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家在“福州”吗？杜甫幼子饿死于“鄜州”中吗？

今天在京西宾馆开会。房间很舒适。最大的好处是一早就会送来许多报纸，除《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北京日报》外，还有南方出版的当天的报纸，如《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等，根本看不过来，也不必张张都看，因为头版的消息都大同小异或完全相同（只是版式有点变化）而已。我一张一张翻了一阵，翻到了《南方日报》的“读书周刊”，先映入眼帘的是于丹穿着休闲服的靓丽的照片，旁边则是大幅标题：“于丹：重温最美古诗词，为让更多人喜欢”，这是南方日报一位记者写的访谈录，占了大半个版面。因为自己喜欢古诗词，就想听听于丹又议论些什么，是不是有新意。于丹谈得很有趣味，特别是其中说“读古诗词是一种美丽欣喜的相逢”，于我心有戚戚然。但往下看，谈到杜甫，记者问：“前一阵子，杜甫有点忙，你如何看待这一文化现象？”于丹在回答则是一种反问：这是一种文化碎片化现象，但我们在多大程度上理解杜甫的忙碌？我们今天让杜甫很忙，实际上我们理解杜甫吗？难道我们知道的仅仅是一个名字吗？然后于丹侃侃而谈：“杜甫其实是一个奉儒守官的人，他自己没有做过太高的官员，实际上他一辈子只是衷肠情热，对这个国家的忧患从来没有放下过。在安史之乱的时候，小儿子活活饿死在老家福州，他顾不上妻小。……”后面还有一些议论，意思也大体不错。问题在我读到“小儿子活活饿死在老家福州”这一句时，我呆住了。杜甫的老家什么时候跑到我的老家福建去了，而且是去到了省会城市“福州”。

根据我的知识，杜甫年轻时到过吴越，似乎从未到过福建，更没有到过“福州”。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这福州明显是“鄜州”之误。因为我记起了杜甫的诗《月夜》：

“今夜鄜（fū）州月，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这首诗毫无疑问作于安史之乱中间，一查，是写于天宝15年，公元756年，即安史之乱的第二年，杜甫这里清清楚楚地说了他的家在陕西鄜州。

我觉得于丹说的是“鄜州”，可由于记者对杜甫缺乏知识，把“鄜州”听为“福州”了。因为“鄜”与“福”音相同，只是“鄜”为第一声，“福”为第二声。一个大报的记者，自己问的问题是杜甫的问题，却对杜甫缺乏知识和起码的了解，这是应该的吗？鄜州现为陕西的富县，当年杜甫是在鄜州城北的羌村安家。鄜州离福州远隔千山万水，怎么能把这两个地方混淆了呢？

从京西宾馆回到家里，再一想，就想到了我特别喜欢的杜甫的诗篇《羌村三首》，其中并没有写到杜甫幼子因饥饿而死的事情，诗中写的是父子、夫妻相见时“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其中并没有写幼子饿死的事情。这时候，我记起了50多年前上大学期间老师要求背诵的那首《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长诗，那首长诗因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而闻名，其中又有“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的句子。于丹说的肯定就是这句诗所传达的讯息。那么，这首长诗写于何年何月呢？是安史之乱前夕，还是安史之乱中？一查，这首长诗写于“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即公元755年），这个时间见《续古逸丛书》影印的《宋本杜工部集》此诗的题记，是杜甫本人所写。那么安史之乱起于何时呢？安禄山起兵范阳反唐时为同年（公元755年）十一月九日（一说六日）。这个时候或者是安史之乱开始的前夜，或者是安史之乱开始几个小时、几天，在长安城的人们从上到下都还不知道安禄山造反了，也不知道安史之乱开始了。杜甫写《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时当然也并不知道安史之乱即将开始或开始了几天或几个小时。当时杜甫把自己的家安在“奉先”，即现在的陕西蒲城县。杜甫困守长安多年，其时，米价飞涨，难以维持生计，故将妻子杨氏和家眷送往奉先，他只得多次来往于长安和奉先之间。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那么于丹所说的“在安史之乱的时候，小儿子活活饿死在老家福（鄜）州”这句话，也就有两个错：第一是地点，杜甫的幼子饿死在奉先，你为何说饿死在鄜州？第二是时间，这是仅仅是安史之乱的前夕，你为何说“安史之乱中”？

看来，大报的记者缺乏杜甫的知识却又要写杜甫，把“鄜州”写成“鄜州”，是要打屁股的；那么于丹呢，作为公共人物，一句话里就有两个错，是否也要……。我喜欢于丹的《论语心得》，但自己讲话则应尽可能少出错，尤其在讲最美的古诗词的时候。也许这只是一次访谈，应予以原谅。

                                                                                                                                       （2012年6月3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