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纽约中医论坛，2022-07-19 05:18

从事针刺麻醉研究的“三代”科学家：（从右至左）张香桐、曹小定、吴根诚（李永明摄）

曹小定（1931.5- 2022.7.16）教授走了。“一代宗师出巾帼，东西针研解疑惑”是美国中医药针灸学会送上的挽联。百度百科介绍曹教授是“神经生物学教授”，维基百科介绍她是“中国中西医结合针刺学家”，而官方的讣告介绍曹教授是“享局级离休干部、原上海医科大学基础部主任、医学神经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创始人、复旦大学（原上海医科大学）神经生物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尽管曹教授给大家留下的记忆不尽相同，但关于曹教授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和最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研究，可能不会有争议，那就是“针刺针麻研究”。由于历史的原因，学术界和史学界对针刺麻醉还欠缺一个公允的评价，因此对曹教授的学术贡献还认识不够。

曹教授曾经多次应邀来纽约为海外中医针灸界讲学，听众反应热烈，感到受益匪浅。笔者曾经多次采访曹教授，讨论针刺针麻的科学研究和历史。在所完成的书稿《美国针灸热传奇》中，引用了部分曹小定教授提供的资料，并试图对针刺麻醉评估做一些探讨。曹小定教授读后的评论是，“实事求是”。现节选部分章节在这里再发表，以纪念曹小定教授对针刺针麻研究的贡献。

针刺麻醉的评价

目前中国学术界对针刺麻醉疗法还缺乏一个历史性的科学评价。过去的很多报道和评估都难免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有的受限于当时的科学手段和对人体的认识，有的掺有政治色彩和民族感情及对传统医学的偏爱，更有的评论可能无视历史或矫枉过正以至于有失公允。常见的对针麻看法有：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针刺麻醉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同很多中医经验疗法相似，并没有科学基础，针刺对病人只是有一定暗示作用，相当于安慰剂，并不能真正起到麻醉的效果，所以针刺麻醉在中国是“昙花一现”。理由是，很多接受针刺麻醉的病人都要强忍剧烈的疼痛，病人还要接受镇静剂，还有的病人需要临时注射麻药减少疼痛。针麻临床实践时的成功率很不稳定，而且可重复率不高。更有人举出具体失败的案例，揭露一些针麻医生为了表演成功，偷偷给病人注射麻药的造假行为。认为针刺麻醉在中国的广泛应用是当时的政治需要，被作为文革的成果，宣传言过其实，当时很多医务工作者和患者不敢讲实话。

不同观点则说，针刺麻醉初创于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文革之前已经有几千例报道，所以针麻并不是文革的产物。针刺麻醉研究是中国医学科学工作者对传统中医针刺疗法的发展和创新，是医学科学的重大发明。针刺麻醉疗法虽然由中医参与发起，但真正从事临床操作和研究者大多是受过现代医学训练的西医和具有较高水准的科学家。当年中国很多一流科学家及临床专家和许多同生命科学有关的研究单位都不同程度参与过针刺麻醉研究工作。针刺麻醉的成功病例不但成千上万，而且很多手术是由中国知名外科医生和麻醉师操作，真实性不容置疑。针刺麻醉可以成功地在动物身上进行本身就可以排除心理作用，因为动物不应该有安慰剂作用。

中国人历来十分重视洋人对国事的看法。在针刺麻醉的问题上，西方人确实有些发言权。如前文所述，美国针灸热的初期，最开始的报道仅来自记者和政客，医学科学家们大多质疑，因为这些现象同他们的所有医学知识相悖。也有人说针刺麻醉仅仅是一种催眠术，但亲眼看过针麻的美国医生和科学家证实，病人在手术全过程中是清醒的，所以不可能是催眠术。

