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疗法，不论历史多悠久，理论多美妙，只要接受循证医学的严苛检验，就一定会显出原形。循证医学仿佛照妖镜，越来越展示其“唯真”的威力。

放血疗法可以说是存在最悠久、理论最博大精深的传统疗法之一，广泛存在于各民族传统医学中，而以盖伦以下的西方传统医学为典型。其根基和实践可谓广博深厚、根深蒂固、毋庸置疑、坚不可摧，然而，对照试验轻易把这一切都碾得粉粹，这是“真实”的威力。

我们可以把放血疗法追溯到石器时代的砭石，往下更有美索不达米亚、古印度、古埃及、玛雅等四五千年前的古老记录。但一般认为，到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才算有理论基础。这就是著名的四体液学说，认为疾病是由于四种体液（肝制造的血液，肺制造的粘液，胆囊制造的黄胆汁和脾制造的黑胆汁）失去平衡所致，放血是一种回复平衡的方法。

希波克拉底在《人类自然》(On Human Nature)第l1章节中还提及具体的放血部位：“大的经脉遵循自然。它们在身体里有4组。第1组从头部的后方经由颈部，从脊柱两侧延伸到腰和下肢，然后伸展穿过下肢到踝的外部至足。因而背和腰部的疼痛，应该在体表、膝关节后侧或足踝部放血以减轻疼痛。第2组血管从头经耳部再伸展穿过颈部被称为颈静脉。它们伸展在脊柱内侧的左右顺着腰到睾丸和大腿内侧，然后再穿过膝关节后侧，最后经小腿内侧到踝部至足。因此，治疗腰和睾丸的疼痛．应该在膝关节的后侧和踝关节的内侧进行放血......”

这种理论到古罗马的盖伦被发挥到极致，在阿维森纳的《医典》里系统记载了这一体系：放血疗法的目的在于排出血管中过量的或不健康的血液。这一原则可以说直到今天还不为错，问题只在于古人判断“过量”和“不健康”的能力有限。详细规定了适应症，包括初起的坐骨神经痛、痛风、关节痛、癫痫、中风、忧郁症、咽扁桃 体炎、内部炎性肿块、热性眼病、痔疮、月经不调、跌伤、过量出汗等等。又从年龄（超过14到70岁的范围）、体格、生理状态、病理条件、等方面规定了禁忌症。更非常详细的论述了不同的放血部位对应不同的疾病如同中医的经络一般，单是头部的静脉就有如下区别：额静 脉对长期头痛；枕骨上静脉对偏头疼及头皮溃疡；内眼角静脉对慢性眼炎、角膜翳、沙眼、眼睑炎；耳后静脉对青光眼、头颈后部溃疡；鼻尖处静脉对雀斑、视力模糊、鼻孔内丘疹、鼻孔痒、痔疮；唇静脉对牙床溃疡、口疮、败血性牙龈炎、压床松弛、牙床裂及瘘管；舌下静脉对咽痛、扁桃体脓肿；唇下部静脉对口臭；牙床静脉对胃病等等。此外对于术前准备、手术器械、手术步骤、手术不良反应、放血量（1到6磅，即0.45到2.7千克）等均有详细论述。

放血疗法从技术层面讲只有两个问题：放血的部位和量。部位有如上所述极其复杂的讲究（中医且有另外一样复杂的讲究），自从哈维发现血液循环后，我们知道这所有的讲究都是荒谬的，因为不论从哪一个部位放血，结果是完全一样的；这正如不论从哪一个部位注射药物，结果完全一样，是一个道理。关于放血的量，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讲究。中医自《黄帝内经》以来的刺络放血疗法80%以上在10-15毫升，最多也很少超过200毫升。这与中医认为血很宝贵的理论有关。这种量对健康人不会有任何危险，只有献血量上限的一半。前段时间媒体热炒一个贾中医给病人一次放了850毫升，那是强爷胜祖的多了。藏、蒙医和哈萨克医放血比较豪放，他们认为放出的血色黄稀，有白色泡沫或血液表面有黏液或脓液者则是病血，非将病血放尽才罢休。回医、苗医、土家医、畲医、纳西医就胆小得多，往往只放几滴血，这几乎称不上放血疗法。日本和古印度大致和中国类似。欧洲和玛雅放血量是最大的。著名的例子是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1799年12月14日，68岁的乔治·华盛顿因为咽喉炎和气管炎的小病接受放血疗法，半天共放了3.7升血，华盛顿体内的血被放掉了一半以上，相当一次大出血。医生下手够狠，不是自己的血不心疼啊。华盛顿死于他自己非常推崇的放血疗法。

