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云燕，杨蒋伟，刘兰英. 抑郁症相关病证在先秦两汉时期的文献述要. 中医文献杂志，2022，40(6)：28-30

摘要：抑郁症的中医诊疗历史源远流长，我们通过整理秦汉魏晋时期抑郁症的相关史料和当代文献学研究成果，认为“解■”“百合病”“奔豚”“脏躁”等皆可能是抑郁症的临床表现。秦汉魏晋时期抑郁症症因萌芽，少阳枢机不利，阴虚有热，肝气郁结、郁而化火，气血虚耗、心神失养，气郁痰阻等抑郁症的多种病机证候也竞相发展，出现了调畅少阳经气，养阴清热，疏肝解郁，养心安神、调养气血，行气化郁、降逆化痰等多种治法，初步形成了抑郁症的证治体系。其间所展现复杂病机演变为现今临床诊治该病提供了更多思考，也丰富了从郁论治的内涵。虽尚不能区分因郁致病和因病致郁的差别，但病郁同治的雏形业已显现。

抑郁症是临床高发的精神心理疾病，主要表现为持续性情绪低落和快感缺失。现代中医将其归于“郁证”范畴，其中医辨证历史源远流长。我们通过相关史料及医籍分析，认为早在秦汉魏晋时期就有“解■”“百合病”“奔豚”“脏躁”等抑郁症的临床表现，此期为抑郁症的萌芽与发展阶段，为后世抑郁症诊疗奠定了基础。

症因萌芽

1.抑郁样精神状态的早期描述

从万年仙人洞时期到裴李岗时期，及至仰韶文化时期，人类的进化和社会的发展逐渐达到人们有能力认识到某一植物和某一疾病的联系。随后这些发现被以口头医学文化的形式传播[1]42，随着文字的出现，就有了对抑郁样精神状态的相关描述。

据夏商时期（约公元前 2100年～公元前1028年）[2]的考古发现分析，当时医学发展已至一定水平，在疾病的治疗中已具备攻（即灸）、达（即针）、药物、按摩 4 种治疗方法[3]。由甲骨文字，如“癸未卜王弗疾（疒）软”（疾软[1]，[4⁃5]指浑身乏力、疲倦嗜卧的精神状态），可见当时已经注意到精神状态的改变对身体的影响，从而寻求占卜等解决途径。而稍晚时期的《周易》也记载了“六四有孚，血去惕出”，“孚”为烦躁、烦闷，“惕”为心中烦闷不安[6]，是对早期抑郁样精神状态的描述。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养生方》中提到“哭泣悲来，新哭讫，不用即食”[7]，似描述了抑郁样精神状态下的饮食情况改变。 又《黄帝内经》运用了“忧”“郁”“恐”“善悲”等大量表达负面情绪的词汇。对悲观消极等抑郁样精神状态的散在描述，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此时期对抑郁样精神疾病的探索思路。

2.情志病因的早期关注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 年～公元前222年）[2]以来，数术之学兴起，天文知识及阴阳五行学说的发展促进了对情志病因的理性探索。 如《晏子春秋》记载齐景公病后卧床不起，因一噩梦忧心忡忡，晏子由此从阴阳角度提出“一阴不胜二阳”，于后世心理治疗有一定启蒙[1]155，是对情志疾病阴阳病因的早期研究之一。《黄帝内经》提出了“五郁”，可见五运六气对情志状态改变的影响[8]，“七情致病”“七情相胜”“思则气结”“忿怒伤肝”“肝气盛则梦怒，肺气盛则梦哭”“思伤脾，怒胜思”等理论进一步阐述了情志病因与躯体症状的相关性[9]。秦汉时期（公元前 221 年～公元 220 年），《神农本草经》记载丹砂“养精神，安魂魄”，可能与当时炼丹术的发展相关，一定程度上反映此期对情志病因的认识与“魂”“魄”等相关。

抑郁症相关病证的辨治

中医史料及医籍虽未见“抑郁症”病名，但从相关文献分析，秦汉魏晋时期医书中记录的“解■”“百合病”“奔豚”“脏躁”等皆可能是抑郁症的临床表现。

1.解■

出自《素问·刺疟篇》：“足少阳之疟，令人身体解■，寒不甚，热不甚，恶见人，见人心惕惕然，热多汗出甚，刺足少阳。”解■，指肢体倦怠、不欲见人，抑郁不欢为主要表现的疾病，治疗上“刺足少阳”，调畅少阳经气使枢机通利[10⁃11]。少阳枢机不利可能是抑郁症的病机之一，调畅少阳经气是抑郁的治法之一。此时期对具体选穴用药未有论述。后世王冰注本句“阳气未盛，故令使然，胆与肝合，肝虚则恐，邪薄其气，故恶见人，见人心惕惕然也”“侠溪主之”“少阳之荥，刺可入用身寸之三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壮”[12]可供参考。

2.百合病

《金匮要略·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证治第三》载：“意欲食复不能食，常默默，欲卧不能卧，欲行不能行，饮食或有美时，或有不用闻食臭时，如寒无寒，如热无热，口苦，小便赤，诸药不能治，得药则剧吐利，如有神灵者，身形如和，其脉微数。”指出百合病的表现类似于现代抑郁症中的情绪、行为、睡眠等一系列失调症状。又《脉经·平阳毒阴毒百合狐惑脉证第三》“其状常默默欲卧，复不能卧，或如强健人，欲得出行，而复不能行，意欲得食，复不能食……朝至口苦，小便赤黄”，是对上述症状的补充描述。病因上，《金匮要略》认为“百脉一宗，悉致其病也”，《华佗神方》认为“因伤寒虚劳，大病之后，不平复，变成斯病也”，未认识到其中或许夹杂着情志病因。 现今临床普遍认为该病由情志所致，治疗上遵仲景百合病正治法，用百合地黄汤养心安神、滋阴清热。现代研究表明，百合地黄汤能有效缓解阈下抑郁或继发性抑郁症状，其机制可能与增加单胺类神经递质含量、改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功能等相关[13]。可见，阴虚有热是郁证的病机之一，治疗以养阴清热为主。当疾病治疗不当或传变而出现病后抑郁的变证时，仲景主张在滋阴清热的总原则下，“各随证治之”，即病郁同治，如渴证之百合洗方、误汗后之百合知母汤、误下后之滑石代赭汤[14]。