如前文所述，美国科学院曾派出针麻醉考察团，经过实地考察多家中国医院并观摩了几十台针刺麻醉手术，最后写出了题为《针刺麻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评估报告，这应该是迄今为止西方医学科学界对中国针刺麻醉最权威的一个评估报告。美国专家的报告基本上肯定了针刺麻醉的真实性和针刺减痛现象的临床和生物学意义，但同时指出，此方法可能只适用于很小一部分患者，接受针麻病人大多数要经过手术前筛选，确定适合针麻才能进行手术。报告还提醒公众，手术医生和麻醉师要经过严格的训练，有一定风险。尽管当年中国针刺麻醉专家如果读了此报告，不一定十分喜欢，但几十年后再看，不得不承认，这个报告的科学性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结论也比较客观公正。

其实，对针刺麻醉的感觉，很多人更相信自己或可信赖人的亲身经历。据复旦大学医学院教授曹小定回忆，原中国科学院脑研究所所长，早年留美并曾任美国耶鲁大学助理教授的张香桐院士当年在参加针麻研究之前，就要求亲自体验针刺麻醉的感受。他的要求得到了医生们的满足，针灸师在他身上进行了针刺和几十分钟的连续诱导，一切同针刺麻醉手术一样，只是没有开刀。张教授当时感到了身上有一种强烈的麻胀感觉，他事后说，这种感觉是真实的，一定有生理学基础。后来他全身投入了针刺麻醉的机制研究，提出了自己的学说，并发表过多项科研成果，成为这个领域国际知名的科学家。

我本人也听过很多可以信赖的人讲过针麻成功或失败的病例。例如我的一位亲戚，曾患急性阑尾炎，手术时，外科医生看患者年轻，身体素质好，临时决定采用针刺麻醉，但刀子下去病人剧痛难忍，患者一点也没有感到“麻醉”的效果，只好临时改用药物局麻完成手术。多年以后谈起此事，患者仍然记忆犹新。新华社驻纽约记者王波告诉我，他认识一位美国记者，曾经在他夫人工作的北京一家医院参观过针麻剖宫产，手术十分成功，后来每次访华都去看望那位母亲和儿子并同她们成为朋友，当年的婴儿现在已经留学美国。我在纽约给医生针灸培训班上针灸课时，一位美国医生告诉我，他有一位外科医生朋友，在美国行医，曾经用针刺麻醉做过一些手部的小手术，很成功。

一位居住在新泽西的华裔老教授曾向我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意外事件：1970年代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时，了解到中国针麻手术成功的事实，便向所在大学医学院的外科医生极力推荐，医生们犹豫不决，但最后决定找一位自愿患者试一试。可是由于请来的针灸师没有经验，给患者做的术前针刺诱导麻醉不充分，所以当外科医生一刀切下去时，病人痛的从手术床上跳了起来，满屋子跑，后来的尴尬局面就可想而知了。现在听起来，我还真为针灸界感到庆幸，如果此事当时发生在赖斯顿先生身上，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同很多针灸医生一样，我在临床治疗中也充分体验到患者对针刺反应的个体差异。不分种族、性别、年龄，总有一小部分患者（<10%）对针刺非常敏感。比如有一位女性白人患者，我在她肘部的曲池穴扎了一针，并没有使用手法刺激，过了一会儿，她整个手臂都麻木起来，我开玩笑说，你很适合针麻手术，她也表示同意。

针刺麻醉过程中心理因素起到一定作用，这一点大概不会有争议。但如果说，针麻完全是心理和意识的作用，恐怕绝大多数人也不会同意。考察过针麻的西方专家大多数人认为，精神和意志因素及手术前使用少量的镇静止痛剂不能完全解释针麻的镇痛现象。在实践中的一些事实似乎也能间接说明这一点。比如有人曾经尝试过“气功麻醉手术”做小手术，结果并没有发现可以取代针刺麻醉。

还有一个在网上传说的故事，讲在“文革”期间，一个医院的革委会领导突发奇想，要试验在手术中放“革命歌曲”来增加针刺麻醉的效果，结果最后也证明无效。本书前文曾提到一个美国记者提出过一个自问自答的问题，如果说针麻仅仅是心理作用，不是说按摩的效果也是心理作用吗？但为什么没有人用“按摩麻醉”做开胸手术呢？

