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4位去了新疆的新闻界人物--《去新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50年代人物--20

2025张学文注：本文来《自去新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一书（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9），这里是该书的第20篇的4位新闻界人物介绍

新疆新闻界只要提起马子健、阮家泰、邵强、任一农，人们都会交口称赞。

马子健 1958年毕业后，动员妻子辞去北京的工作，携家带口来到新疆，为创建和发展新疆广播事业奋斗了30年。

阮家泰 1958年毕业，他长期担任新疆电台的编辑工作，后又担任新疆广播电视学会秘书长，为广播宣传改革和广播电视学术研究默默地奉献自己的才智。

邵强 任一农 都是1961年的毕业生。邵强今年70岁，曾经曾担任过新疆广播电视厅副总编辑（新疆台台长）、新疆日报社副总编辑、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常务副部长等职务，他的新闻作品多次在全国获奖，并于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任一农在新疆工作期间，曾经创办新疆新闻教育培训班，筹建新疆记协和新疆新闻学会，被人们称作“新疆新闻界活跃的社会活动家”。

他们都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洒在了新疆的新闻事业中。

 把青春和热血挥洒在新疆新闻事业中

 上世纪60年代以前，有几位北京大学新闻专业的毕业生来到新疆。他们是：54级的马子键、阮家泰、陈震彬；55级的李康宁（另有介绍）、文曼青、吕鸿祥；56级的鄢志让；57级的邵强、任一农、叶良灯；59级的丰汉湘和59级法律系的宋政厚。他们告别了美丽的燕园，告别了心爱的故乡，来到祖国的西北边陲——遥远的新疆，为培养和造就一支多民族的新闻工作队伍殚精竭虑，尽心尽力。如今，他们中有的已经辞世，但他们的名字却永远镌刻在新疆新闻事业的史册上；他们中有的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了新疆，但他们的心仍然牵挂着新疆，毕竟新疆是他们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留在新疆，因为年龄的关系，离开了自己钟爱的工作岗位，但他们仍然在为新闻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奉献着自己的心智和力量。

下面记录的，只是他们几位中的四位。

新疆广播事业的开拓者——马子健

马子健入学前在公安部从事内部刊物的编辑工作，爱人在北京一家缝纫厂工作。1958年毕业分配时，马子健放弃了留北京工作的机会，自愿到新疆，到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在电台一待就是30年。

1958年9月，马子健动员妻子辞去北京的工作，辗转一个多月来到新疆。他刚到电台不到两个月就被派到阿克苏地区去采访。刚到阿克苏的时候，他虽然人地生疏，却憋着一股心劲，决心要干好工作，所以很快进入新闻记者的角色。他马不停蹄地奔波在阿克苏地区各个县和兵团农一师一些团场之间，在这些地方采访稿件。他几乎每天都要向电台和《新疆日报》发稿（两家新闻单位协议，各家记者同时给两家供稿），每次采用率都在95％以上，他的工作很快得到当地群众的好评，也引起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和新疆日报社领导的关注。1959年春天，他在阿克苏当了半年记者后，调回乌鲁木齐。

回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后，马子健留在乌鲁木齐地区，搞城市采访报道。他接受任务后，跑遍了乌鲁木齐地区主要工矿企业，为新闻和专题节目提供稿件。这时他在业务上的主攻方向转向掌握广播的特点，如果说在阿克苏地区采访时，他是个一般意义上的记者，而此时他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广播记者。为了叫出手的稿件能尽可能地体现广播特点，他在采访写作上，非常注意运用音响效果。当时，正值“大跃进”的火红年代，自治区经常召开广播大会（正像现在电视电话会），每当自治区党政领导机关召开广播大会时，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就派他参加实况广播、实况转播。一次工作下来，他虽然紧张得两腿发软，但他认为这对他是很好的锻炼。紧张繁忙的工作不仅提高了他的采访写作能力、应变能力，而且使他对广播这个宣传工具的性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不久，他又调到了节目组搞编辑工作，开始了长达20余年的编辑生涯。

当时，新疆人民广播电台的组织机构是三组一室，即采通组、节目组、文艺组和总编室。节目组的主要任务是编出各种广播节目以供播出。他到节目组以后，虽然以编导为主，但还不时被调出去参加或负责一些重大事件的新闻报道活动，负责重要专稿的采访和写作。1962年，周恩来总理出访四国途中视察新疆，他参加报道，圆满地完成采访报道任务。在这之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来电，约新疆人民广播电台采写一篇专稿。电台领导就将这项任务交给了马子健，当时他爱人已近临产，正需要护理，但是他接到任务后，二话没说就上路了，等他完成任务从南疆回到乌鲁木齐，女儿已经出生一周了。

1962年马子健担任了新疆人民广播电台节目组副组长，当时节目组担负着维吾尔语和汉语两种语言的20个节目的编辑翻译任务，每天要发稿三万多字。马子健主要担负汉语节目的编审任务，每日要看稿一万多字。繁重的编审任务，使他每天从早到晚埋在稿子堆里。早晨天刚蒙蒙亮，他就上早班，去处理《新疆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的稿件；夜晚广播停了，他才离开办公室。

