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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熊召政:航行在漓江的烟雨中

已有 1385 次阅读 2023-8-26 11:01 |个人分类:读书笔记|系统分类:人文社科|文章来源:转载

来源:人民政协报,2023年08月21日   第 10 版


古诗人写漓江的诗多矣!我最喜欢的有两首,一是唐·韩愈的《送桂州严大夫》:

苍苍森八桂,兹地在湘南。

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

二是清·袁枚的《由桂林溯漓江至兴安》:

江到兴安水最清,青山簇簇水中生。

分明看到青山顶,船在青山顶上行。

韩诗是在观江,其罗带玉簪之喻,千百年来一直为人称道。而袁诗是游江,很显然,他的浪漫在韩愈之上。船在青山顶上行,若无实地游览的感受,断不会理解这句诗的妙处。

现在,我正坐在漓江的游船上,斯时风雨交加,但雨是艺术的,会淋湿你,却是那种“空翠湿人衣”的感觉;风是善解人意的,会吹乱你的头发,却让你享受“吹面不寒杨柳风”的温润。

因为雨的缘故引发了山洪,漓江的波纹从碧琉璃变成了胭脂浪。同样因为雨的缘故,低纬度的水汽在江面弥漫,在山间氤氲,在凤尾竹丛中摇曳,在古榕树林里浮漾。最终,它们都听命于风,向着山峰升腾,向着田野扩散,在你的视线最宜停落的地方,你能看到或者说你能感受到伟大的空间中,一种类似于白雾的灵气包裹着我们,拥抱着我们。你飘飘欲仙,你摇摇欲坠,恍兮惚兮,摇兮晃兮。人欲登仙,山却成了醉汉。一簇一簇的峰头,许是酒燥的原因吧,都纷纷跑到漓江中洗濯。黛青色的峰头一摞一摞的,醉眠在波浪里,船在青山顶上行,不是行舟变成了飞艇,而是拨浪的桡楫,都划动在浸着翠峦的江花上。

迎我而来的,是江心的烟雨;向我招手的,是山头的烟云;夹岸献媚的,是垅间的烟花,乘兴漂流的,是筏上的烟蓑。一曲一曲,一程一程,我的眼睛越吃越饿,我的燃烧的诗情越烧越旺。尽管须臾不肯离去的烟雨不是拓宽而是收窄了我的视野,但眼光所不能到达的地方,却激发了我无穷的想象。我相信烟雨之外,一定别有天地。在某些时空交织之处,另一种烟雨可能更加稠密。

眼下,漓江流淌在生态中国也是乡愁中国的怀抱中。可是,在那些充满危机或饱受国恨家仇折磨的岁月里,漓江上的行舟,坐着的恐怕不是陶醉自然的诗人或者追逐风景的游子。“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李清照的这种哀叹,恐怕也有不少人在漓江上得到了体验。

因为写作《张居正》长篇历史小说,我曾花了6年时间,研究了明代与张居正相关的历史,其中有一段涉及桂林,即万历进士,后任南明政权的大学士瞿式耜与张居正孙子张同敞一起在桂林殉国。其时,瞿式耜在桂林总督军事,清兵南下势如破竹,守军战败四散逃亡,只剩下瞿式耜一人独守空城。时任兵部右侍郎的张同敞闻讯,特意赶到桂林与瞿式耜做伴,瞿式耜对他说:“我留守桂林督军,当死在桂林,你没有守土的责任,还是去吧。”张同敞回答:“古人耻独为君子,相公为什么不让同敞共死呢?”

斯时,瞿式耜是垂垂老者,而张同敞还不到40岁,师生二人抱着必死的决心留在桂林府衙内。清兵入城后,两人被抓。清兵给了他们两条出路:一是投降,二是落发为僧,遭到两人断然拒绝。他们唯一的心愿就是殉国求死,清兵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行刑那天,瞿式耜写下了绝命诗:

从容待死与城亡,千古忠臣自主张。

三百年来恩泽久,头丝犹带满天香。

张同敞的自决诗如下:

弥月悲歌待此时,成仁取义有天知。

衣冠不改生前志,姓字空留死后思。

破碎山河休葬骨,颠连君父未舒眉。

魂兮莫指归乡路,直往诸陵拜旧碑。

据载:两人被押出桂林城,看到漓江边上的叠彩山时,瞿式耜对张同敞说:“我平生最爱山水佳景,此地风景颇佳,可以去兮!”

