其内容相互阐发，且从其学术思想的成熟程度考察，《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应略晚于《淮南子》[6]。此比较研究为研究《黄帝内经》成书时代及背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可以为多学科特别是从文化哲学角度研究《黄帝内经》提供新思路、新方法。

潘秋平较为系统的分析和总结了《淮南子》的医学思想，对《淮南子》医学哲学思想（包括阴阳五行学说、天人合一的整体观）、藏象学说、病因病机学、治疗学、养生学等进行了详尽剖析。在阴阳五行学说方面，《淮南子》全面探讨了阴阳关系、五行关系，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五行壮老生囚死学说，实现了阴阳五行学说结合的定型。《淮南子》明确提出“精气为人”的观点，第一次将形、气、神三者并提，全面探讨了形气神三者的关系，强调“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内，一人之制”的整体全息观，建立了以气为中心的天人感应理论，明确提出“人与天地相参”的天人合一整体观。在藏象学说方面，《淮南子》提出“有病于内者必有色于外”的观点，第一次记载了两种五行—五脏配属方法，全面论述了五脏中心的生理功能。关于治疗学方面，《淮南子》提出了“治无病”“知病之所从生”的观点。在病因病机学方面，《淮南子》提出“人二气则成病”“邪与正相伤”的观点。在养生学方面，它提倡“体道返性”的养生总则，明确提出“太上养神，其次养形”、形气神三者共养的养生主张。他认为《淮南子》为《黄帝内经》成书年代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资料[7]。

王红玉对《内经》与《道德经》的比较研究认为，二者在理论上有诸多相同点，如“道”含义类同，皆以“虚元”为要，皆崇尚自然，均以阴阳（道）为万物之纲纪，强调“和”的思想[8]。另外，潘氏对《淮南子》与运气学说的研究认为，《淮南子》包含了丰富的原始运气学说的内容，包括气化学说、五运周期节律、六气周期节律、干支周期节律，丰富的天文学、医学地理学等内容[9]。

另外，杨昉等从《史记》“仓公传”研究《内经》的理论源头，认为历史上存在过一个具有很高理论与临床价值的医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是大量医学实践的总结与集体智慧的结晶，保留在《脉书上下经》《揆度阴阳》等医学典籍之中。这个医学理论体系流传了很长时间，到汉代，这些医书以秘传的方式传播，与汉初流行的医学理论有一定差异。淳于意凭借秘传的医术成为“国工”，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于是将这些医书公诸于世，成为汉代医学的主流。《内经》的成书受到了这一医学理论体系的深刻影响，在充分吸收《脉书上下经》《揆度阴阳》等古医书内容的同时又有所阐释发挥[10]。该研究也启示我们研究中医理论的发生问题，必须重视对《史记》等中记载的医学内容的挖掘。

（七）诊法、方药理论的发生学研究

中医诊法、方药理论的发生学研究，是中医理论发生学研究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关晓光从文化发生学角度探索脉诊的产生，认为脉诊产生于古代针灸等治疗实践，但由于其根植于传统文化土壤之中，又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文化观的巨大影响。“水”与人类息息相关，为脉诊产生的真正文化源头。元气论作为古代万物本原说的主导思想，深刻地影响着脉诊体系演化的主体方向，在它的影响下，脉诊实现了从《内经》遍身诊法到《脉经》“独取寸口”脉法的过渡；“道德观”在脉诊形成和演化过程中，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脉经》及其后世诊脉独取手太阴寸口，与传统道德观制约关系更为密切。阴阳说从总体上规范了脉诊体系的分类原则，“三才观”则对脉诊体系具体部位和结构的影响更大，二者在脉诊发展各个阶段的体系结构建构上，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从本质上讲脉诊主要是一种文化现象，故对脉诊进行研究，尤其是进行现代客观化研究，如果不了解脉诊历史、脉诊文化，其研究一定难免不具有相当的盲目性[11]。

