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丁香园，2020-08-03 12:00

20 年前，2000年7月29日，77 岁的心外科医生勒内・赫罗尼莫・法瓦洛罗（René Gerónimo Favaloro）在自家浴室中，以一把点三八英寸（9毫米）口径的左轮手枪击穿了自己的心脏。

他的突然离世令阿根廷举国震惊，甚至让整个拉丁美洲的民众都为之伤心不已。

阿根廷总统德拉鲁阿表示：「法瓦洛罗热爱祖国，放弃了在美国专业发展的机会和财产回到祖国，用他卓越的专业技术和才智为自己的人民服务，将毕生的精力献给了科学研究和心脏病患者。他的去世是阿根廷的一大损失。」随后，阿根廷以全国降半旗的高规格来哀悼他。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位阿根廷医生的传奇故事。

因政治转向的命运

1923 年 7 月 14 日，法瓦洛罗出生在阿根廷拉普拉塔的一个普通家庭里，他在拉普拉塔大学医院接受住院医生培训期间，就对胸外科产生了兴趣。

勒内・赫罗尼莫・法瓦洛罗

1949 年，克拉伦斯・克拉佛德（Clarence Crafoord）教授应首席教授何塞・玛丽亚・梅内蒂（Jose′ María  Mainetti）的邀请，来我们的主角法瓦洛罗所在的医院进行手术。他很幸运地作为二助参加了这场手术。

直到多年后，法瓦洛罗还记得这名克拉佛德教授的风采。一个充满热血的年轻人如此近距离地与一位胸心血管外科的重要先驱交流手术，那是何等的欣喜。

法瓦洛罗原打算留在大学的医院里从事胸外科的工作，但当时阿根廷的执政者是庇龙。

庇龙在 1946 年上位后，就采取了一系列倒行逆施的集权措施：包括掌握部分医生的前途命运以压制反对者，如果他想要在大医院进行胸外科的学习，就必须签字效忠庇龙正义党。

法瓦洛罗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身边的不认可庇龙行径的同行被迫离职，他经过了 24 小时的深思熟虑之后，决定不签字。

他后来提到此事时说，「我的命运使我在 1950 年 5 月潘帕斯草原西南部的一个小村庄里，成了一名乡村医生」

这一去，就是十二年。

他在潘帕斯建立了一个诊所，两年后，他的兄弟胡安・何塞（Juan José）从医学院毕业，成了他的重要帮手。

他们兄弟二人一起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从无到有的建立了手术室，化验室，并购置了当时最好的 X 线设备……实在无法想象这两兄弟是怎么样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下度过那繁忙的 12 年的。 

但潘帕斯并不是法瓦洛罗的世外桃源，事实上，他也从未放弃过理想，一直与外界保持着联系。他定期去外地游学，阅读重要医学期刊，对医学界新的发展情况了如指掌。

1950 年代以来，心血管外科早期风起云涌的进步令他激动不已。

1960 年，尽管诊所的工作在逐渐步入正轨，但他还是决定远赴美国，进行胸心血管外科的学习训练。

世界首例冠脉搭桥术

1962 年，经由梅内蒂教授的介绍和引荐，法瓦洛罗携妻子玛利亚（María Antonia Delgado）一起前往美国克利夫兰。

当时的克利夫兰诊所，是最早开展冠状动脉造影术的医疗机构，起因是心内科医生弗兰克・梅森・曾根（Frank Mason Sones，1918～1985）为一个27岁的病人做心脏造影检查时，不小心把造影剂注入了病人的冠状动脉开口，这一技术将医学界对冠心病的认识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用外科手段治疗冠心病的探索，才刚刚起步，克利夫兰诊所的外科医生唐纳德·埃弗勒（Donald Effler）也是早期的探索者之一。

