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给我的印象太深，好像就发生在昨天，当时的景象历历在目，很难想象“非典”已经过去10年。

也许是夫人家都是医生，她又是在医学院院里长大，很多同学或者邻居就战斗在抗击“非典”第一线。也许是我参加与抗击“非典”功臣一起休假，与她们在一起的一周里听到了很多在抗击“非典”中勇敢与无奈的故事。

太原是被“非典”冲击最大的3个城市之一（其它两个是广州和北京），当时学校停课，路上无人行走，尽管公共汽车和出租车每天消毒，也很少有人乘坐。单位形成了一股买车的风气，买了新车不给上牌，但可以上路。电视里和网络上每天更新非典患者的数量和死亡数量。刚刚开始太原市公布这些数字的同时还把患者和死亡者的姓名与详细地址公布出来，在民众的抗议下后来就只公布姓氏。

整个城市寂静了，没有了往日的喧闹。似乎人与人的关系都疏远了，见面也不在握手，说话也里离的远远的。每天下班后没有了娱乐，晚上必做的一件事就是给在非典第一线的熟人发个短信让她们报个平安。

很早就知道广州有一种传染病，因为1月份还在广州出差，3月份我的手下又去广州送了一趟货，尽管听到了很多消息，就是板蓝根和山西老陈醋在广州畅销后我们也没有太在意，大家真正感到面临危险还是通过组织正式传达以后。当时山西已经有“非典”患者，而且开始有患者死亡。好在我们单位大部分职工都在一个院里住，上班很方便，院里有菜市场和小超市，工作生活都不需要出门。社区为所有居民发放了带照片的家属院出入证，门岗严查，严禁陌生人进入。我们课题组为每个职工发放了喷壶，把两瓶过氧乙酸分成小瓶要求大家每天回家按比例配成消毒液为自己家消毒。又领了几只紫外灯，每个办公室下班要打开紫外灯为办公室消毒，白天紫外灯可以为有车族的汽车消毒。晚上看到发出幽幽蓝光的实验楼窗户，真有点不寒而栗。

生活还要继续。家属院里发现了“非典”患者，“非典”已经到了自己的身边，她全家被在家里隔离，社区干部每天为她的家人送菜送粮，形势更加紧张。从电视知道了夫人的前同事因为非典去世，马上打电话前去问候。去世的人很不幸，患尿毒症刚刚换肾几个月，在去医院复查的时候被传染上了非典，本来吃抗排异药身体就没有什么抵抗力，得病后没几天就去世了，那么大的手术花了那么多钱也没有挽救她的性命。

工作也要继续。这个时候一个厂家要一批催化剂，需要订购几十万的化学试剂。我们对化学试剂质量要求很严，以前试剂来了既要称重量还要化验杂质含量。那次北京人用汽车送来试剂，在我们单位大门口打电话让他们卸到地上，我们远远看着他们。卸完后他们退到100米开外，我们穿上工作服，手拿消毒壶，把试剂认真地喷了一遍，没有称重没有化验甚至没有签对方的验收单据。面对多年的商业伙伴和私人朋友只能相对100米以上大声喊几句相互问候的话，可想而知当时大家对非典的恐惧。第二天打电话的时候北京朋友告诉我，他们是又渴又饿回到的北京。山西、河北看到北京牌照的汽车，饭店、超市不让进，住宿更没门，他们车上又没有带水带干粮，将近20小时没吃没喝。

那年孩子12岁，在山西12岁生日非常隆重，喜欢热闹的人要大办酒席，场面与婚礼差不多。可我家孩子过12岁生日的时候正好是“非典”最厉害的时候，她就邀请了4位从托儿所就一起玩的女孩来我家，我给她们做了一顿三明治。

非典的时候孩子倒没有什么忧虑，学校停课，她每天就是看电视、读书、上网、打球。我给她买了两本菜谱，让她按菜谱每天为全家做一顿中午饭，要四菜一汤，每天的菜不能全部重复，必须要有新菜。要有青菜，要荤素搭配。经过这个时期的锻炼，她做菜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为她出去独立生活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由于没有了学习压力，睡觉充足，营养丰富，每天打球锻炼，3个多月身高也在突飞猛进地增加，从我们家墙壁上的记录，100天左右她竟然长高了10公分。

关于“非典”，我们需要反思的地方很多。当时医院传染科是最不受重视的科室，没有病人隔离的条件，疑似“非典”的病人都“隔离”在一个大礼堂里，增加了相互传染的机会。我们的政府不会应急管理，不得不公开的时候才像社会公布真相，给了“非典”有时间大面积传播的机会。我们的专家给出的治疗方法后遗症严重，现在很多活下来的病人全身关节疼甚至患了股骨头坏死。

我至今不知道为什么“非典”病人有的人传染性很厉害，有的人就不传染。据说太原有一个“非典”病人被称为毒王，接触他的人个个被传染，这是为什么？谁能解答？

对“非典”的研究进展现在到什么地步了？专家能不能给科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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