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期刊、科学研究、学术论文三者是一个共生体，在科研生态系统中各司其职，紧密联系。学术评价作为一个重要序参量，深深嵌在三者之中，作用于学术生态系统中的各个要素，尤其影响该系统中最具创新活力的人文社科研究者的科研动机、价值取向和科研效能。

　　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标识，社科类学术期刊具有推动学术创新、传承文化、学术交流、人才培养、资政服务等功能。2014年和2017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分两批次发布了学术期刊目录，其中社科类学术期刊共2664种，占全部学术期刊的41.4%。截至2018年11月，中国内地主办68种中英文社科类期刊，2019年共有14种期刊被SSCI收录，3种期刊被A&HCI收录。近年来，我国社科类学术期刊总体发展向好，办刊质量逐年提高，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中扮演重要角色，并取得了重要成效。

　　质量高、影响力大是社科类期刊的基本目标和旨归。社科类科研工作者能在这样的期刊上发表成果是反映其研究能力和水平的标志之一，科研管理部门也往往以本机构人员是否在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期刊上发表论文为重要依据来评估其科研绩效。水平较高的期刊，官方机构、评价机构和学术界对其认可度也较高，通常依据不同评价标准，被冠以各种荣誉称号，如中国出版政府奖、百强报刊、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权威期刊、双高期刊（高知名度、高学术水平期刊）、双奖期刊（国家期刊奖、国家期刊提名奖期刊）、双百期刊（百种重点社科类和科技类期刊）、双效期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好的期刊）、核心期刊、来源期刊等。一本好的学术期刊，除了定量指标表现好之外，最重要的判定依据应该是具有很高的学术声誉、被学术共同体普遍认可。

　　近年来，教育部、科技部发布了“破四唯”“破五唯”以及正确使用SCI等相关指标的文件，指明了学术评价的改革发展方向。鼓励“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鼓励发表高质量论文，包括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内科技期刊、业界公认的国际顶级或重要科技期刊的论文，以及在国内外顶级学术会议上进行报告的论文（“三类高质量论文”）。尽管国家尚未出台关于社科类学术期刊发展战略的专门性文件，但科技领域的一系列改革政策举措，对于明确社科类期刊的发展方向、提高社科类学术期刊的质量、争创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一流学术期刊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社科类研究与科技类研究在成果呈现方式及其价值形态上，既有相同之处，也存在差异。在基础研究方面，社科类研究成果主要以论文形式发表在学术期刊上，也可以学术专著形式呈现。应用型研究的成果主要是向企业和政府提供的各类研究报告，也有舆情和评论性研究成果发表在各类纸质和网络媒体上。从社科类和科技类基础领域研究前沿成果发表载体看，学术期刊无疑是两者最大的交集。人文社会科学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等天然属性，决定了绝大多数高质量的原创性论文发表在本国期刊上。尽管国际上有很多知名的期刊，且被诸多数据库收录，但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社科类论文还是以发表在本国期刊上为主。

　　综观国内外一流社科期刊成功的办刊经验，除了其关注提高那些显示度高的文献计量指标外，更注重质性因素的内涵式提升，很重要的一点是抓住了“好期刊—好论文—好研究”这一双向互动链条，且很好地形成了正反馈。一本好期刊，往往是发表了大量好的论文，而好论文必定以好的研究为基础。好期刊往往具有很好的学术声誉，能够发表大量好的学术成果，持续吸引和凝聚人才。好论文一定是符合学术基本规范和专业规范，在学术性、思想性、可读性等方面独具一格。好论文在内容上一定是深邃的，而不是流俗的低水平重复；在形式上一定是赏心悦目的，而不是呆板的。好研究往往是站在学术前沿，观照国家和地方的重大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推进或解决了已知与未知、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键矛盾，从而凝练出科学的问题和议题。一般来说，三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双向作用链条，理应相得益彰，共同成就各自的“好”。然而，三者的关系有时也很复杂。好的研究，因研究背景和类型不同，或受某些限制，未必一定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在期刊发表，有的则是以研究报告、专报、著作等形式呈现。即使好的研究可以形成学术论文，而且是好论文，但受期刊风格、栏目和关注的重点所限等因素影响，仍有可能不被接受发表。诺贝尔奖获得者本庶佑说过，“发表在《自然》《科学》上的文章未必是一流的”。少量不好的研究、不好的论文有时也会由于评审机制的局限被好期刊接受发表，即使像《自然》《科学》这样的国际名刊也不例外。

　　厘清好期刊与好研究、好论文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树立正确的科研、编辑出版和学术评价的价值取向。毋庸置疑，当前我国已成为科研大国、期刊大国和论文大国，但还不是强国。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创建一流学术期刊、做一流研究、发表一流成果是发展的必然要求。鼓励创办世界一流学术期刊，鼓励发表“三类高质量论文”不是回到“以刊评文”，而是展现一种新的价值引领，其本质是回归科研、出版和评价的初心。鼓励做好的、一流的科学研究，鼓励“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并不是排斥论文的国外发表，而是强调在我们做出巨大科研投入的前提下，科学研究要以知识创新和服务国家各类重大需求为起点和归宿，明确科学研究服务的对象首先应面向国内科研工作者和政策决策者。完善话语体系、提高话语权不意味着社科类研究论文成果传播的第一步是“走出去”，也不意味好的成果一定发表在被SSCI和A&HCI收录的国外期刊上，提高科研内涵、勤练内功、建设国内一流期刊平台才是重中之重。在对待期刊、论文和研究的态度上，树立学术精品意识，质、量之间选择质，质高前提下质、量齐升。以好的研究为牵引，用好的论文去表达，到好的期刊去展示；好的期刊发表好的论文，并激发学者的灵感，进而做出更好的研究。通过大力引导和促进三者之间及其与学术评价等相关因素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健康的学术生态，充分释放社科类科研工作者的创新活力。

本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12.1，转载于中国社会科学网20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