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韧

来源 | 三联书店三联书情

（ID：sanlianshutong）

这是一部谈话实录，是一个老人，在历尽了他所能经受的一切苦难和坎坷后，深感余年不多，抓紧时间为他的祖国和人民再“想一点问题，出一点主意，做一点事情”的实录。

1979年，他受托主持重建中国社会学。然而，当他能重新做学术研究的时候，却已年届古稀。读着别人的“伤痕”文字，他另有感怀——“我哪儿有时间去回味那些酸苦！” ，那时，他说了一句话：“我还有十块钱”。意思是大概还能再活十年，如果一块钱代表了一年的话，他不愿把这个钱给零花了，他要珍惜，整块地集中使用，也就是说，他要专门做一件事。

他开始“行行重行行”。自1980年始，他每年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时间奔走于中国大地，直到90岁。因为，“十块钱用完后，上帝又奖励了十块。”

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多年，也是他重建社会学的晚年，他指出了小城镇、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脱贫致富和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他写下了《小城镇，大问题》。文中敏锐地赞扬农民“离土不离乡”。我用“敏锐”这个词是想提醒自己，我们是在很多年后看到了农村的“空巢”，才对此有所体悟。三十年后的今天，小城镇仍然是大问题，它关乎大城市的生存，关乎占中国最大多数人的现代化。我以一个记者的观察，当下中国城镇的建设尤其需要他的思想和方法。

当年轻人“孔雀东南飞”，都向深圳、海南奔去的时候，他则“老马西北行”，深入中国河西走廊多民族地区调查，向中央提出了西部开发的建议；他历时两年以民盟中央的名义所做的调查报告，提出了西部开发，也论证和设计了如何做开发的科学方法。

市场经济萌芽初露，长途贩运二道贩子的争论四起，究竟如何看待？面对关乎中国未来走向的社会变化，他以在苏南和温州的实地调查为基础，写出《小商品，大市场》。他不像很多公共知识分子很概念、很尖锐，他也没有奢谈市场经济的大道理；他是建设的，他的讲述让你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小商品背后链接着的大市场、大变化，而他的这种感受是以他的“着眼于人”的思想为基础的。

大约有八年，我有幸断断续续跟随他“行行重行行”。体会他的“着眼于人”，实际就是为正在积极改变自身生活的农民着想——他们的生活如何能好起来，富裕起来后又如何走向文明。他“为了成事”，用心安排每次的调查，很多的调查他都历经了多年，由此一生留下了很多如“三访江村” “三访温州”这样的传世之作。

一访温州，他看出了“小商品，大市场”；重访温州，见证了“家底实，创新业”；三访温州，他则提出“筑码头，闯天下”。不夸张地说，这是中国外向型经济明确的开端。每当读他这些文章，总会联想到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品格：在重新获得学术生命后，以七八十岁高龄躬行于大地，做田野调查，关注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真切地要求自己系统地了解真实的情形，做出常识判断，建议适当的政策，为这个国家的百姓服务。

一切可以追溯他第一次到“江村”。1936年就读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时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民的生活》（中文译名为《江村经济》）就是他那次江村调查的成果。导师马林诺夫斯基，是世界著名人类学家，为他的博士论文所做序言，足以唤起读者的深思。更有意思的是，导师以对一位能够研究本民族实际生活的人类学者的羡慕来表达高度赞赏：他前所未有的“那明确的令人信服的论点和生动翔实的描写实感令人嫉妒”。马老师羡慕他写出的“很多箴言和原则”，不是象牙塔里的理论，而是本土田野调查的结晶。（参见马林诺夫斯基《江村经济》序）