法瓦洛罗见到埃弗勒以后，用蹩脚的英语勉强说明了来意，埃夫勒明确表示，没有取得外国医学教育委员会的证书，他只能参观学习，没有收入。 

但仅仅两周过后，法瓦洛罗就获得了参与手术的机会，他的手技得到了美国同行的认可。为了表达自己的学习的诚意，38 岁的法瓦洛罗像一个实习学生一样承担了手术室里的全部杂活，置尿管，推病人，清洗心肺机等医疗器械，晚上他还要积极学习语言准备考试。

法瓦洛罗和埃弗勒一起进行手术（图源：Cleveland Clinic Foundation）

所谓功不唐捐，仅仅半年后，法瓦洛罗就拿到了在美国的行医执照。

为了方便学习，法瓦洛罗在医院附近租住了公寓，这样他就有足够的时间到造影室跟梅森学习造影和读片，他意识到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诊断技术。

梅森办公室的门大部分时间都是敞开的，他总是愿意与他的同事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学习者交流观点。很快，法瓦洛罗就在日见精进的工作中与埃弗勒和梅森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1963 年，法瓦洛罗成为一名初级专科医生，并于 1964 年成为高年资住院医。1966 年，他已经是克利夫兰诊所胸心血管外科的正式工作人员。

心肌血运重建技术也正是在这些年里，逐渐由间接途径进步到直接途径，在那段日子里，法瓦洛罗去手术室时内心总是同时怀着恐惧和挑战的快感。

1967 年 5 月法瓦洛罗成功地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利用大隐静脉的冠状动脉搭旁路移植术（1962 年 Sabiston 医生做了世界首例大隐静脉冠状动脉搭桥术，但患者因吻合口近段急性血栓形成，在术后 3 天死亡），并确立了正中开胸，血管端侧吻合等技术细节。

8 天后，梅森对病人进行了造影复查，结果右冠状动脉已完全重建，看到这样的结果，他们高兴的不成样子。

复查结果显示，右冠状动脉已重建（图源：参考文献 5）

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他们只有三间供心外科使用的手术间，很多病人需要等上几个月才能接受手术，有些病重的就干脆住在医院附近的一家酒店里。

有一回，法瓦洛罗在早上 7 点钟刚刚到医院，就有住院医生说，那家酒店里有一个病人可能要不行了，法瓦洛罗迅速赶了过去，破天荒地带领团队对这位病人执行了急诊的造影检查。

确认是急性心肌梗死后，他果断急诊开胸做了冠状动脉搭旁路移植手术，病人因而获救，心肌大部分得到了保留——要知道，类似的病人在此前不可能得到如此及时有效的治疗。

一战成名

1970 年，第六届世界心脏病学大会在英国伦敦举行，法瓦洛罗应邀参加一个关于冠状动脉手术的专门讨论。

法瓦洛罗进行讲话（图源：Cleveland Clinic Foundation）

由于会场太小而想听会的人太多，有些医生甚至就直接坐在了会场中间的通道上，还有没地方可坐站在会场两边的，讨论进行到一半时，侧门居然被外面的医生给挤塌了。

法瓦洛罗的学术报告征服了在场的多数学者和医生，他们开始相信，冠脉搭桥手术可以预防冠心病人的心源性猝死延长其寿命。

法瓦洛罗在演讲中提到，「到 1970 年 6 月，我们已经进行了 1086 次心脏搭桥手术，总死亡率为 4.2％。」 

有一位叫 Charlie 的医生对此表示怀疑，他认为「如此低的死亡率」令人难以置信。法瓦洛罗大笑三声后说道：「我欢迎你们任何想要去克利夫兰诊所的人检查我们的病案和原始数据。」后来，一些医师确实在返回祖国的途中拜访了克利夫兰诊所，在实地考察眼见为实之后，彻底服了。

