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常有不解之处，偶尔也略作探求。

清华简《四告•旦告》有“孺子肈嗣，商邑兴反，四方祸乱未定”；此前知道《系年》第三章有“武王陟，商邑兴反，杀三监而立彔子耿”。说是武王过世之后（周公摄政，引起）管蔡以及武庚叛乱。不过，“兴反”含义不明。

检索“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zh”，“兴反”二字连词仅一见于《史记•鲁周公世家》“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并兴反”，相关内容剪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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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

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于今而后成。武王蚤终，成王少，将以成周，我所以为之若此。”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

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遂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收殷余民，以封康叔于卫。封微子于宋，以奉殷祀。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诸侯咸服宗周。…………

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并兴反。于是伯禽率师伐之于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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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整理者说，“四篇告辞的初步成文，应在告神发生前后不久”，故而《旦告》当在西周初期；而《系年》之定稿晚于公元前380年，则是学界的主流意见，但原始材料的年代不同。总而言之，目前所见“兴反”仅用于西周初期商邑随管蔡叛周。

孤例存疑而“兴反”又含义不明，似可猜测《史记•鲁周公世家》“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并興反”，乃是“與反” 之讹，即简文传抄或后世雕版时因字形相近而出错——简体字已不能看出。《史记•高祖本纪》有“赦燕吏民與反者”。“亦并与反”就是“也/一起/参与/反叛”，真是文从字顺；而读为“亦/并兴/反” 则有些勉强，虽说 “并兴” 为先秦两汉常用之语，如《礼记》有水旱並興、吉凶並興，《尚书•周书•费誓》“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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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而然的推论是，《系年》《四告》用语“商邑興反 ”可疑。笔者曾贴出“清华简《系年》或伪之证据九条”，部分内容写入“清华简或伪之证据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75648-1483284.html ”，不再赘述。仅对《四告》再略作讨论。

《四告》“者魯”5见，而未见于传世文献，但1见于清华简《厚父》。当然，西周用语未能沿用于后世也是很多；不过，六个“魯” 字有4种字形，真是奇怪。其他简文也有不同的字形，下面截图另有4例。

整理者称，周公旦“特别强调要成王「毋违朕言，众余和协」，……”。且不说周公如此出语真是欠妥，想来并非实情；而“ 毋违” 不见于先秦和西汉的文献，仅东汉王充《论衡》7见、《汉书》3见。作为对比，先秦两汉文献“不违”144见，其中《尚书》《论语》各3 见、《晏子春秋》《庄子》各5 见、《左传》8 见、《国语》《礼记》各10 见，等等。

此外，清华简《尹诰》“吾何作于民，俾我众勿违朕言?”也是可疑。先秦两汉文献仅1见“勿违”于汉末《風俗通義•正失》“勿違吾志”。周守晋(2005)统计，出土明确的楚简否定词“勿”仅3例：郭店2见、包山1见，笔者检索葛陵楚简另有1例，总计11组仅4见；而“不”占绝对优势，郭店、包山、九店楚简分别有439、101、52例。作为对比，楚簡帛字典【清華篇】http://cjbnet.org/qinghua/# 前13辑录入“勿”68 例，多为否定词，如第一辑“勿”8 例为否定词、1例为“物”。

《尹诰》有房德邻先生辨伪，理据可信；基于“勿(毋)违朕言 ”的关联，《四告》可疑。

整理者称，《四告》简背有连续编号。……，编连成册后抄写；“四篇告辞的初步成文，应在告神发生前后不久。……在春秋时期，这四篇告辞应被统一加工过，因而注入了春秋时期的一些元素”；而整理者和鉴定专家基于字形判断，清华简的简文抄写于战国中晚期。

不过，《四告》中“我” 12 见，不考虑笔划的差异，字形有五种：简8～13；简18；简20、22；简26；简44～49。《尹诰》和《系年》的“我” 又有不同的字形，故而“我” 在三篇简文中计有七种字形；下方再给出4种，全部清华简中的字形有15种以上。

《四告》中“魯”、“我”字形的差异，难以用材料来源予以解释，而类似的字例很多。战国中晚期的专业抄手真能如此写字？清华简五、六万字，大量异写的文字，其主人是否存在阅读困难呢？至少现在的专家隶定、释读不一的简文很多啊。

笔者目前的认识是，清华简的编者认为“ 勿违 ”和“ 毋违” 出语古雅而弃用“不违”；又参考《史记•鲁周公世家》“淮夷、徐戎亦并興反”而写出“商邑興反 ”，未能注意到“兴反”含义不明或是“与反”之讹；抄手众多，部分抄手不能认识全部战国文字而只是摹写，犹如技校缝纫班同学抄录复杂的数学公式于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