获得《江村经济》第一手资料的那次田野调查的契机发生在1935年。那一年，他去广西大瑶山少数民族地区做社会调查负伤，志同道合的新婚妻子牺牲。姐姐费达生将受伤的弟弟接了回来。但姐姐太忙了，无暇照顾弟弟，便将“孝弟”安置在开弦弓村养伤，托付给了那里的农家。那里是她做社会改造的试点。姐姐在当地享有崇高的威望，她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早科技下乡的那一代人。她从日本留学归来，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在太湖流域辅导农民科学养蚕。历史不能忘记的，是她在开弦弓村将农民组织起来，建设了被誉为中国第一个乡镇企业——股份制的“开弦弓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时间是20世纪20年代。结果费孝通则在那里做了两个多月的社会调查。在后来的博士论文中，他为开弦弓村起了一个学名——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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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江村纪念馆中的费先生塑像。背景是该馆主体建筑。（张冠生 摄影） 

试引用该著最后几段文字——

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的措施。中国的传统工业主要是乡村手工业，例如整个纺织工业本来就是农民的职业。目前中国实际上正面临着这种传统工业的迅速衰亡，这完全是由于西方工业扩张的缘故。（作者说该问题留待有能力的科学家和政治家去解决。）

但是有一点，与中国未来的工业发展有关，必须在此加以强调。在现代工业世界中，中国是一名后进者，中国有条件避免前人犯过的错误。在这个村庄里，我们已经看到一个以合作为原则来发展小型工厂的实验是如何进行的。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相对照，这个实验旨在防止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集中。尽管它遇到了很多困难甚至失败，但在中国乡村工业未来的发展问题上，这样的一个实验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最后，我要强调的是，上述问题自从日本入侵以来并未消失。这种悲剧在建设我们的新中国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我们迟早必然面临的国际问题的一部分。

近来为做人物传记纪录片《理想照耀中国 · 读李大钊》——“数年研究之结果，深知中国今日扰乱之本原，全由于欧洲现代工业勃兴，形成帝国主义，而以其经济势力压迫吾产业落后之国家，用种种不平等条约束制吾法权税权之独立与自主。而吾之国民经济，遂以江河日下之势而趋于破产。”李大钊的文字让我读到了《江村经济》的历史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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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右）1936年在江村 

这部博士论文从江南一个普通村庄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体系”，考察该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揭示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和运动。此书虽以传统的中国人生活为背景，然而它并不满足于复述静止的过去。它紧紧抓住现代生活最难以理解的一面，即传统乡土文化在与乡镇经济社会联系中受西方影响下的变迁，揭示了两个力量的影响：一是传统经济背景的重要性；二是新的技术、新的组织形式对一个日益困顿的老村庄的生活所产生的作用。

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的评论是，“他不仅充分感觉到中国目前的悲剧，而且还注意到更大的问题：他的伟大祖国进退维谷，是西方化还是灭亡？既然是一个人类学者，他必然懂得再适应的过程是何等困难，他懂得这一过程必须逐步地缓慢地机智地建立在旧的基础之上。他深切地关注到这一切改变应是有计划的，而计划又须是以坚实的事实和知识为基础的。” （马林诺夫斯基《江村经济》序）

导师的评论足以说明在求学过程中，他已确立了为中国绝大多数贫困农民服务的思想，因为苦难的中国是他青年时期成长的背景。早年上大学，他和很多人一样选择了医预科，希望当医生免除人们的痛苦。但他发现人们“最痛苦的不是来自身体上的疾病，而是来自社会造成的贫穷”。由此他投身社会人类学，目的是“认识社会，然后改变社会，免除人们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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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1956年再访江村

近百年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一直在危机和落后中挣扎。如何才能走出历史困境？作者在对江村的解剖中看到了“草根”工业将是中国农村经济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关节。

如果说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关于野蛮社会的人类学著作，那么，《江村经济》在导师的眼里则是第一部文明社会的人类学著作。如同导师马林诺夫斯基在《江村经济》序中写的：“这本书将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该书的作者并不是“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而写作，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如果说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话，那么，一个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

中国的现代化不涉及农民就是表面文章。晚年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后，他的学术价值指向丝毫未变，仍然是为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服务。可以说，这与他心中始终有中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有密切联系；用他自己的话，“我这一生的经历中根本的目的并没有动摇，就是‘认识中国，改造中国’” （参见《关于人类学在中国》）。80岁时他用四个字总结自己一生的工作——“志在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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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6月，费孝通考察山东乡镇企业，在途中休息的宾馆中读书。（张冠生摄影）