在以后的日子里，特别是在他担任汉语编辑部主任和广播电视厅总编室主任期间，马子健从更高的角度和更广阔的视野上，针对在新疆如何开展多民族语言广播节目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他在这方面的工作成果，集中反映在由他执笔的两篇文章中，一篇是以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名义发表的专论《从新疆的实际出发，发展民族语言广播》，此文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出版的《改革和探索》一书中发表；另一篇是以新疆广播电视厅的名义发表的《发展广播电视事业，服务四化建设》，刊登在《自治区成立三十年建设成就》一书和《新疆新闻界》1985年第4期。1985年，新疆台已经发展成为拥有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五种语言广播的大台，办有新闻性、文艺性、教育性、服务性四类广播节目，仅新闻节目每天就播出37次，全部播音时间每天50多个小时。这两篇文章，总结了在当时的条件下，在新疆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地形复杂、语言种类众多、人口居住分散的多民族地区，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广播，办好各种语言节目的经验。

1986年，马子健调到新疆地方志从事编审工作，离开了他为之奋战了三十多年的广播事业，但他在新疆电台日夜操劳，勤奋工作的形象，仍留在新疆电视台工作人们的心中。

新闻战线的“无名英雄”——阮家泰

阮家泰1958年从北京大学分配到新疆人民广播电台，长期担任广播节目编辑工作。工作期间，他认真对待每一位记者、每一位通讯员的来稿，对这些来稿，他都要仔细推敲，认真改稿，表现出一丝不苟的严谨的工作作风。改革开放以来，广播电视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亟待通过学术研究进行探讨和回答。阮家泰以其科学缜密的态度，组织全疆广播电视工作者围绕广播电视工作面临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积极的探索。20世纪90年代以后，他出任新疆广播电视学会秘书长，为学会扎扎实实地做了很多工作。

最近，阮家泰写了一篇题为《往事》的文章，写到他自己从事新闻工作的甘苦和体会：

那是人民公社化的年代，他背着一个手摇录音机，到吐鲁番农村去采制一个录音报道。命题非常明确——人民公社好；要求也非常明确——一个维吾尔老农民对人民公社的赞颂。要求被采访的对象口齿要清楚，感情要真挚，两天以后在电台播出。这是他第一次直接采访维吾尔人，行不行，他心里没有底，直打鼓。到县上后，由县领导确定了一位老模范作为采访对象，为了便于沟通，他请了一位翻译和他一起去找这位老模范。当时，阮家泰对人民公社也是一知半解，不甚了了，见到老模范后，他只能根据文件和报纸的报道，扯了一通，然后请老模范讲。阮家泰不懂维吾尔语，在被采访者讲的时候，他只有干瞪眼。等翻译把被采访者的话翻译出来以后，阮家泰发愁了：因为被采访的这位老模范讲了他的生产队有多少耕地，种了多少玉米、多少小麦，用了多少化肥、有机肥等，根本和人民公社搭不上边。这可怎么办呢？阮家泰和翻译又反复引导，反复启发，但这位老模范始终没有讲人民公社有什么好处。情急之下，翻译出了一个主意，让阮家泰写出一个讲话稿，由翻译翻成维吾尔文，到另一个房间给老模范打电话。翻译在电话里说一句，老模范就跟着学说一句，阮家泰则在老模范身旁打开录音机，一句一句地录了下来，最后拿回乌鲁木齐一剪辑，就成了一篇录音报道。录音报道是如期、按计划播出了，阮家泰也算顺利地完成了任务。但阮家泰心里却结着一块疙瘩，这是一篇真实的报道吗？这是维吾尔人民的心声吗？至今阮家泰一想起这件事，心中就愧疚难当，觉得这种做法，玷污了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更对不起维吾尔人民。

人们回首往事，往往回忆哪些“过五关、斩六将”的峥嵘岁月，很少讲“走麦城”的经历，而他几十年前一次采访的失误，至今仍记忆犹新，念念不忘。他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感慨地写道：“新闻工作者的根本任务是报道真实。新疆是民族地区，新疆新闻工作者的根本任务是客观、准确地反映新疆地区的政治、经济、生产、生活的情况；表达新疆各族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不简单了。”

新疆新闻战线的领导人——邵强

邵强1961年自愿来到新疆，先在新疆人民广播电台担任记者、编辑、组长、主任；1986年开始走上领导岗位，先后出任新疆广播电视厅副总编辑（新疆台台长）、新疆日报社副总编辑；1993年调任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常务副部长。分管新闻工作，掌握舆论导向，改革创新，与时俱进，为新疆新闻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竭尽全力。这中间，有三件事值得一提。

第一件是，他组织和领导了一批有影响的新闻采访活动。从1993年开始，每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人大会、政协会、乌洽会和一些重要的节庆活动，邵强都出任宣传组组长，组织协调各大媒体完成新闻报道任务。他在担任新疆电台、新疆日报社领导时，曾策划和组织过两次重大的采访活动。一次是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摩托车采访，一次是新疆14个开放口岸的系列报道。前者获得全国好新闻奖，后者受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的宋汉良同志的赞赏和支持，并以《新疆开放潮》为书名结集出版。

