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言万语说不尽我的人生故事（10）

----面临意想不到的困境

蒋继平

2015年6月4日

1985年底，我怀着一颗唐突不安的心，离开了美丽的杭州，去北京办理到美国留学的事宜。临走的时候，看着还在熟睡中不到两个月的儿子，内心有一种去赴汤蹈火的预感。前程如何，心中一点儿谱也没有。

我的担忧是因为我对自己最了解。我知道我实际上已经属于一个残疾人，我的听力已经严重受损。虽然出国体检没有查出这个问题，那是那个医生没有检查我的听力，也许是神灵的安排。我在北京林学院外语出国培训中心的一年多时间内，已经充分地体验到我的听力问题对于学习语言的严重障碍。在这个培训中心的六个班一百多位学生中，我的词汇和阅读理解的成绩是整个中心最好的，但是，听力部分总是整个中心最差的。我的耳朵内总是有一种强烈的耳鸣，这种耳鸣的声音比普通的电话铃的声音要响得多，因而，我根本听不到电话铃。这种强烈的耳鸣使我对英语的 S, SH, T, F, 和V 的发音很难区分，或者根本听不到。

虽然我对自己的听力问题心知肚明，但是，我仍然不甘心主动放弃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公费公派，在80年代的中期，是多么的难得，而且我已经获得一切必要的条件，加州大学已经接受我读研究生，国内各种程序已经通过审查。更为令我感到幸运的是，所有出国手续都是由国家机构为我办理，包括签证和购买飞机票等一系列事务。

在北京飞往洛杉矶的航班上，我心事重重，深知这次出国留学前景必然充满挑战，最主要的担心是听力问题。但是，我仍然对自己怀有一定的信心，认为只要肯吃苦，多化时间，可以用勤奋来弥补身体上的缺陷。

虽然做好了吃苦耐劳的心理准备，但是，现实的处境还是大大地出于我的意料之外。

我就读的加州大学河滨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Riverside）的植物病理系（Department of Plant Pathology）是全美顶尖的植物病理专业之一，系里的许多教授在世界上是相当有名的（在这个专业内）。一个小小的系，就有两位美国科学院院士。这些大名鼎鼎的教授们上课时从来不用教课书，也没有正式的讲课稿发给学生。他们站在讲台上只顾自己滔滔不绝地讲，很少在黑板上写出相关的内容。在课堂上，他们有时也会提供一些书面材料，这些书面材料只是参考资料，这些参考资料一般都是一大堆的书名和期刊的目录。我在课堂上听着这些教授们的课程，比坐监狱要难受的多。这是因为我一个字的笔记也记不下来，根本听不清他们在讲什么。一堂45分钟的课程，对我来说，那简直就是在油锅里煎熬，那种滋味，实在难以言表，没有身体残缺的人是想像不出来的。

因而，下课后，我第一个行动就是先到图书馆寻找参考资料上的书和期刊，最怕被别人先借走。可是，这是一个相当辣手的问题，参考资料上列出了名目繁多的书名和期刊目录，要找齐和借读全部这些资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图书馆对每个学生借书的数量有一定的规定。每个学期至少三门主课，每个教授至少列出30种以上的书名和期刊。当然，期刊可以在图书馆的期刊室直接阅读，但是，那也有时间上的局限性。这是因为我要上课，做试验，所以，时间对我来说是最金贵的资源。一个学期一般只有三个月时间（加州大学实行的是 Quart system）, 要在这短短的三个月时间内读这么多书刊，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最为令我感到困惑的是这些书刊的许多观点是对立的，或者说是矛盾的，而我又不知道这些教授们站在那一个立场上。这些景况几乎使我处于崩溃的边缘。

不过，我没有放弃，在苦难中坚持是我从小就建立起来的个性。凭借着这股坚强不屈的精神意志，我日夜奋战，全力以赴，终于能够将我的成绩保持在学校对研究生的要求的底线以上。

想想我的经历，带着一个残缺的身体，而且是最关键的一个部分，在世界一流的大学，与世界一流的学生进行公平的竞争，我没有给中国人丢脸。再看看今日中国社会，一些年青人遇到困难就抱怨，甚至走极端，以自杀的方式离开这个美丽的世界。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弱者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