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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元命题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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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理论必然隐含某种关于“存在什么”的本体论前提，且不同理论之间的冲突往往首先是本体论前提的冲突，而非经验事实的直接矛盾。
任何物理理论都同时是世界图景与认知图景：它既声称描述“世界本身”，也塑造“我们如何可能认识世界”的框架。
“物理量”“实体”“场”“粒子”“时空”等物理学基本概念，必然携带哲学上的诠释空间，因此不存在“去哲学化的物理学”。
物理学的发展历史表明：哲学中的概念革命（如关于空间、时间、因果性的重述）与物理理论的变革深度共振。
物理学中的“解释问题”（如量子测量、状态塌缩、多世界等）本质上是物理与哲学在本体论与认识论层面的交界问题。
对同一组实验事实，可以在不同哲学前提下建立形式上等价或近似等价的物理理论；因此“哪一个理论是真实的”不仅是经验问题，也是本体论选择问题。
物理学对“因果性”“必然性”“偶然性”的使用，始终依赖某种哲学立场，而该立场反过来约束理论可接受的形式。
如果承认哥德尔不完备性与逻辑限制，那么“完备物理理论”的概念本身就带有哲学争议，物理学与形而上学之间不会有完全的切断。
物理学在实践中对“可观测量”的偏好，隐含某种工具主义或经验主义哲学，但这并不自动排除现实主义的可能立场。
在高能宇宙学、量子引力等远离直接实验验证的领域，物理与哲学关于“证据是什么、可接受解释是什么”的分界变得模糊，必须以元层面规则予以重述。
物理理论总是以内在使用某种形式系统（通常是数学）的方式给出，其“内容”与“形式”无法完全分离。
数学结构与物理结构之间存在非平凡对应：并非所有数学结构都有物理实现，而物理上有效的结构往往只占数学可能性的一个极小子集。
“数学优美”常被视为理论可信度的间接证据，这一实践信条本身构成物理方法论的元命题，而非可证明定理。
相同的物理内容可以在不同数学形式下重述，比如拉格朗日形式与哈密顿形式；这种多重表述性意味着“数学不是唯一语法”。
物理学对数学工具的依赖会随着理论深度变化：从微积分、微分几何，到泛函分析、拓扑、范畴理论，其工具的发展反过来塑造可构想的物理理论空间。
数值模拟、计算机辅助推理等“非传统数学工具”，正在成为物理理论构造与检验的一部分，这扩展了“理论”的边界。
数学公理体系与物理公理体系之间并非简单嵌套关系：物理公理常常在逻辑上弱于数学公理，却在经验上强于后者。
对同一物理现象可以构建多种形式模型（偏微分方程、统计模型、信息论模型等），这些模型之间的等价或非等价性本身是元物理问题。
“可计算性”与“算法复杂度”对物理理论的可实践性构成约束，因此可计算性理论也是物理学的隐含元工具。
若存在超越传统数学描述的物理结构（例如某些非可计算或高阶逻辑对象），则物理学与数学的关系需要在元层面重定义。
任何实验结果都是在特定仪器、特定理论模型与特定统计方法前提下得到的，因而“裸数据”在严格意义上并不存在。
实验的可信度由多个层级组成：测量误差控制、系统误差识别、重复性、可再现性、跨实验室一致性等，每一层都有独立的失败模式。
对极端尺度（宇宙学早期、黑洞内部、普朗克尺度）的推断，往往依赖间接证据链条，其不确定度结构不同于普通实验。
当实验结果与主流理论发生冲突时，通常存在多种可调整对象：实验装置、数据分析方法、理论模型、或更基础的假设，选择调整何者本身是元问题。
“异常数据”在历史上既可能是革命起点，也可能是噪声幻觉，如何设定“异常”的阈值与处置规则是物理方法论的核心。
统计显著性标准（如置信区间、显著性水平）的选择带有约定性，物理学界对这些标准的共识是实践性约定，而非自然律。
在大型协作实验（如高能对撞机、引力波探测）中，实验事实本身是一种“社会—技术产物”，其权威性与科学共同体结构相关。
实验与理论之间并非简单的“验证/证伪”关系：实验设计本身往往深受预设理论的引导，形成回路结构。比如量子纠缠和Casimir效应完全可以做与传统理解相反的解读、而光谱上电子自旋值的表观1/2却应该是本体自旋为1的实验证明。
随着实验技术精度提升，且系统复杂性增加，“实验告诉了什么”的解释不再唯一，需要元层面上对“证据解释空间”的分析。
某些理论可能在实践上永远不可直接检验（如某些宇宙学情形、多世界分支），对这些理论的“实验意义”须在元层面重新界定。
技术与理论的发展存在双向耦合：新技术开启新的可观测域，新理论反过来指导技术设计，这种耦合是物理学演化的基本机制。
每一代实验技术都在隐性地塑造“什么问题是可问的、什么参数是可测的”，从而影响理论问题空间的构型。
理论框架的选择会影响资源配置，进而影响哪类实验得到发展，这在长期内造成理论—实验的路径依赖。
技术进步会使部分旧实验“重测”，从而对原有理论证据基础进行再评估，这种再评估本身是物理学的元迭代。
理论往往先以“有效理论”的方式引入，在技术允许时才逐渐向基本理论地位靠拢，这一“由有效走向基本”的路径需要元层面刻画。
在多候选理论竞争阶段，技术发展方向本身常被理论预期所驱动，因此“哪种技术被优先发展”具有理论偏好性。
AI 与自动化推理工具的引入，将改变理论生成、计算验证与实验设计的模式，导致物理学元结构发生新的迭代。
物理学的理论空间并未被穷尽，现有理论可能只是不断自我修正与重构的中间态，这种“开放性”本身是元命题。
技术极限（能量、时间、空间精度）对理论可证度施加硬约束，这些约束是物理方法论不可逾越的边界条件之一。
理论与技术的共同演化中存在“锁定效应”：一旦某条路径被大规模投资与制度化，反向调整的代价极高，这会影响理论多样性。因此主流理论也完全可以滑入歧途。
不同认知出发点（经典直觉、量子信息视角、几何视角、范畴视角等）可以对同一物理内容给出不同的组织方式，这些差异本身是研究对象。
不同文明、学派或研究传统，对“什么问题重要、什么解释令人满意”有不同优先级，导致物理学知识体系呈现多元结构。
物理学中的多种解释与图景（如波粒二象性、多世界 vs 坍缩）在经验上可能等价，但在认知与本体结构上不等价。
将经典物理、量子物理、统计物理、相对论视为不同“认知分层”而非独立分支，有助于构建多层级统一的知识体系。
在多智能体时代（包括人类与 AI），不同智能体的感知能力与计算能力不同，导致其自然形成的“物理直观”也会不同，这预示着未来可能出现新的“物理学观”。
同一数学形式可被赋予多种物理诠释，多元认知起点将导致不同“物理意义”的投射。
元物理学需要描述的不仅是“世界如何”，还要描述“不同认知系统如何基于各自条件构造世界图景”。
不同知识体系（如工程物理、基础物理、天体物理）对同一现象的“关注变量”不同，这使得跨领域统一需要元层面的变量选择与映射分析。
物理学的“客观性”并不等于“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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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aculty.pku.edu.cn/leiyian/zh_CN/article/42154/content/2873.htm#article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68546-15209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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