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梁茂新. 开展中医发生学研究的基本构想. 中医研究，1994（2）：3-5

摘要：本文通过中医规范化、标准化和客观化研究现状的概要分析指出：现代中医学并不是传统中医学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已被扭曲的现代中医学基础上进行规范化、标准化和客观化研究，设计和绘制中医现代化蓝图，必然捉襟见肘，漏洞叠出。因而，正本清源是当务之急。为此，提出了开展中医发生学研究的基本构想。并对其研究方法、内容和意义进行了阐述。

问题的提出

当前，学术界已普遍认识到，实现中医学的规范化、标准化和客观化是谋求发展的基本前提，是指归科学的必经过程，为此，人们从文献整理研究和实验研究两个方面进行了不懈探索。其中，中医病名、证名和症状的规范，以及证本质研究等，属于此类研究的热点和核心内容，因而最具影响。不过，在这方面成果不断推出的同时，诸多困扰也伴随而生。

近几年来，论者分别讨论了中医规范化、标准化和客观化研究的现状，指出了存在的突出问题。就证本质而言，人们寻求证的特异指标，借以对证进行客观地解释和度量，并与它证定量区别开来的努力，正陷入无法摆脱的窘境。其结果，凡在具体研究中认定对其证有特异性的指标，在整体上看均是不特异的：并且无论是一证一指标、多证一指标，还是一证多指标的下本质研究，都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倾向性问题[1]。就连研究最为广泛而深入的血瘀证，也未能摆脱类似的困扰，同样出现该证赖以确立的症状指标与理化指标缺乏特异性的问题。由于诸多病和众多证均有制定的血瘀证理化指标一项或数项的改变，致使血瘀证很难作为独立的证而存在[2]。关于病、证的规范，目的在于纠正病、证长期混淆不清，或一病多名和一名多病等问题，对病、证概念做出确切的界定，以保证在学术体系内部概念使用的精确性和首尾一致性。然而，对一项比较权威的规范化工作的考察表明，长期存在的病名和证名严重混淆问题，并未因重新规范而得到妥善解决，却引出一些新的逻辑矛盾，重蹈概念混乱的覆辙[3]。总体说来，整个规范化、标准化和客观化工作捉襟见肘，漏洞叠出，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经验提示，继续按着先前的思路方法研究下去，学术界将付出更加高昂的代价而建树甚微。目前，学术界需要的是冷静而深刻的反思，是对出现上述问题的症结做出中肯而透切的分析。

问题的症结何在

对于规范化和客观化研究漏洞叠出的原因，可以得出两种不同的认识，或认为规范化研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是正常的，这可通过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得以解决；或认为现尚不具备揭示中医学科学内涵的基本条件，同现代医学和科学的客观指标研究中医学本身就存在着思路方法问题。论者认为，这些看法似有一定道理，但均未从本质上予以阐明。以下，拟就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深入讨论，回答这个问题。

就中医的证而言，有八纲证、脏腑证、卫气营血证、方证等诸多类别。通常，人们均称之为证。可见，严格说来，以现行证概念的定义域相对照，这些证并不完全具备证的一般属性和特征。例如，八纲证具体包括阴证、阳证、表证、里证、寒证、热证、虚证和实证。确切地说这八证仅交代了病位或病性，因面都不属于标准的证，它们是否属于典型的证，还可借助施治情况来验证。我们知道，中医临床强调辨证施治，即有是证，用是方，方与证对。以里证为例，因其可分为里虚、里实、里热、里寒、虚实夹杂，寒热错杂多种类型，故而，临床医师通常是对这些低一级的证辨而治之，而无法针对里证及其相同层次的证笼统地遣药处方。换言之，再高明的中医师也不可能直接针对八纲证使其施治一步到位，落到实处。这样，辩证与论治便相互脱节，说明辨证论治原则并不适合于八纲证。如果证的定义确实是正确的，人们有理由对八纲证作为证概念的合理性提出质疑。至于方证的情况就更加复杂了，即便以方言证仅限于经方，也足以使证概念的外延宽泛到难以把握的程度。《中医内科学》中又派生出哮证、喘证、血证、厥证、郁证、痫证、虫证、痉证、淋证、痹证和痿证等，实际上这些证基本上都是由数个低级证构成的，它们本身也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证概念所界定的一般属性和特征，对其也无法辨证论治。于是，辨证论治原则的权威性自然遭受学术体系内部因素的强烈冲击。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做出两种合理的推测：其一，现今证的定义未能建立在历代所有被称作证的那些概念的基础之上。亦即，现在的证概念并不是对历史上各种全面归纳分析后的理性抽象。其二，传统中医学论及的各种证原本就不是等质和同类的，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学术背景下，它们还可能表示为病或症状等。由此看来，证概念内涵与外延的现今约定，不过是今人的理解和认识而已。