总之，对医学疗法的科学评价是一件很复杂也很专业的事情，并非仅仅通过简单病例观察和个人经历就可以得出准确的结论。时间也是检验的标准之一，在针刺麻醉运动过后几十年再看这个现象，反而会显得更清晰，至少不会受政治因素的干扰。

从针刺麻醉到针刺止痛

事实表明，即使在“文革”鼎盛时期，中国的医学科学家及国家领导人对针麻局限性的认识还是很清醒的。据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曹小定教授回忆：1971年2月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接见卫生界人士时问她：“上次你说体外循环手术还不能用针刺麻醉，有些外科医生不太愿意在针刺麻醉下开刀，这是为什么？”曹教授答：“用针刺麻醉开刀有时还存在镇痛不全，肌肉比较紧张，内脏牵拉有感觉，即针刺麻醉尚存在‘三关’要解决”。周总理说：“针麻还不是百分之百有把握，尽写好的怎么行？有‘三关’就比较辩证了。”曹教授还听说，周总理因为思考一分为二认识中西医结合成果，竟然夜不能寐 。

北京大学针刺镇痛专家长韩济生院士1996年对针麻研究做过总结，他认为，针刺麻醉的核心是针刺镇痛；针刺可以减轻外科手术引起的疼痛，但不能达到完全无痛；针刺合并药物麻醉的优势是可使麻醉药用量减少；操作困难是针刺麻醉的主要难点。

公平地讲，中国当年经常让外宾参观的“针刺麻醉手术”带有一定表演性质，并非严格的科学实验，也不是日常的手术病例。参观者经常没有被告知，病人是经过严格挑选出的针麻敏感者，而从事针麻和手术的医生也要有很高的技术和经验，一些复杂手术，如开胸、开颅、心脏手术是很难效仿的。所以，当有美国人问我：针麻手术在美国做不了，是不是中国人的表演都是假的？我的回答是：你到中国看了惊险的杂技表演，回家重复不了，你能说表演都是假的吗？我想，如果按照美国的法律习惯，给外国人表演针麻时应该注明“Do not try it at home”（回家勿试），以免误解。

针刺麻醉手术的成功同杂技表演一样，需要麻醉师和外科医生都要有高超的技艺和丰富的经验，同时还要有适合的患者和患者的良好配合。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针刺麻醉手术是可以成功的，这是中国医生当年重复了无数遍的事实。但如果盲目地推而广之，认为任何麻醉医生和外科医生，随便选一个病人就可以做针刺麻醉，那显然不符合客观事实，强行去做，当然只有失败。

其实，正是因为针麻的一些局限性（如“三关”），限制了针刺麻醉的广泛普及。每种医疗方法都有一定的局限性，经常是利弊同在。一种医学疗法流行一二十年，最终被取代，或转为他用，这在现代医学发展中是司空见惯的事。比如“伟哥”当年是为心脏病而设计的西药，后来发现治疗男性的勃起障碍ED有效，名声大噪，但此药刚刚流行了几年，就出现了许多更好的新药。从这一角度看待针刺麻醉，此疗法经历了风行一时的年代，后转型为针药复合麻醉，到现在针刺镇痛的广泛应用，这个发展过程从医学史上看是十分典型的事例。

韩济生院士曾做过客观的评论：“为了显示针麻手术可以获得成功而进行表演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对于针麻“我们经历了一种新疗法几乎必有的三部曲：狂喜、失望和找到应有的位置”。

针麻虽然没有取代药麻，但针刺所产生的强大镇痛或减痛作用，给东西方人们任何留下深刻的印象。针灸治疗用来止痛就变成了一个十分顺理成章的事了，根据针麻的可行事实，人们对针刺的镇痛作用毫不怀疑。其实，美国的医学界在针灸热的早期就意识到了这一点，用针灸治疗疼痛，一直是针灸在西方应用最广的一个领域，这方面的临床研究也最多。