英国外科医生唐纳德・罗斯（Donald Ross）邀请法瓦洛罗在伦敦国家心脏医院进行一些示教手术，法瓦洛罗欣然前往。

英国第一例冠状动脉搭桥手术就是在唐纳德・罗斯的帮助下完成的， 欧洲多位杰出的心血管外科专家都观摩了手术。

这次会议让法瓦洛罗一战成名，也为在全球范围内使用冠状动脉搭旁路移植术打开了大门，冠状动脉外科时代的新纪元正式开启了。

法瓦洛罗后来开始使用乳内动脉-冠状动脉吻合术进行心脏搭桥，为此他发明了一款开胸拉钩，可以提供极好的暴露视野，但他没有为此申请专利。其后，某医疗器械公司以 2000 美金一套的价格出售。（图源：Cleveland Clinic Foundation）

然而，就在所有人都认为法瓦洛罗将在美国继续开展相关研究时，他却做出了返回祖国的决定，他认为回拉丁美洲乃自己的职责所在。

激流勇退

1970 年 10 月的一天下午，法瓦洛罗给埃夫勒写了辞职信，含泪封缄了信封，然后把它放在他的桌子上。

如您所知，阿根廷没有真正的心血管外科医生。 

命运再次让我担负起艰巨的任务，我将献出我生命的最后三分之一，在我们的首都建立一个胸心血管中心。

相信我，如果我能在未来几年内，看到新一代的阿根廷医生在全国各地的不同中心工作，能够以高质量医学知识和技能解决人民的疾苦，我将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家伙。

我当然知道这一选择将要面对的困难，因为我之前在阿根廷工作过。47岁的年纪，合乎逻辑和现实的选择是未来留在克利夫兰诊所。

我很清楚，我走的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但您知道堂吉诃德吗？

如果我不回到故乡工作，而选择了一条相对好走的路，我的余生都会活在灵魂的拷问里，我会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 

相见难，别亦难。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法瓦洛罗是一个内心强大杀伐决断的外科医生，但在灵魂深处，他是一个极为敏感多情的男人。

在临别前的最后几个月，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人试图说服他留下，尤其是梅森，一直苦苦挽留，他认为法瓦洛罗的离开就是对共同事业和兄弟情谊的破坏，只有疯子才会做这样的决定。

为了避免离别时说再见的难过，法瓦洛罗在 1971 年的春天就放出风去，说自己将在 7 月回国，但 6 月中旬他就借着去波士顿讲座的一次机会与妻子玛利亚一道回国了。

美国著名心外科先驱哈肯医生（Dwight Emary Harken，1910-1993）在得知他已离开美国时曾不无惋惜地说,「他对祖国（指阿根廷）的热爱，使我们美国损失了一位最好的外科医生——他是整个世界上最优秀的外科医生之一。」

重回故土，却心碎自杀

1971 年，他回到阿根廷，进入一家私立医院，最终将其建设成为南美的医疗重镇，并成立了法瓦洛罗基金，以救助那些看不起病的穷人。

法瓦洛罗在布宜诺斯爱丽丝建立的医院（图源：Favaloro Foundation）

他的目标是，不允许任何一个人因为付不起钱而无法看病。

在法瓦洛罗给埃夫勒留下那封辞职信之后的 27年，他在一篇回顾本专业重大进展的文章中写道：「我认为我当年的决定是正确的，而今我们的医疗中心已培养了350多名研究生，而今他们已遍布拉丁美洲，成为了当地的医疗骨干。」

1997 年，他在一次访谈中说到：

我们的社会变成向钱看了，权力金钱和享乐变成了最重要的东西，医学界也跟着受了影响。

大部分医生的工作非常出色，但很多人为物欲所累。

有时候，当我参加学术争论时，我搞不清楚有些人是在为医学上的真理而争论，还是在捍卫自己的钱包或者维护自己所在的公司。

说这些话我很难过，但这是真的。

有些事比钱更重要，我为许多付不起钱的人做过手术，我不过是在手术室里浪费了一点时间，并没有直接从钱包里掏出一分钱，这种事没什么值得骄傲的。

在医学界，我们应该竞争的是如何去帮助别人，而不是看谁赚的钱多。

看到这里，大家似乎就能理解他为什么会在那封辞职信里自比堂吉诃德——他要对抗的世界，是远比堂吉诃德要面对的风车更庞大的经济规律和深不见底的幽暗人性。

法瓦洛罗建立医院的大厅（图源：Favaloro Foundation）

法瓦洛罗拼了命似的每天上台做手术，到处化缘筹措基金，可本国的病人也包括拉丁美洲其他国家慕名而来的病人如潮水般涌来，很多人根本支付不起医疗费用，更有许多同行趁机在患者身上谋利。