为了引出结论，再举一个典型的例证，即中医脏腑概念的解剖学属性和非解剖学属性问题。这是关系到如何理解藏象学说乃至中医学基本特色的重大学术问题。尽管《中医基础学》明确指出藏象学形成的三个条件中包括古代解剖学内容，但其结论却基本上偏离了这一认识，具体表述为：“藏象学说中的脏腑，不单纯是一个解剖学概念，更重要的则是概括了人体某一系统的生理和病理学概念。”一些学者不满足于这一表述，为了把中医学与西医学严格区别开来，突出中医学的特色之处，众口一辞地认为：中医学的脏腑与解剖刀下的人体同名实质性脏器有着本质的区别。并把中医脏腑概念在同一学术背景中既表示解剖学属性，又表示非解剖学属性的混淆状态，归咎于清·王清任撰写的《医林改错》，即王清任是脏腑概念混乱的始作俑者。针对这个问题，论者曾对古代解剖学在藏象学说中的地位进行了探讨，认为藏象学说在创生时期，其基本概念首先是解剖学概念；有关脏腑生理和病理的认识也不同程度地来源于解剂学[4]。澄清这个问题并为王清任昭雪“沉冤”，不是为了简单地回答藏象学说中是否吸收了古代解剖学知识，而是要进一步明确古代解剖学是怎样“混合”和/或“化合”在藏象学说之中的。只有明确了这一点，才能历史地、辩证地审视藏象学说乃至整个中医理论体系，进而选定适合中医学发展的正确途径。遗憾的是，这个问题至今未能统一认识。或许人们不愿意看到由脏腑概念和藏象学说认识上的统一而引发其他不良后果。然而，当确认对藏象学说和脏腑概念的阐释和定义施加了新的理解和认识，人为地使脏腑概念和藏象学说的本义发生变异和扭曲时，认识的最终统一便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通过以上两大学术焦点问题的分析，认证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现代中医学并不等同于传统中医学。确切一点说，它仅仅是今人所理解和认识的中医学，它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传统中医学，尚有待明确。可以想象，在很多方面与传统中医学貌合神离的现代中医学基础上设计和绘制中医现代化蓝图，把扭曲与误解的理论作为规范化研究的基础和指导原则，必须导致作茧自缚的局面，中医规范化研究漏洞叠出、步履维艰的症结正在于此。

关于中医发生学研究

以上揭示了中医规范化研究存在问题的主要症结，由此带来的启示是耐人寻味的。即当深入到中医理论创生时期进行考察时，有关困惑之处便茅塞领开，其发展脉络也清晰可见。因此，要消除上述症结，促进中医学的长足发展，首先必须正本清源，对传统中医学做出比较客观而确实的诠释。在此基础上，研究和制定今后的发展战略。于是，我们不得不撇开现代中医学的影响，回到中医理论创生时期赖以建构的基本概念和作为古代哲学范畴的阴阳、五行等的考察上来。这种由中医学术发生和发展的源头顺藤摸瓜进行考究和梳理的方法，即本文所称的中医发生学研究。

