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永才--上世纪50年代去了新疆的大学生

2026 02 05 张学文注：本文来自《去新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一书（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9），这里是该书的第24篇的人物介绍（第22篇因故未能公开贴出）

汤永才 上海浦东人，当过印刷厂排字工，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在中国社科院，1961年主动报名来到新疆，分配在新疆历史研究所，1962年调到新疆自治区政协既搞统战工作，又搞文史资料工作。

他对新疆的文史情结

 在北大学习时就和新疆结下了不解之缘

汤永才195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62年主动报名来新疆，分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一直从事文史资料工作，直至1993年退休。

汤永才原籍上海浦东三林塘，祖祖辈辈务农。1947年初，初中二年级时，经邻居周锦星介绍，他到上海虹口吴淞路伟茂印刷厂，当排字学徒工。1949年５月，上海解放。1951年起，他参加了印刷工会举办的夜办中学补习文化。1954年，印刷工会鼓励他考大学，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

在北大学习的五年中，汤永才有幸参加了一次赴新疆的社会历史调查。1958年８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决定，编修全国五十六个民族的史志丛书，北大历史系抽调五四届、五五届两个年级的大学生参加这项工作，汤永才分到了新疆社会历史调查组。8月，他到乌鲁木齐，组织上让他参加塔吉克族组，负责编写塔吉克族的历史。塔吉克族组的组长是阿不都拉·苏立唐（喀什地区社会调查处处长），副组长是穆舜英。10月底，塔吉克族组到大同乡进行两个月的调查。1959年年初，他与阿不都拉·苏立唐组长到泽普、叶城对塔吉克乡进行调查，写了调查报告。这次调查虽然艰苦，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他便和新疆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为新疆的文史资料留下一笔珍贵的财富

1959年，汤永才北大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1961年，新疆区党委宣传部讲师团费怀新，去北京招收社科科研人员，汤永才报名响应，跟着费怀来新疆，这是他第二次来新疆。到乌鲁木齐后，他分到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工作。1962年４月，经该院副院长谷苞（区政协常委）推荐，汤永才于5月去自治区政协，开始了他近五十年的文史资料工作。

汤永才到自治区政协后，既搞文史工作，又参与政协委员的学习工作。他常常是白天在资料组工作，晚上编简报，吃食堂，住办公室，全天忙得不亦乐乎。

当时文史工作的对象，大多是社会上层人士，而且各个历史时代都有，有的还戴着各种“帽子”，情况十分复杂。尽管如此，汤永才还是满腔热情地努力工作。撰稿人只要是不戴“帽子”的，又是历史的见证人和知情人，他就骑着自行车，进行家访，虚心求教，给他们出题目、让他们写稿。记得他去家访次数最多的有两个人。一个叫通宝，锡伯族老人。通宝写的《新疆的洋行》，是他通过社会调查，历时半年多才写出来的。1986年汤永才去商业厅商业志编写组约稿时，商业志编写组的同志对通宝写的《新疆的洋行》十分看重。他们说当年的洋行没有档案，通宝提供的史料正好补这个缺，非常珍贵。另一个人是潘祖焕，字纪鲁，他是杨增新时代财政厅厅长潘震的四公子，一直在新疆银行界工作，阅历十分丰富。他写了十几篇极有史料价值的资料。

1963年８月，原在国民党迪化保安司令、时任煤管局副局长的张凤仪，也是政协委员，是汤永才的组稿对象。这一年，他女儿张丹华考大学，分数够了，没有被录取，张凤仪的情绪有些低沉。煤管局派人到政协反映这一情况，政协领导会同统战部二处处长鞠永贵研究后，派汤永才去新疆大学商谈张丹华的入学问题。他到新疆大学向文斐然教务长反映这一情况，查实分数后，第三天就发出了录取通知书。

“文化大革命”期间，汤永才在政协主要做了以下四件事：第一件事是保护政协财产不受或少受损失。第二件事是保护档案材料，不被一些群众组织抢走。第三件事是保护好政协驻会人士，不被一些群众组织批斗。第四件事是积累“斗、批、改”材料，为将来的“三结合”做好准备。

转眼，历史到了1975年，自治区革委会任命原统战部部长禹占林同志筹建政协。汤永才从干校第一批抽调回政协。禹占林了解文史资料工作的重要性，对汤永才说：对政协工作如何抓，上面没有指示，我心中没底，但做文史资料工作，是件好事，你可以大胆搞。在禹占林同志的支持下，汤永才从自治区档案馆要回上交给他们的文史资料稿件，开始搞征集工作。同时禹占林同志又叫汤永才搞落实党外人士政策的工作，并兼管对台工作。文史资料的征集、落实政策和对台工作，分开是三项，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同时抓，既扩大了联系面，也扩大了撰稿人的队伍。“西部歌王”王洛宾，骑五军高参王孟扬，大知识分子依不拉音·木提义、吾铁库尔、阿吉牙可甫，张治中的私人秘书陶天白，社会人士王子纯等，他们既是文史资料的撰稿员，又都成了汤永才的好朋友。1975年至1993年的十八年间，共征集到近千万字的文史资料，编辑出版了三十辑《文史资料选辑》。其中《隐蔽的战线》、《东北抗日义勇军在新疆》、《盟国军援与新疆》、《马仲英在新疆》等专题史料，均可算上文史资料中的精品。

这十八年，虽是弹指一挥间，但却给汤永才留下十分美好的记忆。有众多的新老朋友，彼此间交流，给文史办提供了相当多的历史轶闻，帮助汤永才了解新疆、认识新疆，加深了对新疆的感情，以至于使汤永才都感觉到自己离不开新疆了，使他还想在“老骥”之年，仍“壮心不已”。在这期间，汤永才在上海拜访过盛世才的妹妹盛世同女士，她虽历经磨难，革命意志仍然坚定。汤永才也见过逃到台湾的骑五军军长马呈祥的太太王士兰，她回新疆与乌鲁木齐女中（今天的乌鲁木齐市第八中学）同学聚会时，指名要他参加。陶天白老先生只要有事，即打电话给他，经常和他通信，他们都把汤永才当成朋友。以文交友、以文会友，汤永才通过政协、通过文史工作，团结了很多朋友，他感到十分欣慰。

汤永才干了一辈子的文史资料工作，在回忆、总结这一项工作的经验教训时，悟出一个道理，就是要广交朋友，不光是和撰稿人交朋友，还要和文史办公室、编辑部的同事交朋友，大家合作共事，以诚相待。汤永才在文史办公室不居功自傲，和同事融洽相处，大家对他也很尊重。汤永才希望把“交朋友”作为文史工作的一个优良传统，代代相传。

1993年汤永才退休，退休十年后，汤永才在2003年3月返聘归队。由于他有长期从事文史工作的优势，所以组稿工作进展得很顺利，他归队后征到稿件六十多篇，近百万字，编辑出版了约五十万字的《新疆文史资料选辑》共二辑。今年汤永才已七十五岁了，“老牛自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他表示：愿为文史工作奋斗终生！他要在有限的岁月，撰寄自己一生的回忆录。

（根据《北大人在新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