理论也罢，技术也罢，实际都不是关键，关键在于疗效，放血疗法真的那么有效吗？这难道需要怀疑吗？按中医粉丝的说法，放血疗法真可说是经过了几千年几亿人次的“人体试验”，是绝无可疑的。古来经典不单把它当做治百病的良方，甚至也作为健康美容的妙法。女性的月经在盖伦看来是纯天然的放血疗法，是“上帝对妇女的眷顾”。中世纪西方的贵妇人为使皮肤白皙经常放血，据说，法国路易14的皇后梅茵蒂农夫人每两周要放血一次，除了美容外，还避免在宫廷里听人讲色情故事或寻欢作乐时因脸红而有失仪态。著名的《萨勒诺摄生法》中记载：“放血，可以舒畅忧怀；放血，可以息怒平忿；放血，还能使痴情的恋人们免除相思之苦......”十二世纪的西方还流传一首歌谣：“身体放血改新颜，提神醒脑又亮眼。思维清晰无悲愁，运动内脏益睡眠。听力敏锐精神旺，声音洪亮每一天。”简直是无所不能。

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一个对放血疗法提出质疑的是一名记者。

欧洲风行的放血疗法传到美洲大陆后一样受到大众盲从和欢迎，号称“宾夕法尼亚的希波克拉底”的著名医生本杰明˙瑞师（Benjamin Rush）是放血疗法最热衷的推广者和实践者，他还是在美国独立宣言上签字的唯一的医生，创建了美国医学教育体系，据说当时美国四分之三的医生是他的学生。在1794年到1797年费城流行黄热病时，本大夫挥舞柳叶刀，大展神威，每天给超过100名病人放血，以至其诊所后院变成了“血海”，因此而孽生的苍蝇象“云雾”一样密集。英国记者William Cobbett对本大夫采访时翻阅了费城的死亡报告，意外发现被本大夫治过的病人死亡率明显高于别的病人。于是他发表文章戏谑说本大夫为人类人口的减少作出了突出贡献。由此引发一场著名官司，费城的英雄起诉英国“诽谤者”。最后法庭判本大夫胜诉，这意味着从法律角度声明放血疗法是有效的。但这超出了法律的能力。几乎在法庭宣判的同时，总统华盛顿死于放血疗法。这一惊人个案比任何人的质疑更让坚固的信仰动摇。

2000年的观念不会因为一个个案而崩溃，除非出现更坚强的证据。10年之后，苏格兰军医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采取分组对照设计的临床试验来研究放血疗法。他把366名患病的士兵平均分成3组，3组的病人所患疾病的严重程度类似，所接受的治疗也一样，这确保了组间的可比性。唯一不同是两组病人不放血，一组病人接受传统的放血疗法。结果，不放血的两组分别有2和4个病人死亡，而放血组死亡达35人。差异有显著意义！这是人类第一个大型的对照试验，它所出示的数据和事实的可靠性胜于一切理论推演和经典记录，它一出马就宣判了最悠久最博大精深的放血疗法即将面临死刑。

遗憾的是，这一重要发现没有发表，直到1987年人们才从故纸堆里找到当时的记录。但是，对照思想的种子却已广为播撒，随风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再过10年，法国皮埃尔˙路易（Pierre Louis）发表了用同样方法进行的，历7年对近2000名病人的临床观察，结论进一步证实放血疗法明显增加病人死亡率。