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后，他三访江村。《三访江村》对我影响很大，曾久伴我枕边，睡前醒后，时常展读。以后他更是“行行重行行”。他在“小商品”“小城镇”“区域经济”“文化自觉”中表达的真知灼见，在他身后已然成为“大战略”“大前途”。

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思想家、一个勤奋的长者，特别是当他以一生的积攒面对一个前所未有过的大变化、大转型的中国社会，他的思考显然不是他的文章所能涵盖的。他晚年一直坚守在离泥土最近的地方聆听人们的讲述，而他在现场的即时反应和生动谈话，无疑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如果不是长年的关注、长年的思考、行行重行行，也许就不会有那些睿智的、至今仍然鲜活、关乎深远的谈话。

请允许这里引用本书收入的1995年2月一段谈话，读之犹如再见老人——

我们是靠乡镇企业过关，和西方工业化道路不同。

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条新路子。“草根”工业，它有根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它）符合老百姓的要求，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三大差别消灭在小城镇里边，这是我的理想。

现在的一个大问题，13亿人怎么个放法？

以小城市为蓄水池，千万不要搞大城市。

20世纪是地缘政治。21世纪是地缘经济。

洲际经济区域，先形成几块。互通有无，共同发展。从洲际经济向天下大同过渡。

但没有价值观的基本共识，就不能形成天下大同（这里既涉及中国的“多元一体”问题，也涉及世界的“多元一体”问题）。

共同价值观不是凭空来的，也需要经济基础。怎么办？在矛盾中发展。

寻找共同价值观已成为必然要求，逃不掉的。

人类是可以自杀、也可以发展的动物。是自我毁灭还是自我发展，要选择了。

千万不要因为自作聪明而毁灭了自己。

“残枫经秋，星火不熄。”“星火”是什么？是我治学的路子。

这些话，内涵异常丰富，涉及国内民族间的关系，也涉及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间的关系；有中国的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关系，也有在此背景下的中国现代化的问题；讨论中国今天的传统文化不能只关注其在封闭时代的积累，一定要认识到这个传统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已经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因为这涉及“共同价值观”的基础问题以及“美美与共”的每个美在多大程度上是本土的……

我们看见了一个老人执着的心力所在。他一生没有放弃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时代问题的追索。

留下这些谈话的“他”就是费孝通。在中国的学人中，他是稀缺的。

录下这些谈话并一个字一个字整理出来的是张冠生。他自喻老人晚年的“书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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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冠生与费孝通先生

我很早就知道冠生要整理费老晚年的谈话。我常看见他跟随费老左右，一声不响地做着记录。生活中的费老永远在工作着，他的话是值得被记录下来，但这需要记录者认识他的价值而产生一种毅力，持之以恒。当十多年后，冠生告我书已整理完毕，我是满心喜悦。没想到的是，他竟嘱我作序。我顿生惶恐：“冠生，你吓着我了！我是个做电视的，做电视的人天天风风火火，不读书不看报，何德何能写此序言？若以此沽名钓誉，我如何面对先生！”

费孝通先生一生朴实，有他的文风证明。这样一个大学者，经历了无数的风浪仍葆赤子之心。或许因了他的真诚和宽厚，和费老在一起，我总能在他面前随意地问很多问题，包括傻问题，而他总是认真作答。

冠生说，让我写序的一个理由是很多谈话因我而起。费老有些计划外的谈话确实因我们“互动”而起。但我对冠生说：也许在谈话的过程中，有我们的互动，但绝不是因我而起，是因中国的问题而起。他与我的“互动”，在他是为了帮助我。

但互动使我对他晚年的谈话另有一种理解和亲切。我以一个记者的观察对他记录和表述或许对读者是有益的。我这才感觉我可以写，但只能作为后记类的，因为我终于知道他在做什么，我也看见了他是怎样做的。