1650年农历闰十一月十七日,两人在离叠彩山不远的仙鹤岩引颈就义。那一天虽已入冬,但处在亚热带北端的桂林,却并无刺骨的寒风。漓江依然清澈,只是比起春夏水量略少而已。历史也没有记载,那天是否下雨,叠彩山与仙鹤岩是笼罩在烟云之中呢,还是在晴空之下展现它绚丽的容姿。但可以肯定的是,从小饱读圣贤之书磨砺儒家人格的他们,在王朝倾圮社稷颠覆的大难之中,他们选择死亡。这既是殉国,也是殉道;既是殉志,也是殉城。这志,是与家国共存亡的铁血男儿之志,这城,就是山环水绕的桂林城。一位老人,一位中年汉子没有选择当一只超然物外的仙鹤,却死在了仙鹤岩;他们喜欢叠彩山,他们的生命又何尝不是两座叠彩的山峰,在中国历史的拐弯处,迸发出不容逼视的光芒。

苏东坡有一首《观潮》诗:

庐山烟雨浙江潮,未至千般恨不消。

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

这首诗之所以为人称道,乃是因为苏东坡通过浅显易懂的语言道出了两种烟雨,两种潮流,一为自然的,一为人文的。

此刻,坐在游船上的我,面对着这一场如诗如画的烟雨,我一直处在“既散魂而荡目,迷不知其所之”的兴奋之中。温婉的漓江,永远不会给你惊涛骇浪的感觉;而众山的烟云翩跹着、舞蹈着、幻化着、摇曳着,如群仙聚会中瑶池的裙裾;如烛影摇红时唐代的霓裳。

感官的享受无法拒绝,特别是大地自然的呈现,你会讨厌东施效颦,也会厌恶忸怩作态,但“清水出芙蓉”的美感,你又怎么能掉头不顾呢?

读到这样一段文字:

漓江自桂林南来,两岸森壁回峰,中多州渚分合。无翻流之石,直泻直湍,故舟行屈曲石穴间,无妨夜棹。第月起稽缓,暗行明止,未免怅怅。

这位旅游者自述了游漓江的感受。他说漓江没有翻流之石,亦没有急流险滩,是可以夜晚行船的。可是那一天月亮升空太晚,船家系缆歇息不肯来一次浪漫的夜航之旅,他因此而生了惆怅。

从文字来看,这位游客富有旅行经验与夜游漓江的极大兴趣,他不是别人,正是明朝末年的大旅行家徐霞客。

徐霞客游桂林山水的具体时间是1637年4月28日至6月11日,行程约一个半月。期间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漓江东岸的岩溶地貌最为鲜明的峰林、七星岩、龙隐岩、屏风岩等奇特的山洞,穿山、塔山、普陀山、月牙山、辰山、屏风山、尧山等峭立的山峰,所到之处,皆留下考察笔记。

赞美桂林山水的文人,虽多于过江之鲫,但大都浮光掠影。他们是桂林山水的赞美者,却还称不上知音。徐霞客行脚江湖,犹如佛界的头陀,他之醉水耽山,攀岩面壁,俗事中所有恩怨、烦恼、是非与名利,都被他抛诸脑后了。称誉他为旅行家并不准确,山水是别人的爱好,对于他,却是虔诚的宗教。

徐霞客浏览桂林是崇祯十年,对于大明王朝来说,这是个极为不幸的年份。在这之前的1600年,中国历史上第五个小冰河期的高峰已经到来,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寒冷的时期之一。经历万历、天启、崇祯三个皇帝的执政,这一个小冰河期经历了70年之久,最终导致了王朝的灭亡。

对于这一时期的灾异,史不乏载。《明史·卷二十八·志第四·五行一》记述:

崇祯八年十月,河南蝗。十年六月,山东、河南蝗。十一年六月,两京、山东、河南大旱蝗。十三年五月,两京、山东、河南、陕西大旱蝗,十四年六月,两京、山东、河南、浙江大旱蝗。

记载虽然笼统,但可以看出支撑大明王朝的中原、江南两大最为富庶的地区,已经成为旱、蝗肆虐之地。

天灾之后必有瘟疫。自崇祯十三年开始,一种被称为“疙瘩瘟”的烈性传染病首先在河北暴发,仅数月便传至京城。尔后蔓延至黄河中下游地区,时人记载:“见则死,至有灭门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人收敛者。”

这种“疙瘩瘟”后来证明是鼠疫。旱蝗、鼠疫之后,接着是虎视眈眈的清朝崛起于东北,揭竿而起的饥民啸聚于西北,皇太极与李自成两人,成了大明王朝的掘墓人。

徐霞客来游桂林,正值中国进入第五次小冰河期的中期,斯时柄政的崇祯皇帝内忧外患,福不旋踵。强虏叩关,反魁盈路。饿殍遍野、城郭荒芜。明代所有的皇帝中,崇祯应该是一个勤政努力的君主,怎奈不得天时,亦无地利,人才匮乏,财力空虚,纵是他的老祖宗朱元璋再降人世,也无法改变这大厦将倾的局面。

