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从故纸堆里翻出这封尘封已久的信，看得我热泪盈眶。也许，这是80年代初，重新高考后进入大学的年轻人，值得回味的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样的思想解放，让许多人迸发出源自内心深处的极大热情，真有“时间开始了”的幻觉。

时光过得真快，一晃都36年了。今天的我，确实无颜面对曾经的自己。那时候，我对医学史充满兴趣，好一个“初生牛犊”，简直有点豪情万丈。因为自己的爱好，我在班上组织了一个“医史兴趣组”，几次活动之后，看着大家都没有了兴趣，只有我苦苦坚守。但借这个兴趣组名义，我获得了当时一些学者的重视，元老师是其中之一，也是对我帮助最大的人。

或许，这就是“知音”的力量。一点鼓励，一点指导，都值得我们涌泉相报。但是，我们至今没有见过面。1996年，我借桂林开会的机会去他们学校打听过，正好他不在，后来就完全失去了联系。关键原因是我研究生毕业后，就从事临床和实证研究，从此告别了曾经让我热血沸腾的理想专业。只是当我再一次即将从实际工作中退出来的时候，才又想起了当年的温情。

这封信，应该写了很久，可以说凝聚了我当时所有的胡思乱想。真的没想到，我学习中医的热情竟然是从反思中医学自身的缺陷开始的，而且得到了充分的激发。当今天再看到这些想法的时候，不仅为没有继续深入而遗憾，也为一个小人物飘摇在现实的大海里无法主宰自己命运而深感无奈。

另告，信中部分句子稍有润色。

来信收到，您如此热情并及时指导，真是我们的好老师！

上半年，我们跟中医研究院耿鉴庭先生也寄了《试论中国古代医学和古希腊医学的理论体系》和这篇提纲，还连续写了三封信，想报考他的研究生。结果毫无回音。同学们一个个垂头丧气，只好又跟医史文献研究室（今注：后来为研究所）的胡乃长同志联系，才得到了他寄来的考试题目。我们思考，可能耿老师太忙，也许他对我们的医学史作业不屑一顾。不过，我们还是委托一个同学到北京去打听打听，有了消息再告诉您。

暑假里，我们到教师阅览室读到余云岫的《医学革命论》（《余氏医述》）三集，花了十几天功夫，颇有获益。记得去年暑假期间，本着扩大知识面的心情，借来了中西汇通派的代表作——唐容川的《中西汇通·医经精义》，看后却让我们的某些神圣的信念动摇了。我们原以为《中国医学史》上褒奖的“中西汇通派”一定会带给我们意外的惊喜，先贤们创造的中医理论也一定非常完美，我们只要虔诚地学习就是了。可是，唐氏的牵强附会和许多明显的谬误让我们震惊。于是，我们也开始用怀疑的眼光来审视我们的专业学习。课堂上，常常对“丝丝入扣”的理论问几个为什么，对老师津津乐道的高谈阔论找几处质疑；课堂下，我们就不时去翻看书刊杂志，甚至想从历史的、方法论的角度来考察考察。

有人说，科学源于大胆的怀疑，真知灼见来自于多思善疑，我们听信了；也有人说，年轻人“初生牛犊不怕虎”，敢于冲破传统，大多数科学研究的成果是他们干的，我们也昏昏然做起了“黄粱梦”；还有人证明，新理论的诞生本质上就是对前人的批判，马克思等许多人的学说，大部分是批判文章（哈维等人的不是），尽管他们的观念起源于前人。我们想，凡是有力的批判，都是有力的继承，谩骂并不是批判。首先，他得博采众家，自成一体形成自己的学术思想；其中又要详尽地研究被批判的对象，才能做到有的放矢。事实上，真正的学术是不怕批判的，只有经过真正批判的学术才能更上一层楼，因为学术思想要经得起质疑，也只会在质疑的基础上有力地发展起来、完善起来。

为了J.L.普鲁斯特的“定比定律”，贝托雷批判了9年，因他的种种质疑激发了普鲁斯特的智慧，迫使他进行了深入地研究，最终获得比利时分析化学家斯达通过极精密的实验和精确的数据，使“定比定律”由假说变成为真正的理论。J.L.普鲁斯特因为“定比定律”而誉满全球，而他把自己成功的一半功劳归于贝托雷。不是吗？我们中医也到了飞跃发展的当代，在琳琅满目的现代科学技术面前，难道传统医学不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吗？许多权威都这样说，我们也这样想，难道不是顺理成章吗？后来，有位老师推荐反动西医余云岫的文集，我们正欲见识一番，利用暑假到学校阅览室拜读了它。