关于费老的学术思想，将来自然会有经济史学家、思想文化史学家、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们专门研究，我的文字仅属观感层面的记述。作为一个学者，他关怀当下的中国及其未来，他探寻的是中国健康发展的路径。当下的中国包罗万象，可以说他许多的真知灼见超过了许多的专门家。发展的道路有无数，他努力要看到的是，人是如何走出来的，人又将如何走下去。以我的观感所得出的结论，在这样的时候他唯一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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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1月，费孝通在江苏张家港馨苑宾馆谈长江全流域发展。（张冠生摄影）

1996年，费老敏锐地预知到水的污染将是大问题，因而非常忧虑。我亲耳听他说过：会不会将来守着长江没水喝，住在太湖边上的人也没水喝？那年的他做环太湖流域调查，让我随行，对我说：我要写一篇“小”文章。

我当时还与他开玩笑：凡是大家都写小文章。但费老答，“小”文章不小啊！说着回了我一个孩童般调皮的怪脸，令我顿觉眼前的老人有一种赤子般的热情。我就在这样的感受中听他接着讲：这个“小”，“长江是它中间的一杠，太湖、洪泽湖是一杠旁边的两点。这是关于水的文章。”由此我在1997年五六月间跟着已88岁的费孝通绕太湖走了一遍，历时35天。在他走过的村头、闸口、渔家、农户、水文站、环保站，都能听到这样的话——“我是来当小学生的。这不是客气，你们比我懂得多，因为你们了解实际。”“我们都是来当学生的，来向老师学习的。”“我是来给大家当学生的，你们都是先生，因为你们做了。”“事情是你们做出来的。”每次他都拿着一个工作手册，一丝不苟地做笔记。除了提问外，他不会停笔。这种认真和真诚，我在以后时常会想起，为之动容。

“我只是一个小学生。”他做到了。这些耳熟能详的话听多了，感受也多了，最初感受到这是一种态度；后来又认识到，态度背后有一个大道理，对谁是创造历史主体的一个基本认知。

每次与人告别，费老会说一句“谢谢你，你帮助了我，感谢你”。他尊重访谈对象，就像他尊重实际，他的真诚是因他要解决问题，要成事：“你们给我的材料，使我很振奋，能帮助我把问题想得实际一点，所以很感谢。”（1994年2月）这种情愫渗在他晚年的谈话中，随处都可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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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费孝通、钱伟长、丁石孙

一次我跟他去甪直。这是费老外婆家。甪直的古镇保护得很好，那天天也特别好，他很高兴。随意间就能看到古镇上有妇女穿戴蓝印花布的水乡服饰，令人赏心悦目。费老信步古镇老街，不时与乡亲打招呼、聊天，享受淳朴乡情。经过一个小店，看到厅堂桌上摆放的家乡小吃和忙碌的主人，费老信步走了进去，笑对店主，手拉小孩，同一家三代见面，叙话，其乐融融。

我从旁看见门角上依偎着一个老人，正看着费老。她佩戴着水乡古镇特有的绣花青花蓝布做的搭头，穿着的也是一身蓝印花布衣服，围兜还是青花蓝的，深浅不一，渐变和谐，干净端庄。如果举办时装比赛，那老太太走上T台，一定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古镇上一双镶有水乡服饰元素的小草鞋就能吸引费老长久驻足，如果他看到老太太这身打扮，那一定会比我更喜欢，因为这是他的故乡啊！我恭敬地请老太太出来。她没有出来，还把探在门外的半个身子也缩到了门里面。我恳求再三，依然不从，只听费老在那里说话了：王韧啊，不要为难老人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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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乡甪直

当天下午在住处。看见费老一人独自面对太湖沉思，一动不动。我走到他前面，盘腿坐在他对着的窗台上。他仍然望着远处，没眨一下眼睛。

半晌，我问了一个傻问题：“费老，上午您为什么不让我拉她出来与您见面？”