第二件是，组织和推出了几个有全国影响的典型报道。最突出的是英雄民警赛尔江和爱民医生吴登云。他曾两次率团赴京报告英雄模范的典型事迹。在中组部、中宣部、卫生部和自治区党委的关怀和支持下，吴登云事迹报告团还分别到山东、江苏、上海等地巡回报告，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第三件是，组织和领导了大规模的新闻干部培训工作。他在任新疆记协主席期间，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合作，培训新疆新闻干部，先后有1000多人取得了大学文凭。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今天都已成为新闻单位的领导和业务骨干。

2001年，邵强从一生痴迷的新闻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他仍不服老。新疆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聘任他为兼职教授、研究生导师。一片丹心，三尺讲台，他在继续为培养新一代的新闻精英，发挥着自己的余热。

活跃在新疆新闻界的社会活动家——任一农

任一农是北京大学新闻系1961年的毕业生，分配的时候，学校将他分配到甘肃，但他却心系天山，向往新疆。在甘肃工作了不到半年，即通过在新疆工作的校友，邵强、安俊川等人的联系，于当年12月到《新疆日报》社工作。

他在《新疆日报》担任记者，兼任《人民日报》驻新疆首席记者。这两项工作一干就是25年，在25年里，他以北大学子“精忠报国”、“敢为人先”的热忱和执著，遍访了自治区81个县市、驻军11个师（军）部及生产建设兵团11个师级单位，采写了大量新闻佳作。

在新疆的新闻实践中，任一农做了两件被新疆新闻界称为是“开创性的工作”。

一件是开展新闻教育，培养新闻战线的接班人。

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时，任一农对全疆新闻人才现状和未来的需求，做过一次调查。他深感“四人帮”在新闻界的流毒亟待铲除，业务人才急需就地补充。1982年，经自治区计委和教委批准，他在新疆职工大学开办了新疆第一个新闻大专班，招收自治区和乌鲁木齐市主要新闻单位的年轻记者、编辑40余人。新闻大专班参照北大、人大新闻系教学大纲及本科课程的设置，聘请北大、人大、复旦新闻系毕业的校友、同事任教，邀请方汉奇、张隆栋、安岗等北大、人大名师授课。这批学员毕业后，在新疆新闻工作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多数已成为新疆各新闻单位的领导骨干。在这以后，他受命赴北京，得到邓力群、郁文同志支持，以新疆区党委宣传部名义，与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合办新疆新闻干部北京研讨班。在研讨班里，他组织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兵团和各地州市新闻单位的维吾尔、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回、锡伯、满等少数民族和少数汉族新闻业务骨干，聆听中央宣传部、国家民委、中央各主要新闻单位领导同志及人民大学、新闻研究所专家和学者的授课，又组织他们到中央新闻单位参观、考察。经过半年的强化训练，学员们系统地学习了新闻学知识，提高了政治水准和汉语沟通能力，开阔了眼界，建立了与新闻界前辈、同行交流的渠道，为他们后来成为新疆各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提高新疆少数民族语言新闻宣传工作的整体水平起到良好的作用。中国社科院新闻所，将这个班的授课内容汇编成《新闻干部培训教程》，发行数万册，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全国最有影响的新闻学著作。接着，任一农又协助新疆大学筹办新闻专业，制定教学大纲，组织专业课教师队伍，并亲自讲授两门专业课。新疆大学从此有了新闻本科的设置，少数民族新闻后备干部才有了培养的基地。

新疆新闻事业对人才的渴求，迫切需要扩大办学途径。1984年春天，在国家教委和袁宝华同志的支持下，刚刚成立的新疆记协与人民大学新闻系、函授学院签署了合办新疆新闻函授大专班的协议，开辟了新疆新闻教育的本科、专科及成人教育三个层次的专业教育，他们都同时分享国内最好的新闻教育资源的人才培养机制。人民大学领导认为在新疆办学是思想解放的成果，揭开了异地办学的新篇章。

第二件被称为“开创性的工作”，是任一农在1983年经自治区编制办批准，组建、成立了新疆新闻工作者协会和新疆新闻学会。在成立大会上，任一农以全票当选为秘书长。在宣传部和各新闻单位指导和支持下，他除坚持办学外，还为新闻界做了许多实事，如新闻单位负责人“吹风会”、评选优秀新闻工作者和好新闻、创办《新疆新闻界》刊物、举办业务研讨会、西北地区新闻单位年会、各省市记协互访交流等活动。在他任秘书长期间，新疆记协的工作十分活跃，为全国新闻界所瞩目。

20世纪80年代后期，因工作需要，任一农调离了新疆，先后出任国家民委宣传文化司副司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三局局长。他人离开了新疆，但心还牵挂着新疆，他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尽力为新疆的民族宣传和对外宣传工作出谋划策，被人们戏称为“编外的新疆新闻官”。

（根据《北大人在新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