……（注：随后是我的“余岩及其《医学革命论》”成文前的最初想法，约1千多字）。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到过庐山的人（注：写这封信的时候，我们刚从庐山回来）就能够真正领略到名山的壮丽和雄伟。我们仿佛看到，历史就如那盘山公路一样，沿着一道道山脉来回摆动着，弯弯曲曲，千姿百态。有时候，一个巨大的发现或新理论的产生，随着那个伟大人物的诞生而突飞猛进，一日千里；有时候又由于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偏见，它就向诡异的方向迈进；或者长时期的徘徊、挣扎，终于又飞跃起来；或者眼看着正在走回头路，等你到达时却比原来高了一个层次。基于这种巨大的偶然性，有人说历史不是一门科学，因为“它不能建立科学的公式”，“它是属于过去时间和空间的产物”，“具有环境性而永恒不可能再现”，更谈不上把它捉进实验室里去直接试验；而且历史遗留下来的直接材料（如古物）多残缺不全，间接史料（如文献）又多有谬误。这种上一世纪里风行一时的历史观，尽管有很多实证材料，可是因为对“科学”概念的狭义理解，对形而上学和机械论的固执己见，以及对辩证思维的忽视，可以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今天，已经没有任何市场了。历史固然存在很大的偶然性，但其表象背后仍然为我们展示着潜在的规律性；历史固然不能再现，但能够为我们的未来指明方向。“中西汇通”和“中西医结合”有什么联系？“国医科学化”与“中医现代化”有什么渊源？昨天的教训能够为明天的飞跃提供什么样的借鉴？这可能正是我们需要扎扎实实坐下来分析和思考的问题，甚至是最重要的问题。

当前，“中医现代化”之声震耳欲聋，似乎仍然是从前人那里捡来的老调重弹。由于对专业的关心，我们中医学院的学生势必要卷进这滚滚洪流。我们有必要、有责任了解它、认识它、考察它，最好是发展它，提高它，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科学必须立足于事实。中医学是在经验汇聚的基础上，加上直观的臆测、表象的类比，以及自然哲学观念的补充，编织而成的理论体系。这在当时，无疑是古人天才的构想和划时代的杰作。然而，两千多年坚守不易，势必会落伍。今天，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冲击下，我们已经从“中西汇通”到“中西医结合”，从“国医科学化”到“中医现代化”，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尝试，探索了众说纷纭的路径，为什么鸿沟如故，不伦不类？于是，我们不得不提出疑问：关键失误在哪里，方法还是方向？！

现代自然科学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并由此编织成相互贯通的网络。难道中医学那么“独特”，以至于可以在固守“特色”的幌子下不再前行。实际上，气血阴阳、五运六气、性味归经还是中世纪以前的空洞概念，而病因病机学、发病学、生理学是玄乎其玄的主观臆断，虽然它们具有一般方法论的指导意义，但与临床终究是有些脱节的，难道我们不需要大动干戈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现代化”吗？喊几句口号、唱一些高调就可以解决实际问题？或者考证一下中医学中的系统论思想、控制论萌芽，研究一下某些概念的物质基础、五运六气、子午流注的科学价值等等，就是医学的发展方向？

首先，我们中医界存在着许多偏向。比如迷信思想严重，缺少独立思考。迷信权威，迷信古人，迷信传统理论，喜欢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喜欢步调一致，思想统一。这种状态不利于学术研究，容易形成思维的惯性和理论惰性。对于中医理论，很多人都不承认它的笼统性、臆测性、粗糙性、模糊性。“科学的目的是要寻求现象之间的联系”（马赫），中医理论是古人对事物直观表象认识的联想，尚不能克服“表象”片段性的缺陷。而且，因其认识的程度和侧面不同，表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因此，中医理论具有“诸子百家”，各言其是的特征。同时，直观的东西往往含有很大的“欺骗性”，例如亚里士多德的“物体没有外力作用时，归于静止。”化学史上的伯赫·希达尔提出的“燃素说”就是如此。“地心说”之所以能长期被人们所接受，就是人们从直观中，看到太阳早晨从东方升起，晚上到西方落下。“有诸内必形诸外”虽然有一定道理，但那些靠人为主观的联系虽然生动，往往会出现差错。事实上，只有建立事物表象与内在本质之间的联系，才能完成科学研究的任务和目的。

其二，科学基于事实。近代科学的产生，就是他们面向事实，到客观世界去寻找真理；而中世纪科学之所以停滞不前，是因为它成了神学的婢女，搞盲目崇拜，钻故纸堆，在迷信的圈子里兜来兜去。当前对中医理论的许多曲护和强词夺理，不仅委屈古人，更遗祸后人，使中医理论“古”得“怪”了起来。人们在“经典”的校来注去，争论不休，都是以符合前人旨意为前提，难道前人都是对的？例如，把前人对脏器认识的差错曲解为“功能集合”，并非实质器官，难道功能集合就不要物质和结构基础？而且大张旗鼓地寻找“肝”的实质、“肾”的实质，甚至肝肾“阴阳”的实质，岂非前人所说的并非实质？这显然是一种歧途，“阴阳”概念在中医理论中缺乏严格限定，而操作性阐述的前提是概念内涵的专一性。我们为什么不能病原微生物与外感六淫，人体正气与免疫功能等同，就是因为后者的内涵规定并不严格，存在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或者说就是古人的误解。