也是停顿了很久，费老回答——

我是看到了一个文化的变化。我们诚心请她，老太太却不肯出面。在这条街上，走过许许多多外来的人，这二十年来，有穿喇叭裤的，有拎着四喇叭录音机的，后来又有穿西装的，穿连衣裙的，你们这些外来的人，是潮流、是时髦、是洋气，而她自己是土的。你觉得她好，她不觉得自己的好，她觉得见不得人。你请她出来，她是痛苦的。

我想到了一个题目，叫“文化的自卑感”。中国现在最怕的，就是文化的自卑。不肯出来的意思，是她要走了。文化要走了。自己觉得不能出来见人了。不是大家不要她，大家欢迎她出来，可是她自己觉得她那一套不行了。这样一来，她真的要走了。不是人家要淘汰你，是你自己要走了。你这文化要退出舞台了。老了，老到自己没有信心了。她对她的文化没有信心了。

费老说：很惨哪！我是联系中国文化想这件事。这是个很惨的局面。我们不能走到这一步。真的弄到这一步，那就难了，就得整个换一套了。但实际上不是每个人都想换。现在时兴港式的东西了，很多年轻人的头发要披起来，这叫老太太怎么接受啊？她不可能接受这一套，可是又觉得自己这一套拿不出来了。你看多苦啊！

无语。我内心感受到费老有一种很深的思考和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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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7月，费孝通参加香港回归主权交接仪式后，到郑州越秀学术讲座谈“香港归来话回归”之余，在书店小坐。（张冠生摄影）

费老感慨：我是从小镇上出来的嘛。我的心情很复杂。从小熟悉的小桥流水这种文化存在不下去了。（古镇）旁边这个力量多强啊！那是个“惊险大世界”。这个东西厉害！它追求的是惊险，要这个世界整个惊险起来。中国文化不是这个样子。我们是讲人和自然的协调，讲人与人的和睦。这是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

费老见微知著：“一个民族的文化也是如此啊！你看浦东，那些跨国公司里，你说这是在哪里？你说在中国，它在其他国家的公司也是这样，全球一体化后，以什么来标识你是这个民族的呢？那就是文化。所以我们首先要了解我们的文化，这是文化自觉的开始。”

费老娓娓道来，眼睛注视远处的太湖如自言自语：“一个老婆婆，身上背着大捆的柴火，艰难地从山上走来，她的内心是幸福的。因为她是为子孙做的，这柴火是灶头上烧饭的。我们中国有两条，一条是敬祖宗，一条是为子孙。敬祖宗，我们丢掉了，不要了！为子孙，还保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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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在读书

一件小事引发一波思想的冲击。我与费老的学生李友梅教授讨论，她理解费老问题的关键是：一个文化是如何失去自信的？这种失去可能带来的最严重的风险是什么？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如何重建？推进的力量又从何而来？这是“文化自觉”的必要性。

1990年，费老在日本朋友为他祝贺80周岁生日的时候，提出了著名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十六字箴言。二十多年过去，领会、理解、感佩的人越来越多。认真读过他文字的人多会感受到有领略了某种深刻的愉悦。他的许多观点今天已愈加重要也是显见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些深厚的言论如何得来，以致一些人认为他只是断言，而没有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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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手迹

无须我来证明支撑这十六个字背后的学养，以及广阔而持久的田野调查背景，还有他不可或缺的心怀天下的人文情怀。我只能以跟随费老实地调查八年的经历见证，说一个我看见的真实的费孝通。他是反思的。这有两层，首先他反观自身。一次我们又聊起他的姐姐费达生。他说，她科技下乡，她一生为农民所做的一切都是自然的，她得之自然，而费老说自己是反思大于行动，他是得之反思。那天他把自己与姐姐比较得出的结论：她是幸福的，我是痛苦的。她为农民好，一生为农民富裕而工作，一切都自然。不像我，我要前思后想，我复杂。好在她是我前面的榜样，我追她啊，追不上哎！但我一辈子是以她为榜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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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达生先生