我本人未曾从事过针刺麻醉，但在美国行医多年一直坚持部分时间用针灸治疗病人，在诊所里最常见的病症就是各种疼痛，或与疼痛相关的疾病。一次，有一位80多数的老人来诊所，要我用针灸给他治疗腰痛。还没等我向他解释针灸的镇痛作用，他就声明，针灸的止痛效果我知道，不用解释，我当年曾经看过针刺麻醉手术，没有什么比那更令人信服的证据了。原来他在70～80年代曾经常到亚洲经商，显然也没少去过中国，针灸治疗对他的腰痛果然有效。

在临床上，有时我遇到患者患某种剧烈疼痛症状，使用常规药物疗法和一般针灸疗法效果不明显，我就参考当年发表的针刺麻醉方法，给患者施行“针麻样”治疗，经常取得不错的疗效，有时甚至是立竿见影的效果，这也是受益于当年针刺麻醉研究的成果。

在多年来参加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替代补充医学中心的科研基金评审中，我亲眼目睹了很多来自美国一流的医学院所的科学家们热心从事针灸研究，提出高水平的科研计划，很多重要研究课题得到联邦基金资助，最后得到预期成果。在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时和在纽约举行的一些针灸讲座中，我有幸结识过很多早年在中国从事过针灸针麻研究的专家，了解到许多人当年都是中国顶级医学科学家，其中不少人终身从事针刺针麻研究，不为名利，治学严谨，深受国际专业同行的尊重。

在医学领域里，作为中国独创的科学技术，没有任何项目比针灸和针刺麻醉产生过更大的国际影响。针麻作为一种麻醉方法虽然没能普及，但中国学者有关针麻的基础研究，揭示了针刺治疗疼痛的机制，为后来针灸疗法在西方的普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针刺麻醉的临床应用，也为人类认识人体的潜能，了解疼痛的生理，以及探索精神、环境、社会等非医疗技术对人体的影响起到了推动作用，还为当今和未来的医学研究留下宝贵的资料和诸多未解之谜。

中国学者在研究针刺针麻期间，还发表了大量的科学论文、著作及科普读物。这些在“文革”期间的出版物，难免留下一些时代的痕迹，比如当时的出版物几乎无一例外地以“最高指示”开头。但绝大多数文章的核心内容还是相当学术的，记录了临床医生和科研人员的发现、发明及宝贵经验，今天读来仍然让人深感其中的价值。而更令现在学者们汗颜的是，当时几乎所有的著作都没有留下作者的姓名。

沈阳医学院革命委员会教育革命组绘制的针灸图

从历史的观点看，中国医学家们在上世纪中叶独创的针刺麻醉技术，不但是中西医科学发展的重大成果，还对中国外交及东西方文化交流起到了特定的历史作用。任何人，仅仅根据有限的经历，听来的故事，局部的观察，撇开历史的环境，不可能对针刺麻醉这样曾经有过广泛社会影响的医疗技术作出综合的公正评价。绝不应该因为针麻本身的局限性和政治因素导致对针麻的浮夸及个别造假事件而全面否定针刺麻醉。针刺麻醉不是“昙花一现”，而是中国乃至世界医学史中的“一朵奇葩”。从事针刺麻醉研究的中国科学家和中西医临床工作者们，同当年研制“两弹一星”的科学家们一样，为中国科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如果硬要比较的话，可以说，针刺麻醉的发明和应用在西方造成的社会影响甚至要超过“两弹一星”，针刺麻醉引发的一系列后续针灸西进效应及其对中华文化的传播作用，是同时期任何中国人的发明创造所不能比拟的。几十年来针灸在西方兴旺发展的事实，从另一个方面证实了中国针刺麻醉研究的历史贡献。针刺麻醉的成功在西方的影响要远远超出针刺本身的医疗作用，它让西方看到了中国人对传统的继承和勇于创新的精神。

（节选于李永明《美国针灸热传奇》，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 p179-204）

（作者：李永明 2022.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