其三，中医理论能否现代化？我们先不忙下结论，但有一些理论问题必须思考：（1）在现代科学里，理论是通过概念进行思维的。概念必须准确、清晰、简洁，这是可操作性的基本要求。目前的中医概念含糊不清，缺乏可操作性，但是如果强行改造它们，会不会与现代医学一体化？而且工作量极其巨大，我们有这样的一大批学者吗？（2）中医理论假说庞杂，类比牵强，它们需要验证，能够验证吗？如果不用验证，它们怎么成为现代科学理论？（3）中医学中的分类，没有明确的界限，含混不清，如何改造？

其四，钱老的“中医现代化是医学发展的方向”，是从中医理论对生命科学的作用也只是从这个角度说的。他说：（1）为新的人类生命科学提供了一幅从总体上正确反映人的生命运动本质的蓝图；（2）为创立新的人类生命科学提供了方法论武器；并具体设计为构成一个天人相关的，“神”、“气”、“形”三位一体的物质、能量、信息的有机整体。他可能把“神”、“气”、“形”与物质、能量、信息划上了等号，它们能够等同吗？人们常常说，中医具有整体综合方面的长处，不过是一个总的研究原则而已。是的，西医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经暴露出分析的局限性，但它不仅仅从中医学，也可以从其他自然科学和科学方法论（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中吸取养分，克服自己的薄弱环节。它本来就是与各种自然科学和科学方法论相结合的产物，也会在继续的结合中呈加速度向前发展，这几乎是毫无悬念的事情。我们认为，现代医学（西医）之所以需要中西医结合，正是如一些老先生所说：“结合一点，吃掉一点；全面结合，全面吃掉。”它所需要的，是传统医学的经验事实，或者说某种体现为理论的经验。因此，无论中医是采取现代医学或现代科学来研究，他的传统理论都在淘汰的过程中，难道研究“肾开窍于耳”的现代生理、生化机制，不是对笼统模糊的传统理论的淘汰？研究“活血化瘀”的本质，不是对古人学说的否定？那么，中医理论和经验的价值在哪里？它提供的不是方法论武器，也不是整体论优势，而是古代医家几千年实践所总结出来的经验事实。

以上，只是我们提出来的医学想法，不可能回答什么问题。我们也有无知者的偏见和幼稚。对余云岫和当前的中医研究，既没有自己的亲身经历，也没有掌握更多的文献资料。而且，又只是从问题的某一个侧面出发，不仅挂一漏万，甚至盲人摸象了。但对于我们所崇拜的老师，不过是汇报思想而已。

其中，必有许多谬误和荒唐之处，请老师斧正！

您来信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我们正努力去做。信写到这里，北京的同学已经返校，并没有打听到下落，报医学史的同学还是十分胆寒，不知老师有何见教？

敬祝安康！

                                     1981.9.8

附：元文炜老师的回信

诸位同学：

来信讲到三个问题，下面分别谈点个人想法。

一、关于余云岫的评价问题

1. 余主张科学救国，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不应该因不赞同他对中医的看法，就扣上种种政治帽子。这种现象以前不少，今后必须杜绝。

2. 余因推崇西方科学，对中医持民族虚无主义态度，确实不足为取。这一点，并不因为他治学态度严谨而有什么可改变的。

3. 对汇通学派不宜评价太高，系明显谬误的牵强附会之处，多有所在，其价值主要在于提供了经验教训。问题是，他们的失败说明了什么？因此既可借鉴，也不必评价太低。

二、关于中医现代化问题

1. 中医现代化并非中医为体西医为用，也不是西医为体中医为用。偏执一端，印证式的研究，并不能使我们前进多少。当前似乎还没有超出这个模式，所以成效不大。然而，不必由此得出中医现代化不必或不能去做的结论。

2. 中医现代化，实质上就是如何“消灭”中医的问题（“结合”、“改造”也是这么一回事，只是说法不同而已。听起来好些，大家容易接受）。不过这个消灭，不是简单的抛弃，而是消化掉，哲学上叫做扬弃。

3. 中医不必为此泄气，近代的西医也在被“消灭”之中。微耳和的局部定位思想和结构性原则已经愈益动摇了。我想，再有五十年，大约中西医会同归于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医学会给我们一个新的人体观、生命观、疾病观和治疗观。从这个角度讲，钱学森同志的看法是很有见地的。

4. 注意，中医有方法论的意义，但绝不仅仅是方法论的意义。时间药理学问题就是一个证明。

三、关于医史研究生问题

耿先生处无回音，估计是论文与他的观点、方法不一致的原因。现在中医史的研究，基本上是搞考据，并非是从科学思想的发展、医学发展的规律来着眼的。我想，没有合适的指导老师，宁可不考医史。不然，考取之后究竟跟不跟他走呢？在我国，能够指导与自己观点、方法不同的研究生，这样的指导教师实在不多。

此致

顺颂大安！

                                             元文炜  9.23

又：以后不要再写“老师”，一是老的不够，二是称不上师。不必客气，还是称为同志。切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