这样的内外交困，很快让法瓦洛罗基金负债累累。

他在留给侄子的遗书中写道：「我经历了我生命中最痛苦的时期，在自己的政府面前做一个乞讨者，我够了。」

此时，他的基金已经负债 7500 万美元，自己的医疗机构不能正常运转，甚至没有经费参加学术活动，他几次求助政府均未获回应。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亲如手足多年合作的弟弟胡安・何塞也恰在此时因车祸而受了重伤，相爱多年的结发妻子玛利亚也因病去世……在扣动扳机之前的那一瞬间，他的心已经碎了。

法瓦洛罗和他的妻子（图源：Favaloro Foundation）

哀大莫过于心死，拜庇龙正义党所赐，此时的阿根廷经济已经从一个富得流油的发达国家变成了一个经济崩溃社会动荡的发展中国家——这也是世界近代史上唯一一个由发达国家跌回发展中国家的例子。

据统计，法瓦洛罗在69岁前，共做了13900 次心脏「搭桥」手术，2010年也即法瓦洛罗去世后的整十年，全球每年有超过100万例心脏外科手术，其中70%以上是冠心病的外科治疗，

受益于冠状动脉外科手术的人，当以千万计，仅以中国为例，年搭桥手术量超过 1000例的就已达到 7 家。

美国著名的心脏外科前辈丹顿・阿瑟・库利（Denton Arthur Cooley）在得知他自杀的消息后，深情地写道：「我们失去了一位最优秀最值得尊敬的医生，尽管他自己拒绝冠脉搭桥手术之父这一称号……阿根廷人民失去了一位爱国的赤子，一位天才的外科医生，一位悲悯的英雄。」

勒内・赫罗尼莫・法瓦洛罗（图源：参考文献 7）

一个理想主义者之死

这样一个燃烧着理想主义热血的外科医生，却偏偏活在一个处处与理想主义相悖的国家和时代。

也许，他是故意以这种激烈的死亡方式，唤醒祖国对这项事业的正视，然而，螳臂当车的勇气，挽救不了这个国家的颓势。

毕竟，一项医疗技术的发展深受其所在国家的经济实力的制约。

冠脉搭桥手术是一项复杂昂贵的医疗技术，它的每一个环节都包含着人力物力的投入。既然整个手术系统的诞生和发展，都是以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为背景，那么这个手术系统的成本，从宏观上说，就是欧美发达国家中普通个体生命的价格。

我们通常所说的生命无价，可以是哲学的思考，可以是伦理的考量，也可以是诗意的咏叹，但独独不能是现实世界里拯救一个生命的成本。

因为这个成本从来都是有价的，并不是任何人、任何国家都能承担得起。

法瓦洛罗希望将这个生长于欧美的医疗程序，引入他那个经济环境风雨飘摇的国家，可是当他希望专门将这个技术服务于穷苦的人，并由政府支付医疗费用，这是超现实的做法。

由此而产生的困境，是由经济规律决定的，单靠理想主义的激情和愿望并不能克服。

对阿根廷政府来说，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法瓦洛罗悲剧式的陨落与阿根廷的戏剧化的国运，都应成为中国人思考医疗问题的借鉴——医疗问题从来都不纯粹是一个科学问题，如宗教、历史、习俗，甚至政治意识形态等诸多非科学因素，还将继续在世界不同的角落，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医疗体系的发展。

「不必谈论我的软弱或勇气，外科医生向死而生，死神之于外科本来就如影随形，而今我与他携手同行。」这个一生思虑周全的人，为自己提前写好了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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