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登山科考双丰收的1975珠峰科学考察

1975年，经邓小平同志批准，国家体委和中国科学院再度组织珠峰登山队与科学考察队，200多名登山队员和近100名科学考察队员浩浩荡荡来到珠峰北坡的大本营—绒布寺，尽管绒布寺在1968年被“西藏红卫兵”破了“四旧”，残垣断壁，但30多顶军队的大棉帐篷整整齐齐地分列东西两排，组成了“珠穆朗玛大街”，好不热闹(照片24)。科学考察队由测绘组、地质组、高山生理组和大气物理组组成。我是大气物理组组长兼国家登山队气象组副组长，除了完成中国科学院的科学考察任务外，还负责攀登珠峰的高空风预报。

                 照片24.1975年绒布寺大本营的珠穆朗玛大街

第二次来到珠峰北坡大本营，首先映入我的眼帘的是慈祥而雄伟的“第三女神”珠穆朗玛(照片25)，仰望珠穆朗玛，那飘挂在顶峰的旗云，宛如第三女神飘逸的哈达，真有久别重逢的亲切感觉。

    照片25.仰望珠穆朗玛，那飘挂在顶峰的旗云，宛如第三女神飘逸的哈达，真有久别重逢的亲切感觉。

1.一篇论文带来“压力”

1975年初，在京的登山队员和科考队员集中在西郊摩托车俱乐部训练基地训练，为进山工作打下基础。在我参加集训期间，我的一篇论文“攀登珠峰的气象条件”最后一校的样稿出来了，中国登山队队长史占春要去了这篇样稿。

史队长是中国登山队前辈之一，工作有魄力，但也常常让人感到“咄咄逼人”。他认真阅读了我这篇论文的样稿，还多次与我讨论其中提到的登山天气预告问题。一次，在全队会上，史队长对大家说：“为了保证完成这次登顶任务，除了登山队员的努力外，气象组责任重大。你们报准了天气，我们的登山队员就有八成把握了。”说到这儿，他把气象预报组的成员一一向大家介绍：组长刘长秀，中共党员，来自河南省气象局；李忠，来自西藏气象局，1966年曾在珠峰大本营做过登山天气预报……他忽然转向我说：“小高啊，你这篇关于攀登珠峰的气象条件的文章出来了，我也拜读了，文章写得不错，但是你要预报不好，我可要拿你是问！”他在大会上公开这样讲，弄得我哭笑不得，确实感到有点“咄咄逼人”。我当时只好苦笑了一下，无话可讲。

说心里话，在气象学中，有关天气预报问题的文章本来就难写，实际预报就更困难了！涉及珠峰的登山天气预报问题更是难上加难，因为按照登山需要它要求7～10天的超中期天气要素(高空风、降水、能见度)预报，这无论在当时和现在都是大难题，谁也不能保证每次预告都成功。

带着这个沉重的“压力”，我再次接受了攀登珠峰的天气预报任务。

      照片26 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气象条件（第一页）

2.特殊高空地面气象观测资料的贡献

为了更有效地保障国家登山队攀登珠峰的天气预报，我建议把原来每天两次高空气象观测改为6次，一方面监测高空风速剧变，另一方面研究珠峰山地对于大气环流的影响；为了探索珠峰地区的上升、下沉与涡旋气流，我建议同时进行无线电探空气球与测风小球对比观测，得到了登山气象组和登山队领导王富洲的支持。如此强度的观测在我国各个气象站都没有。例如，当时我国高空气象观测最强的北京气象站，每天三次无线电探空观测、一次小球测风观测，观察员是20名，而我们却只有四名观测员（包括我），在海拔5000米高度坚持观测了一个月。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

然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们从上述观测资料发现了珠峰8到9千米高度高空风速的剧变事实，例如，在2到5小时内，风速从宜于攀登的10到20米/秒猛增为30米/秒以上。我们发现珠峰地区的下沉气流速度可以达到300-500米/分，等。这为后来发现珠峰地区的背风波奠定了基础。

为了观测研究珠峰北坡海拔7千米以下的降水随高度变化规律，1975年4月29～5月7日，张江援同学在7007m营地定时记录了气温和风的资料，并把这9天积在雨量器中的雪安全带到大本营。这是我国气象工作者首次在7007m高度取得实测降水资料，也是我国气象工作者首次同时取得海拔7007m高度上在山坡和山谷上空大气的气温资料。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发现，在珠峰北坡的7000m附近存在第2降水最大值，这个结果与冰川学家根据冰川物质平衡原理推算的结论一致。