杨桂华等探讨了证候的文化发生问题，认为元气本体论从不可分割的整体出发去认识世界，这一本体论决定了在对生命与疾病的认识中，中医不能以西医的方式去认识病因和病理，也不能以此去认识生命的载体和生理，这就是证候认识的最基本制约因素；中国传统重道轻器的学术价值取向与重实用的价值取向，从不同侧面影响了中医学对疾病的认识；元气本体论的化生性、连续性和无限性，没有实体结构的规定性，使得中医认识疾病不能从实证结构方面去揭示疾病的本质，这是中医证候认识的强力限定因素；中国传统的观物取象的认识方式，对中医证候认识过程产生了直接的作用，是其认识论导向[12]。

鲍艳举等对《伤寒论》三阴三阳位序形成的研究认为，古人总结经方的过程即为先认识到表、里，后认识到半表半里，三阳证先认识到表阳证太阳和里阳证阳明，后认识到半表半里阳证少阳，故三阳的排序是太阳→阳明→少阳；三阴证先认识到里阴证太阴和表阴证少阴，后认识到半表半里阴证厥阴，并感到疑问最多的是厥阴，故三阴的排序是太阴→少阴→厥阴。这也是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客观规律，半表半里的形成标志着六经辨证的成熟。通过考证及临床研究，《伤寒论》中三阳三阴排序“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不是简单的编写问题，更与经络相传无关，而正是标明了经方发展史[13]。

李硕对《内经》药食气味理论的发生研究认为，《内经》药食气味理论的形成有多种发生因素的参与，其中先人觅食活动形成的“滋味说”是药食气味理论产生的萌芽，古代哲学阴阳五行学说是构建药食气味的理论基础，长期的生活实践和大量的临床实践使其逐渐转化为“五味说”，元气论作为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之一，与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得出药食精—气—形—味的化生过程，“天人相应”对《内经》药食气味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并确立了“三因制宜”的用药规律理论。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内经》形成了内容丰富、结构严谨、体系完善的药食理论体系[14]。

年莉等对先秦时期复方的产生进行了研究，认为复方产生的 原因有多种，其中单味药物应用实践经验的发展、疾病的复杂性与疾病种类的增多是促进方剂产生的重要原因。复方产生于战国早期至中期，《五十二病方》集中体现了先秦时期复方发展的水平与成就，但至战国后期，复方发展仍然水平不高，复方药味较少，结构简单，还没有能够取代单味药成为临床治疗的主体，应用水平不高，以“辨病用方”为主[15]。

参考文献

[1]曲黎敏.《黄帝内经》天道观研究[D]. 北京中医药大学 硕士论文，2003.

[2]邢玉瑞. 论天人合一观与《内经》理论的建构[J]. 陕西中医学院学报，2003，23（5）：1－6.

[3]李静洁.“天覆地载，万物悉备”命题在中医理论建构的运用[D]. 浙江中医药大学硕士论文，2010.

[4]张再林. 中国古代宇宙论的身体性[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6（4）：10－17.

[5]徐峰. 岩画中的中医学“生”思想起源研究[D]. 北京中 医药大学博士论文，2011.

[6]林琳.《黄帝内经》与《淮南子》比较研究[D]. 辽宁中医 学院博士论文，2003.

[7]潘秋平.《淮南子》医学思想研究[D]. 北京中医药大学 博士论文，2008.

[8]王红玉.《黄帝内经》与《道德经》的几点相通之处[J]. 河南中医，2011，31（8）：835－836.

[9]潘秋平.《淮南子》与运气学说[J]. 中华中医药学刊，2008，26（2）：348－349.

[10]杨昉，包小丽. 从《史记》“仓公传”看《黄帝内经》的理论源头[J]. 江苏中医药，2009，41（11）：57－58.

[11]关晓光. 脉诊文化发生学研究[J]. 大自然探索，1996，15（4）：118－123.

[12]杨桂华，常存库，张天奉. 证候的文化发生学探讨[J]. 医学与哲学，2003，24（7）：55－57.

[13]鲍艳举，孙婷婷，吕文良，等. 从《伤寒论》三阴三阳位序看六经实质及经方发展史[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11，26（9）：1924－1927.

[14]李硕.《黄帝内经》药食气味理论的发生学研究[D]. 辽宁中医药大学硕士论文，2009.

[15]年莉，于铁成. 谈先秦时期复方的产生及其特点与成 就[J]. 天津中医药大学学报，2007，26（4）：171－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