就在崇祯皇帝殚精竭虑苦撑危局的1637年,徐霞客来到桂林。此时的中国,处在西南腹地的桂林,可谓偏安一隅。

近一个多世纪来,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视野的扩大,一些天文学家与气候专家提出改变历史的新观点,中国明王朝的终结者,表面上看是多尔衮创建的清朝与李自成建立的大顺,但作用于他们的,实际上是气候的改变。许多学者认为,其具体的诱因是1257年至1258年之间某个时候发生的印尼龙目岛萨拉马斯火山大爆炸,它的威力巨大,火山灰和岩石落在了340公里之外的爪哇,一位名叫拉维涅的学者在2013年所写的论文中提到,“基于这些记录中的硫酸盐沉积的估计表明,它产生了过去7000年最大的火山硫释放到平流层。”

萨拉马斯火山大爆炸导致了地球第五次小冰川期的诞生,它从13世纪一直延续到19世纪,直接受到冲击并产生毁灭性灾难的不仅仅是中国,还有北美较低的地区,从13世纪开始,那里有了一次显著的降温,导致了密西西比河上游地区发生了干旱,而北部地区因气候的变化而更适合于农业的发展,从萨拉马斯火山爆炸之后,那里的家庭规模开始增长,并从此步入了繁荣时期。但不是所有地区都像美洲北部,夏威夷群岛这么幸运,以卡霍基亚为代表的美洲土著文明,从14世纪开始日渐衰落,在1650年即瞿式耜与张同敞在桂林英勇就义的同一年,卡霍基亚的文明也宣告终结。

同样的例子也存在于非洲与欧洲,津巴布韦王国的废弃以及波罗的海的结冰,大量的牲畜被冻死,农作物连年歉收导致北欧甚至西欧的人民饿死或者冻死,农业大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而依赖贸易与商业的欧洲国家尤其是南欧,却从此迎来了它的繁荣。

从现存的史料来看,中国低纬度的南方,并没有经受小冰河期带来的如此巨大的气候灾难。此一时期的岭南两广地区,应该为中国最富庶的地方,这导致了明末清初的又一次衣冠南渡。亡于北京的大明王朝,留下的贵族士人、王室子弟,纷纷来到两广建立小朝廷,与清朝政权做最后的抗争,这一阶段,历史学家称为南明。

徐霞客来游桂林的时候,大明王朝正处在崩溃的前夜,一般的士人,往往都是政治的候鸟。但徐霞客显然不属于这一类,抱烟霞之癖,享山水清娱,徐霞客算得上一个纯粹的文人。

他来桂林7年后,崇祯皇帝吊死在北京紫禁城后的煤山;又过了6年,瞿式耜与张同敞,引颈就戮于漓江边上的仙鹤岩。无论是大明还是南明,这一切的悲剧,与徐霞客无关。

但可以肯定的是,动荡的岁月,深沉的国难,对徐霞客的心情还是有所干扰。他留下的游记,佳作迭出,但他写桂林的笔记,在他的作品中,却算不得上乘。

参照夏威夷、密西西比河北部地区因气候变迁带来的福祉,17世纪中叶的漓江,水量充沛应胜于今天。韩愈的诗,让我们看到小冰河期没有发生时的漓江;袁枚的诗,让我们看到了小冰河期即将结束时的漓江。但徐霞客的游记中,却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处在小冰河期中期的漓江的形象描述。这只能说明,在他浏览考察桂林的那些日子里,他所处的时代,欠他一支彩笔。

如果在当下,我能与徐霞客同时站在这一艘渡轮的甲板上,我想我会与他讨论,眼前的这一场烟雨,是否揭示了自然界某种隐喻,或者说,它的无定与幻化中,又藏了多少人间的奥秘。

这该是多么奢侈的一场烟雨啊,从竹江码头上船到阳朔,这雨从未停过。雨过云生,云飞雨下,山环水绕,云雨之欢,从纤细到雄壮,从冥坐到狂舞;从猿鸟到渔樵,从丝竹到管弦……雨细如烟,云淡如烟。没有烟雨,漓江便失了神韵;没有烟云,岩峰便失了缥缈。

我坚信,烟雨漓江是生态中国的象征,烟雨阳朔可以搁放国人的乡愁。

这么想着,一首诗便吟了出来:

降生阳朔地,鸡犬亦神仙。

遇水皆丝竹,逢山便圣贤。

渔翁江上住,霁月画中闲。

我欲和烟卧,簪花学少年。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文联名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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