根据上述资料，在1975年6月到1976年5月26日近一年期间，作者完成了10篇论文，近25万字，发表在《珠穆朗玛峰科学考察报告（1975）气象与环境》中。发现了珠峰北坡强烈的下沉气流、上升气流、涡旋气流和中小尺度天气系统，发现了珠峰北坡非常强烈的加热作用引起副热带西风急流中心高度在珠峰北侧剧烈下降，等，这些发现不仅为攀登珠峰的天气预报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科学依据，而且发现了珠峰山地与大气和大气环流的重要相互作用，为后来撰写《中国山地环境气象学》奠定了基础。

                              照片27 《珠穆朗玛峰科学考察报告（1975）气象与环境》

                             照片28 《珠穆朗玛峰科学考察报告（1975）气象与环境》的目录

3.登山队员奉献科学事业

像登山英雄潘多那样为科学事业奉献的登山队员很多，他(她)们从珠峰顶部至北坡大本营每隔500米左右采取冰雪样、岩石标本和土壤样品等，为研究珠峰地区环境背景状况提供了极其珍贵的标本。由于他(她)们的奉献，科学家们才有可能分析这些样品得到珠峰地区环境的背景值，为今后监测和研究世界最高地区的环境变化打下基础。据统计，共取得冰雪样品116个，土壤样品189个，生物样品188个。

他(她)们当中特别令人感动的是王鸿宝同志。王鸿宝同志于1963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是当年中国登山队的骨干队员，在5月7日前攀登珠峰的历程中，他到达了8600m的高度，并取得了7007m至8600m之间的冰雪和岩石样品。当5月8日天气好转时，在突击队长邬宗岳失踪和高山上粮尽的不利条件下，他受命于新的突击队队长，曾于5月8日和9日两天中率领高山队员努力向顶峰攀登，但因登顶路线图在邬宗岳队长身边，高山队员们找不到攀登“第二台阶”的路，再加上“弹尽粮绝”的困境，极度疲劳的高山队员们不得不在大好的登山天气条件下撤下山来。

当他(她)们正向大本营返回时，我们迎上去接他(她)们。此时，王鸿宝同志由于极度的疲劳和饥饿已经昏迷了，但当他见到我们科考队员时，他立刻挣扎起来，用手指向他的登山背包，说了声“标本”后又昏迷过去了。

当我看见他所取得的各种标本上都清楚地标记有采样日期、地点和海拔高度时，面对昏迷不醒的他，可以想象他是在多么困难的条件下在为科学奉献啊！他和其他为了科学事业而奉献的登山队员一样，永远值得我们崇敬！

     4.邬宗岳的不幸牺牲

邬宗岳同志是1975年中国登山队的副政委，攀登珠峰的突击队长，其时41岁。邬宗岳同志1959年毕业于成都地质学院，1960年曾登上珠峰8500米高度，1964年登上海拔8012米的希夏帮马峰。1975年被公认为最有希望登顶的老队员。

1975年，为了共同的登山科学事业，我们一起来到珠峰北坡的大本营。

    现在回忆起来，邬宗岳同志固然是为了登山事业而献身，但在一定程度上说，他是当时国家体委负责人瞎指挥的不幸牺牲者，是因某些人不尊重客观自然规律而付出的代价。

1975年4月18日，国家体委主任电令国家登山队：“据xxxxx预报，今年雨季提前来临，5月7日后没有登顶好天，登山队务必于5月7日前登上顶峰。”命令传来，珠峰大本营沸腾了。登山队领导开会，传达国家体委主任的电令。虽然有的领导不赞成电报中说的预报结论，但上级命令必须执行。

王富洲政委和许竞副队长来到气象组，宣读体委电令，听取气象组的意见。李忠同志是拉萨气象局的老预报员，很有预报经验。根据他的预报，今年雨季在6月上旬开始，不相信电令中的预报。我虽不是专职的预报员，但从1966年的预报总结以及资料分析研究结果，完成了“攀登珠峰的气象条件”论文。文中指出，珠峰地区的雨季平均于6月8日开始，在1891～1960年的70年期间，以1943年雨季开始最早，为5月21日，整整70年的历史资料中，雨季从未在5月上旬出现过（图2）。另外，珠峰北坡和南坡的雨季开始时间不同，北坡的雨季开始时间平均比南坡晚20天左右。据此，我也不同意电报中所说的“5月7日雨季开始”的预告。气象组组长刘长秀和徐德林同志也不同意。尽管登山队领导中相当一部分人同意我们的意见，但体委主任的命令不可违背，我们气象组的意见只好被抛在一边了。