中医发生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难经》《甲乙经》等早期重要医药学著作。由于其后的医药学著作中保留着丰厚的奠基时期的理论积淀，同时昭示着新理论、新学派产生的启承关系，因而它们当中的一部分也成为中医发生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在研究过程中，应当把这些古医籍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放在中医学创生时期哲学的、杜会的、农业的、天文的、宗教的、伦理道德的背景下综合加以考察，最终实现对传统中医学认识的返朴归真。与发展战略研讨的“瞻前”意识不同，中医发生学研究强调的是理论研究的“顾后”和“回采”以往，人们多半只注意理论形成以后中医学发展规律的认识，换言之，只重视理论之果，而忽视理论形成之因；只顾及理论体系发展的后期过程，而疏于研究最初建构的者干细节。因此，对中医理论雏型期到基本定型期的建构过程，尚处于若明若暗的认识状态。这就不可能客观地把握初创时期中医基本概念与理论的来龙去脉，故而不可能全面系统地认识中医学本身。中医发生学研究所关注的是理论初创时期的基本概念的本质属性和特征；关注由这些概念出发，通过归纳与综合、推理与演绎而形成的初始的理论模式，以及这些概念镶嵌在理论模式中所充当的各种角色；当然还关注稍后一段时间基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演化情况。具体说来，中医发生学研究至少可分三步进行：

首先，要明确中医学基本概念的初始内涵。中医学基本概念包括脏腑、经络概念，六淫、七情和八纲概念，精、神、气、血、津、液概念；病、症、证、候概念等。这些概念的初始内涵，可从文字发生角度和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得到比较确切的认定。例如，病、症、证、候的初始内涵，可从四字的本义和引伸义，从其造字先后和人们对疾病认识由浅入深的逻辑过程综合予以确定。在此基础上，明确这些概念之间最初的相互关系。此外，还要明确作为古代哲学范畴的阴阳五行移植到中医学前后所体现的初始内涵；明确阴阳五行参与建构中医理论体系所导致的基本概念初始内涵的歧义性变化；明确阴阳五行干预中医理论建构后，基本概念间相关系的变化情况，以及脏腑母子、表里、克制关系等诸如此类的概念间关系得以确立的翔实依据；当然还要明确阴阳五行干预中医理论建构前后，中医学基本概念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客观实在和反映客观实在所采取的特殊方式。

其次，要弄清基于这些概念所进行的原始的归纳与综合、推理与演绎的繁复的运演过程，借以明确由基本概念的歧义性所导致的推理、演绎的灵活性和抽象结论的不确定性，进而找到中医学内部的蹩脚和悖论之处。与此同时，中医理论体系的合理性和科学性部分将被审慎地剥离出来。

最后，在上述工作基础上，从四个方面对中医学基本概念进行改造和更新：①对含义相同的概念进行归类，力求用规范而有代表性的概念替代那些含义相同的概念；②把中医学基本概念的含义精确化，使之保持在学科内部运用的语义专一性，以便逐步实现与科学共同体进行术语方面的直接沟通和交流；③适当缩小或扩大一些概念的内涵和应用范围；④用创立的新概念表征那些词义晦涩的原概念，对重新认识和发现的学术现象赋予其新的概念和定义域。

以上三个基本步骤是相互关联的，不可分割的，共同构成中医发生学研究的基本内容。三个步骤的完成是循序渐进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勿需讳言，中医发生学研究采取的是费时费力迂回的探索途径，看来不如临床和实验研究来得快而成效显著。而且，由于这一研究侧重进行的是理论探索，易被讥为脱离实际的纯学究式的毫无价值的空谈。然而，当中医现代化研究的种种努力步履维艰，陷于窘境的时候，中医发生学研究却有可能提交关于中医理论体系较为真实的整体画面以及其利弊得失的客观阐述。在此前提下，真正明确中医理论究竟是在哪些地方搁浅的，理性地选定整体主攻方向和具体研究课题，克服盲目性，增强中医研究工作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能动地把握中医学发展的现在和将来。

我们高兴地看到，当前，学术界已有人正在从事中医发生学方面的研究，从《中国医药学报》和《医学与哲学》等期刊刊出的有关文章可以看出，中医发生学研究已不再是不毛之地，它有了滋生和成长的土壤，只不过人们尚未从中医发生学研究角度来领略这一刚刚萌发而又稚弱的学术现象。因面我们有理由确信，这一研究将会成为新的学术生长点。

似可预见，在中医发生学研究基础上，合理移植现代自然科学、科学哲学、系统学和数学的方法和手段，中医理论体系内部的悖论和逻辑矛盾将得到检验和克服，其理论体系中合理和科学部分将得到提纯和升华，这些内容将作为重新建构的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保留下来。这样，才真正实现了中医学自身的继承与发展、遗传与变异的辩证统一。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