费达生的榜样就是一个知识分子要用自己的专长实实在在地为他服务的百姓带来改变，这种改变是进步的。所以费老的反思还有另一层：你的工作和反思是否联系着实际，这种联系为的是成事，这种成事是利他的，而不是为己的、图名利的——

我表达得不好啊。我没有事先设定的想法，出来之后看到了事实。把我自己也放到实际里边去，利用一切机会接触实际。我叫它“文化自觉”。

自觉就是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这个不容易。我担心很多知识分子不自觉，跟着外国人走。他也想问题，不是不想，但他跳不出人家的想法。

他不接触中国的实际。他不懂啊。他讲得很好听，很好看，可是很多人看不懂。没有用啊！我是说，你写的东西要有用啊。（1997年8月）

写文章不光是自己的事情，也是历史行为在一个学者身上的具体表现。也许要做的事情不止那些。这不是自己能确定的。（1997年10月旅途中）

读此，费老的音容犹现眼前耳畔。如果你真切地联系着实际，也了解了一点你自己，读他的这些谈话录，你就会愈发感受语重心长，这是一位老人的“呐喊”——厚重的岁月风霜积淀下的呼吁。我在这里感受到了他任重而道远的内心自觉和坚定的学术批判精神，而这种批判你一般地看不见，它是为建设的！

现在中国还不是个轻舟，而是一条很沉重的大船。在一条很曲折的河道上走，很容易搁浅，触礁。我们任重道远，要自我勉励，不辜负这个时代，不辜负几千年的历史文化遗产。（1997年12月深圳）

一天，他问我：“你知道我写得最好的书是哪一本吗？是《生育制度》。”《生育制度》写于1946年。我至今清楚地记得他脸上孩提般的满足，但这并不妨碍他的反思——

我不再像在《生育制度》中那样强调社会是实体、个人是载体的论调，而多少已接受了潘光旦先生的批评，认识到社会和人是辩证统一体中的两面，在活动的机制里互相起作用。

我固然修正了马老师过分强调生物需要的观点，但我本身又陷入了另一极端，犯了只见社会人不见生物人的毛病。我写了一篇自我批评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接受了潘光旦先生的新人文观点，把文化看成节制生物本能以协和社会关系的机制。（1994年《个人 · 群体 · 个体》）

可以说，关怀当下，心系百姓，为着成事是他反观自身的动力——

我从江村走到现在，是在这条路上走，但仅限于“志在富民”。一人力量有限，很多事情只是个开头，破破题，开开路。1980年恢复学术研究以来，东跑跑，西看看，15年就花掉了。中国还有6000年呢，我怎么办？（1995年2月）

“我怎么办？”又问出了一个大问题。费老不仅要为中国农民做点事，还要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做点事——要“文化自觉”。其“文化自觉”首先是给中国的知识分子做了一个榜样。

我这辈子就要一个东西，就是理解中国的变化，这个变化要有富民强国的效果。……五四这一代知识分子快过去完了，句号画在什么地方，确实是个问题。我想通过我个人画的句号，把这一代人带进“文化自觉”这个大题目里。最后能不能带进去，是我的任务了。这是我要过的最后一重山。（1997年10月吴江）

李友梅教授的总结是：在费老看来，“文化自觉”实际就是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知识分子的责任就在于正确完成对其自身文化的自我认识，从而“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为适应新环境、新时代而进行文化选择时的自主地位”（李友梅《文化主体性与历史的主人》）。而费老自己的总结是：“文化自觉、文化适应的主体和动力都在自己。自觉是为了自主，取得一个文化自主权，能确定自己的文化方向。”（费孝通《进入21世纪时的回顾和前瞻》）

费老针对知识分子个体提出的“文化自觉”，与其达到“各美其美”的路径或方法论的“文化自觉”是他两个彼此通连却又不全相同的思想层。

“文化自觉”，不仅是知识分子的学术修为，不仅是“各美其美”的方法论，也是在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因为中国向何处去首先是中国人向何处去！他为此用“行行重行行”做了自己一生的学术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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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在江村