        图2. 1891～1960年喜马拉雅山脉雨季开始日期分布图

在这种错误命令下，登山队领导做出了如下相应的错误决定。

    原来，根据气象组于3月所作的当年春季攀登珠峰的天气趋势预报：“4月下旬和5月中旬各有一次登顶好天气过程”，登山队领导曾将主力队员分为两个分队，分别利用4月下旬和5月中旬这两个好天气时段完成登顶任务。上级命令下来后，登山队领导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两个登顶分队的主力队员合在一起，组成一个突击队，由邬宗岳任突击队长，要求一定要在5月7日前登上顶峰。

    4月24日，由邬宗岳同志（照片35）任突击队长的登顶突击队在珠峰北坡大本营宣誓后出发，他（她）们从登山队领导手中庄严地接过五星红旗和测绘顶峰用的金属三角架“觇标”，在喧天的锣鼓声和鞭炮声中离开了大本营。我和留在大本营的其他人员一样，满怀期望地目送登顶突击队友离去。

    刚刚把邬宗岳和他的队员们送走，大本营却出现了一件极不愉快的事情。

在大本营，数十顶军绿色的班棉帐篷整齐地排列成两行，其间是“珠穆朗玛大街”；在营地最南端的一片开阔地上，由四条钢缆固定住一根近十米高的旗杆，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地悬挂在顶端，迎风招展(照片36)。这是中国登山家和科学家们在珠峰北坡工作的一面旗帜，她表示祖国人民在我们心中。队里每天由两人升旗、降旗，就像现在天安门广场的升旗和降旗仪式一样，庄严肃穆。我们都尊敬和热爱这面五星红旗。

照片35.1975年攀登珠峰的突击队长邬宗岳

           照片36.在珠穆朗玛大街最南端，在10米高的旗杆上，五星红旗迎风招展

    在喧天的锣鼓声和鞭炮声中，一群牦牛被惊吓了，它们惊慌地四散奔跑。混乱中，一头牦牛撞上了拉纤的钢缆，折断了旗杆，五星红旗跌落地上。我和气象组的几位队友目睹了现场，尽管我们当即报告了队领导，并尽快找人把旗杆恢复原状，但我们的心灵上却蒙上了一层阴影。

我虽然不信迷信，但这总不是愉快的征兆。

当时，我曾经感慨地写过一首诗：

爆竹鼓声震山谷，牦牛惊慌折旗杆。

三国故事不堪想，但求女神助我攀。

突击队已经出发了，我的心情一直不平静。作为气象工作者，虽然对国家体委的这分电令持有保留意见，但突击队已经出发，宛如箭已离弦，无法收回。此时的气象组只有专心致志地分析天气变化资料，去寻找可能出现好天气的良机，一旦出现，应该紧紧抓住，报告登山突击队。

然而，自然规律不可违，老天爷似乎偏偏不听国家体委主任的“命令”。就在国家体委主任下达命令后的第四天，4月22～26日出现了5天宜于登顶的好天气时段后，直到5月7日，一直都是大风坏天。

以邬宗岳为首的中国登山英雄们，在极端恶劣的天气条件下，仍然竭尽全力向顶峰前进。在这些日子里，珠峰顶部的“旗云”往往如万马奔腾，疾速地自西向东奔去(照片37)，宛如第三女神在急速挥动哈达，暗示有智的登山者不要向顶峰前进。

         照片37.在1975年5月1～7日，珠峰的旗云宛如万马奔腾，不宜攀登

5月4日，当突击队一行17人来到8200m高度时，邬宗岳同志为了拍好登山队攀登顶峰的过程，解开了“登山结组绳”，离开了他的登山小组。后来，他感到自己体力不支，为不影响于5月7日前登顶的任务，他命令突击队副队长大平措率领其余突击队员先行向顶峰前进，自己一人在后面慢慢跟进。按常规，在高山行军，必须结成登山小组，否则会有危险。这对于老队员邬宗岳和大平措来说，他们并非不知，但都是为了执行上级命令，为了完成5月7日前的登顶任务，他（她）们分手了。

当晚，大本营收到大平措的报告，16人到达8600m，其中有3名女登山队员。当时，在登山队大本营还有不少队员们也在倾听着，为此消息而高兴。然而，紧接着又传来另外信息，邬宗岳队长没有跟上。

当大本营知道山上情况后，史占春队长命令8600m的队员想尽办法为邬宗岳同志照明引路。电筒没有电了，8600m的队员用鸭绒背心点火照明，盼望着邬队长来到。直到5月6日天明，邬队长仍不见踪影。大平措副队长派人返回8100m处找寻，只见邬队长留下的登山包和他使用的摄影机。