3.奔豚

《金匮要略·奔豚气病脉证治第八》：“病有奔豚，有吐脓，有惊怖，有火邪，此四部病，皆从惊发得之。”“奔豚病，从少腹起，上冲咽喉，发作欲死，复还止，皆从惊恐得之。” 指出本病由情志引发，使气上冲胸、往来寒热而作病。“奔豚”一词最早出现在《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第四》“肾脉……微急为沉厥奔豚”，《难经·五十六难》记载本病“肾之积，名曰奔豚，发于少腹，上至心下，若豚状”，而《金匮要略》之“奔豚”明言“皆从惊发得之”，可见古代医籍对奔豚病的认识存在定义上的差异[15]。治疗上《黄帝内经》《难经》并未给出方案，仅张仲景论及方药以辨证施治。 如情志刺激，使肝郁化火上冲而见“气上冲胸，腹痛，往来寒热”，为肝郁化热，随冲气上逆，治用奔豚汤（甘草、川芎、当归、半夏、黄芩、生葛、芍药、生姜、甘李根白皮）疏肝清热，平冲降逆。 方中甘李根白皮为治奔豚气专药，《名医别录》言其“止心烦，逆奔气”[16]，故肝气郁结，郁而化火是郁证的重要病机，治疗多用疏肝之法。现代学者从生理病理角度对该病探讨，认为其发病与神经功能紊乱相关，并将其归为神经官能症进行治疗[17]。

4.脏躁

《金匮要略方论·妇人杂病脉症并治第二十二》言“妇人脏躁，喜悲伤欲哭，象如神灵所作，数欠伸”，指出妇人为主要的发病人群，症状上有情绪变化不能自主，喜怒无常，甚至幻觉、妄想等抑郁症典型表现。病名上，对“脏”为何脏、“躁”为何意，仲景并没有阐明。而“躁”非“燥”，主要反映了脏空不能自主的病机特点，提示本病多由情志所致[18]。本病发生多与气阴两亏、心神失养有关。方药上《金匮要略》用甘麦大枣汤养心安神，和中缓急，与《脉经》甘草小麦汤应为同类方。《神农本草经》记载甘草、大枣性皆甘平，甘草“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大枣“主心腹邪气”“平胃气”“补少气”，在方中调气机、和阴阳，使诸证平。故气血虚耗，心神失养也是郁证的病机，治疗多用养心安神，调养气血之法。现代研究也表明甘麦大枣汤可通过影响神经递质、干预信号通路等方式实现抗抑郁作用[19]。

5.梅核气

此期虽未见本病名，但《金匮要略·妇人杂病篇》中有“妇人咽中如有炙脔，半夏厚朴汤主之”的描述。《脉经·平咽中如有炙腐喜悲热入血室腹满症第六》也有“妇人咽中如有炙腐状”的相似描述，指咽中如同炙肉，咯之不出，咽之不下，即梅核气。半夏厚朴汤行气开结，降逆化痰，可知该病与痰、气相关，除咽中异物感外，还伴有精神抑郁、急躁易怒、善太息等情志表现[7]。气郁痰阻也是郁证的病机，治疗以行气开郁、降逆化痰为主。现代临床拓展了半夏厚朴汤的应用领域[20]，代谢、药理学研究显示了半夏厚朴汤对抑郁症有显著疗效[21]。

综上，抑郁症的情绪低落和快感缺失的典型表现已经初见端倪，在解 、小柴胡汤证、百合病、脏躁等诸多病症中得到体现，并展现了其临床特点：症状主要表现为情志症状和躯体症状；躯体症状广泛多样而怪异，涉及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等多系统多脏腑，以至古人用“如有神灵所作”来形容。正是古人对于郁证（抑郁症）临床表现有了不同于其他疾病的认识，才能够在不明确情志病因的基础上，作出可能郁证（抑郁症）的判断。

同时，对抑郁症可能的病机证候有了较多的认识，出现了少阳枢机不利，阴虚有热，肝郁化火，气血虚耗、心神失养，气郁痰阻等诸多病机证候。分别以针刺足少阳调畅少阳经气，百合地黄汤养阴清热，奔豚汤疏肝清热、平冲降逆，甘麦大枣汤养心安神、调养气血，半夏厚朴汤行气开郁、降逆化痰。可见，抑郁症证治体系初步形成，虽然主要是继承了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大量治法方药，但就丰富从郁论治的治法而言，如果现代临床的疏肝理气、养心安神是狭义从郁论治，那么上述的养阴清热、疏肝清热、行气化痰等可以说是广义从郁论治。同时，对于因病致郁，采取了病郁同治的治疗原则。

秦汉魏晋时期抑郁症症因萌芽，典型表现描述相继出现，多种病机治法略见雏形，可知抑郁症证治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并为后世抑郁症相关病症的治疗与研究建立了稳固的基石，在现代抑郁症临床治疗中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