奉献于读者的这本晚年谈话录，同样是他这一生学术方向的明证——

最大的道理是中国农民可以创造出来适合中国特点的现代化。

我的工作是追踪它，跟着看，看过程，看它怎么发展的。也支持它，研究它，为中国农民找个办法。把中国农民的创造和里边的意思讲出来。（1995年2月）

再给我20年，把中国的东西弄上一遍，会出来一批好文章。（1996年6月）

在第二次学术生命开始时，费老就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将上帝给他的钱集中起来使用，将“行行重行行”的工作持续了二十多年。但他的任务太远大了：“所谓应用社会学、人类学是指结合实际的，为人民寻找道路的社会学、人类学，任务是很明确的。我认为，这门学科承担着为人类了解自身的文化、认识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以及为探索不同文化之间的相处之道提供知识和见解的使命。”他说：“人文重建的艰巨任务，还需要我们一代一代地脚踏实地，胸怀全局，全力以赴，前赴后继。”（《进入21世纪时的回顾和前瞻》）

费老深知“认识中国，改造中国”这项工作是长期的，进步是渐变的过程。

超越东西方，找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子里。这个目标，一代人做不到，要两三代人才有可能。（1996年6月）

他没有时间了，他仍然不怨别人——

我很遗憾。没有像潘先生（潘光旦）那样读书做卡片。怨我自己。我那时候失望了。（1996年6月）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费孝通会成为一个历史的符号，如果没有人读他的文字；况且文字的力量也是微弱的，如干涸沙漠中的一滴水，即使像费孝通这样有名望有影响，但他晚年身体力行的田野调查以及他令人尊敬的成果和精神又影响了中国学界多少呢！

有时想来生活也好、思想的发展也好，都是一个个悲剧的陷阱。记得有一位哲学家说过，可能只有爬出了这样的陷阱，历史才会迎来它的一点儿文明进步。千万可别就此以为费老的思想力量没用。沙漠里的一滴水也许不起作用，但有它和没它是不一样的。不经意间，或许它在某个点上引发了化学反应，帮助了你，或影响了我。

早年，马老师说《江村经济》“有一些杰出的优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其本质就在于它在社会人类学上具有开创性。但今天，它的重要性还在于这是千百年来中国读书人所谓“经世致用”的一个崭新的范式：它既不是文人舞文弄墨的消遣，也不是“帝师王佐”的用功，而是直接地在有血有肉的生活中认识社会，通过扎扎实实的田野调查把深层的道理讲清楚，真心实意地为在生存中挣扎的中国农民找出路。他晚年的“行行重行行”同样是如何做学问，如何做事的垂范。苦难、文化和勤奋造就了他。他一生的学术成就是上苍给予这个民族的馈赠。

这本《费孝通晚年谈话录》是他思想的遗产，和他的文章一样。很多主张他思考探索了一生。过程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是不知道的，也常是忽略的。这里也许没有振聋发聩之声，即使论点也是大白话，很平淡，就像老百姓的生活一样。

感谢谈话整理者的用心和毅力，积十多年之功的记录、收集和整理，让我们得以窥见费老文章之外的风采。

谈话录成文字自然是要被损失的，且不可弥补。首先音容笑貌、语音语调乃至肢体语言都没有了。与他在一起，耳濡目染，感受思想的可信与可爱令人舒畅，日后每每回忆，每一个细节都情趣盎然，意味隽永。有一天刚见面，他第一句话告诉我，我写了一篇《老来缅怀耀邦同志》。那时报章上很少能看见胡耀邦的名字，当时我一愣。他讲了与胡耀邦交往的细节。我一直关注着他的表情，脸上没有一丝笑意，又很平和。这种老人的深沉、平缓令人有丰富的历史感的联想，在录成文字后这些都没有了；但也正因为这个缺陷使这些文字更显珍贵，因为它毕竟还是保存下来了，可供我们去追寻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