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第一次带队走进青藏高原

这是1968年在珠峰的西南侧地区科学考察，是珠峰地区科学考察工作的一部分，也是我第一次带队组织珠峰地区科学考察。考察组共四人，我和沈志宝、沈如金、吕位秀（照片14、15）。

照片14.吕位秀在珠峰大本营监测大气环境（1992）

照片15. 沈如金（后排）与张宝堃（前排右1）等大气所同事和家人为我赴美国工作送行（1981）

1.初次带队方知万事难

1968年，正值“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可以说，一切都处于“非正常”

状态。内地到拉萨的长途汽车停止运输，沿途的地方运输站几乎停止工作，我们不得不借助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帮助，走解放军的通道。

由于“青藏高原科学考察”得到当时周总理的关注，一直没有因为“文化大革命”而停止。按照组织程序，中科院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支持，开据介绍信，给我们沿途考察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第一是交通问题，必须搭乘军车。

1968年5月10日前后，我们乘火车来到西宁，住宿于西宁兵站，等待搭乘顺路进藏的军车。军站里有许多等待军车去拉萨的解放军干部，和我们一样迫切的心情。

为了尽快抵达珠峰地区科学考察，我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其中一个关键点是从中国科学院领取了一些“无限风光在险峰”的毛主席纪念章。要知道，在那个年带，怀着对毛主席的崇拜，人人都渴望佩戴毛主席纪念章，当然更渴望精致美丽的纪念章。

打听到西宁兵站周站长的办公室后，我带着总参谋部的介绍信和一枚“无限风光在险峰”的毛主席纪念章，走进站长办公室。首先递上总参谋部的介绍信，恭恭敬敬地站立等候。站长见到介绍信，客气地请我坐下。看毕，他客气而焦虑地说；“珠峰考察任务很重要，人民日报多次登载，应该支持。”他停顿一会儿，“不过，兵站里积压了数十名西藏军区干部急需归队，恐怕你们还得等待安排。”

我一听，心里虽然着急“考察季节不等人”，但仍然谦虚地站立，并及时从一个“公文袋”里认真地请出一枚“无限风光在险峰”的毛主席纪念章，恭恭敬敬地举在周站长眼前，请为站长佩戴毛主席纪念章。站长立刻严肃地直立敬礼，等待我为他佩戴上毛主席纪念章。

佩戴完毕，站长若有所思地说：“什么时间有车队经过西宁进藏，我尽可能先安排你们珠峰考察队。

三天后，来了一个连队的车队，我们四人分别乘坐四辆军用卡车的副驾驶室向拉萨前进。

2.第一次单车夜闯摩天岭

5月24日午饭后，我们所乘连队的车刚过温泉兵站不远，一辆军车不幸翻车，负责押后的连队指导员的车和我所乘的车被留下来营救，经过3个多小时才把那辆车拖了上来。但因损坏严重，必须修车。指导员决定自己留下来帮助修车，命令我所乘车的司机小马单车追赶连队，当晚必须赶到那曲兵站归队。

司机小马刚满18岁，学习开车才6个月，从来没有单车执行过任务。指导员下达命令后，我看小马面有难色，但他必须服从命令。为了赶上连队，小马加速前进。汽车在本不平坦的沙石路面上颠簸着，追赶着。从青海进入西藏境内后，天渐渐黑了。

我们的车在翻越一座“摩天岭”时，天下起了大雪，妨碍了小马开车的视线。汽车的“雨刷器”可以清除玻璃窗上的积雪，但仍然解决不了因驾驶楼内外温差而形成的雾霜，视线仍然不好。我只好不时地用手套擦玻璃，还算勉强可行。夜很静，静得让人可怕。小马突然问我：“高师傅，你说会遇到土匪吗？”他这突然一问，倒让我心里增添了紧张气氛。但我明白此时胆量的重要性，忙安慰他说：“不会！这条路我在夜间走过好几次了，从来没有遇到过土匪。”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夜里翻越摩天岭。

翻过摩天岭，汽车顺坡而下，越来越快。夜深了，小马不时地打盹。我看手表，已是夜里12点过，也该睡觉了，他毕竟还是18岁的孩子啊！我不时地给小马嘴里喂糖果，不停地和他说话，以免他再打盹开车。突然，“碰”的一声把我们都吓了一跳，原来是汽车的右前轮与路旁的雪堆碰上了，逼迫汽车往山沟冲去。

幸好小马即时把住了方向盘。“好危险啊！”我心里想。小马也被这一突然碰撞事件吓得清醒了。小马不再打盹了，汽车飞奔，向着那曲兵站前进。

到达那曲，已是早晨4点过了。我们实在太疲倦，不洗不吃就钻进被窝入睡了。    

回顾夜闯摩天岭的胆战心惊过程，不寒而栗：

十八小马放单车，飞雪夜闯摩天岭。

困意朦胧车失控，碰闯惊醒驾驶人。

命系一车同厄运，问寒问暖尽心灵。

凌晨赶到那曲站，谢天谢地入梦境。

 3.云雾山中沿中尼公路下樟木

6月13日，午饭后，我们四人搭乘一辆军用卡车离开定日，向着樟木前进。离开定日前，我为这些战士在翻车现场逐个照了像，留作纪念。

从地图上得知，今天我们要翻过喜马拉雅山山脊，从它的北侧到达它的南侧，沿途应该见到山脉南北两侧不同的风光。

我们都站在车箱上，汽车颠簸着在山谷中曲曲折折地行进。我不时地拍照沿途的风光，解放军战士周新恒不时地向我介绍当地情况，诸如，什么地方可以看到希夏帮马峰，什么地方有门巴族，什么地方可以看到尼泊尔人，从聂拉木到樟木之间的风光有多么漂亮……俨然似一位旅游的响导。