还有最后两天了，山上山下，人人心急如焚（照片38）。一方面，大平措受命组织突击登顶；另一方面，自北坳以下各营地队员们开始用各种手段去找寻邬队长。山上，大风劲吹，几次突击未成；山下，各处找寻，不见邬队长踪影。

照片38.大本营的人们心急如焚，等待山上的消息

5月7日下午，根据5月7日08时的天气图，气象组预报：自5月8日起，天气好转。这一消息，宛如给病人打了一针兴奋剂。根据山上队员的身体状况，王鸿宝同志被大本营受命为新的突击队长，重新组织队员登顶。

也许，第三女神真的为我国登山队员的精神所感动。从5月8日起，一直是小风好天，宜于登顶(照片39)。但由于山上队员过度疲劳，食品断绝，寻找不到去第二台阶的路径，在非常好的登顶天气条件下，在找不到邬宗岳同志的阴影下，5月9日被迫向下撤离。

照片39.1975年5月8日～16日，有时，珠峰旗云扶摇直上，预示可以攀登

   5月8日至17日，一次难得的登顶好天气过程，被当时国家体委领导人的瞎指挥而白白浪费了。日本登山队的田部井淳子正是利用这次好天气过程的倒数第二天，5月16日，在锡尔巴族人的帮助下从南坡登上了珠峰顶，成为登上珠峰顶的世界第一女性。

自5月9日起，珠峰广播台停止了广播，珠峰北坡大本营过着沉闷、忧伤的日子。在宜于登顶的好天气条件下，登山队员从海拔8600m往山下辙。今春是否还有登顶好天气出现，气象组心中没有数。大本营已快“弹尽粮绝”，今春是否还能登上顶峰，登山队领导心中也没有数。邬宗岳同志能否生还，我们的心中更没有信心，因为已经失踪5天了。

这信息很快报告了中央，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元帅立即派出两架军用飞机，从北京出发，满载当时北京最好的各种新鲜蔬菜和各种食品直飞西藏日喀则机场，再用卡车送到我们的大本营。西藏自治区政府秘书长，中国登山协会主席乔加新同志等也立即从拉萨赶到大本营，坐阵指挥。与此同时，带来西藏军区歌舞团在大本营慰问演出，鼓舞士气（照片40～42）。

照片40.西藏军区歌舞团在珠峰大本营慰问演出

照片41.西藏军区歌舞团在珠峰大本营与潘多（中）等女队员交谈

照片42.西藏军区歌舞团演员与中国登山队、科学考察队领导王富洲（左2）、史占春（左3）、江涛（左5）、张俊岩（左7）、姚建华（左8）、刘长秀（左9）等合影

中央亲切的关怀像一支强心针注入了我们的心，珠峰大本营顿时恢复了生气。大家分头忙起来，气象组的预报员抓紧时间，认真分析气象资料，寻找今春登顶的好天气时机；登山队员认真准备登山装备，迎接再登顶的时机。

5月12日，我们气象组预告：5月25～29日有一次登顶好天气，很可能是今年春天的最后一次攀登顶峰的机会。大本营投入了紧张而满怀希望的准备工作中。

5月27日下午2时，中国登山队9名队员登上了顶峰（照片43），在顶峰上紧张工作了近两个小时，完成了拍摄、固定“砚标”、遥测心电图和采集冰雪样、岩石标本等任务后，于下午4时许分成两组下撤。

照片43.1975年5月27日下午2时，9位中华儿女登上顶峰，在珠峰顶部树起了觇标

在从8600m下撤的途中，包括潘多在内的第二登山小组却奇怪地走错了路，从原来上山路线的西侧下山，巧遇邬宗岳同志的遗体。经大本营下令后，邬宗岳同志的遗体被安葬在8100m左右的珠峰北坡。

邬宗岳同志的不幸牺牲和5月27日的登顶成功，从正反两方面给后人留下启示，也是我的重要收获之一：了解自然规律，按自然规律行事，则成功；反之，违背自然规律，按主观意志办事，则失败。重要收获之二，我请1975登上顶峰的队友潘多（照片44）和大平错、索南罗布、桑珠、罗扎、贡嘎巴桑为我在1975年攀登珠峰的纪念邮票旁签名留念（照片45），也请1960年首次从珠峰北坡登顶成功的三位英雄王富洲、曲银华、贡布在纪念邮票旁签名留念（照片46）。

照片44.1975年，专门为潘多登顶成功制作了纪念邮票，这是在此纪念邮票旁潘多的签名

照片45.1975年制作的两枚珠峰登顶纪念邮票，大平措等五名登顶者在纪念邮票旁签名

照片46.1960年为首次潘多珠峰成功制作的纪念邮票，王富洲等三名登顶者在纪念邮票旁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