现在到了墙倒众人推、瓜熟蒂落的阶段，各种对照研究纷纷出笼，无一例外证明放血疗法给病人的伤害远远大于给病人提供的帮助。证据愈来愈强，等到微生物学和抗菌药物出现，人类找到了更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一嚣张2000多年的巨型怪兽终于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事情总有例外，这个例外就是中国。在写这篇文章查找文献时我惊奇的发现，放血疗法在今天的中国仍然大行其道，中文医学数据库里有数不清的论文在总结放血疗法的优点，神奇的中医们在非常广阔的疾病谱中施行西方百年前就几乎灭绝的放血疗法，比如高血压、面瘫、月经不调、痛风、输液反应、风湿病、化疗后、结膜炎、 银屑病、荨麻疹、带状疱疹、系统性硬化症，甚至上呼吸道感染，这真是旷世奇葩！为什么会这样？仅仅因为，中医还没有掌握“对照试验”这个“照妖镜”。

附棒棒医生：我给病人放血

放血疗法经过对照试验的照妖镜显出了原形，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一无是处。经过彻底进化之后，放血疗法浴火重生，以崭新的姿态，在某些血液和免疫性疾病的治疗中发挥重要作用。

与阿维森纳的时代不同，现代医学对血液的成分与功能有了无比深刻的了解，真正能够精确判断血液成分量和质的异常。现代放血疗法不再是放掉“整体的血”，而是高度特异性的去掉异常的成分，或置换异常成分，或修饰异常成分。这种技术叫做“治疗性血液成分分离”。比如慢性粒细胞白血病会因为血液中粒细胞异常增高而导致血液瘀滞危及生命，这时可以通过血细胞分离机把血液中的白细胞去掉一部分。重症恶性疟疾时，可以通过置换 方法，用正常红细胞换掉患者部分红细胞，以减少血液中的寄生虫负荷。等等。这些是现代高级“放血疗法”，效果经得起最严格的检验。以下是我经手过的一例， 并非意图以个案说明疗效，只是谈谈感受。

患者，男，53岁，既是赤脚医生，又是祖传中医，可谓“赤脚中医”。患者10年前开始出现反复头昏、头痛，眼花，耳鸣等症状。自测血压达标，遂以“高血压病”自视，长期服用降压西药（他倒不给自己开中药），血压控制在标准线上波动，颇自得。渐出现指趾端麻木、刺痛，皮肤瘙痒，亦不甚以为意。五年前，因发热在当地镇医院查血象发现Hb达180g/L，医生认 为：“红血球多一点总比少一点好”，未以为意。血压控制愈不佳，西药加到三联也镇不住，伴腹胀、纳差。近一月来更出现间歇性跛行。来本院，门诊查血象后以“真红？”收住血液科。入院体检：Bp180/100，面、颈胸、耳、肢端紫红色，无出血点，淋巴结不大，双眼球结膜充血，无口腔溃疡，心界向左下略扩大，无杂音，脾肿大。血Hb240g/L，WBC20G/L，BPC540G/L。超声心动图：左心室肥厚。骨髓象红系显著增生，粒红比倒置。诊断：真性红细胞增多症，继发性高血压。

“真红”起病缓慢，病初往往无症状，或症状无特异性，故多被漏诊或误诊。但只要遵守规范，细心诊察，也并非不能避免。本例是典型的教科书式的“真红”，10年前就发现高血压，如果严格遵守高血压的诊断程序，也许可以提前10年确诊“真红”。大凡初诊高血压，一定要排除继发性高血压的可能，做些初筛检查并不难鉴别。本例血常规早就发现红细胞异常增多，只要略进一步就可以明确“真红”的诊断。

诊断明确后，联系中心血站，开展了本院第一例治疗性红细胞单采术。患者血液经过分离机，去除红细胞1000ml，剩余成分回收入患者体内。第一次单采后血红蛋白即由240降至180 g/L，后以羟基脲维持治疗，症状缓解带药出院。以后随访的结果，红细胞和血压均维持正常水平，而降压药不再吃，因为去掉病因后，血压彻底正常了。

这是16年前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