在古错兵站附近，我拍照了兀立于喜马拉雅群峰之上的珠峰（照片17），这与我在绒布寺大本营见到的珠峰形态迥然不同：在北坡大本营见到的珠峰孤独耸立在眼前，由于没有群山参照，并不感觉到它的无与伦比的高大雄伟；在这儿见到的是高耸于喜马拉雅群峰之上的珠峰，是有无数高峰参照的群峰之颠，有随风飘荡的旗云伴随，更显得珠峰高大无比！

照片16.从定日眺望兀立于喜马拉雅群峰之上的珠峰

汽车离开古错兵站后，折而南行，到达喜马拉雅山脉的聂聂雄拉山口，这儿就是喜马拉雅山山脊地区了。向西南眺望，雪白的希夏邦马峰(照片17)兀然耸立在眼前，周新恒兴奋地对我说：“今天天气好，看得真清楚！”

照片17.晴空万里，希夏邦马峰尽收眼底

翻过聂聂雄拉山口，汽车逐渐进入山脉的南侧。经过聂拉木县城以后，地形突然变得陡峭起来，司机放慢速度，不时地踩着刹车，拐着急湾。汽车颠簸得很，有时你会感觉到要“翻车”。我往山谷下望，但见谷深不见底，令人生畏。周新恒关照我，要我扶住车箱的围栏。深切的峡谷中，云海滚滚地涌来，山坡上的林木时隐时现，宛如人间仙境(照片18)！我不时地拍照，忘却了那令人生畏的陡峭山谷。湿润的空气扑打在我的脸上，我的像机镜头生“雾”了。我用镜头纸擦干镜头，不失时机地拍照云雾中的喜马拉雅山南侧的山谷。

照片18.喜马拉雅山脉南侧深切峡谷风光

傍晚，我们到达樟木边防连队。不久后，在边防连队的帮助下，樟木、曲乡两个降水观测站建起来了，一直观测到1975年。樟木、曲乡、聂拉木等三个站的资料为研究喜马拉雅山脉对气候的屏障作用和对天气系统的抑制作用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科学数据。

4.建立珠峰西南侧气象梯度观测站

在大学毕业实习参观气象台时，看过一次高空测风观测，但从没有学习和实践过。在原订的考察计划中也没有高空测风的项目。

一个月来，我们在珠峰的西南侧建起了两个小型气象观测站，按常规气侯站观测规范工作。气候站位于“中尼公路”旁的樟木和曲乡两地，海拔高度分别为2300m和3200m，与海拔3800m的聂拉木气象站共同组成了在珠峰西南侧的气象梯度观测。

程帮金站长告诉我，当年建立聂拉木气象站和建立定日气象站的目的一样，是为攀登珠峰提供气象保障用的，他是第一个来建聂拉木气象站的人。我问程帮金站长，这个站是为攀登珠峰而设立，为什么没有高空风观测项目呢？他告诉我，曾经打算用小球观测高空风，器材设备都有了，只有我一人，无法工作。说完，他带我去“制氢房”参观，那儿有一台测风经纬议，两个制氢缸，还存放有生产氢气的苛牲钠和锡铁粉，几箱小气球。看来，高空测风的器材和没备齐全，完全可以进行高空风观测。我建议站上进行高空风观测，他表示无能为力，西藏气象局说要派一名高空测风观测员来，至今一直没有落实。

据我了解，我国在珠峰南侧没有一个高空风观测站，当然也没有珠峰南侧的高空风资料。我们为什么不在聂拉木气象站试试看呢？

8月中旬的一天，我向程帮金站长提出请求，建议站里增加高空风观测项目，由我来协助观测。我准备好了充足的理由来说服他，回答他的提问。出乎我的意料，他并不向我提任何问题，只是淡淡地向我笑笑，然后对我说：“东西都在那儿，你都看过了，你自己去干吧，我帮不了你的忙，我没有学过那一套。”说完，把“制氢房”的钥匙给了我。

帮金同志为人厚道，乐于助人，在我们建立樟木和曲乡观测站中他帮了不少忙，这次说他不会观测高空风，看来真是如此了。我曾在1966年春天珠峰考察时看过高空测风观测员们工作过，并曾几次使用测风经纬仪观测过高空风，但自己从来没有亲自操作过全过程，尤其是没有制过氢气。我拿到钥匙，心中是忧喜交加，喜的是很容易地得到了站长的同意，忧的是我自己从来没有实践过。

建议是我提出来的，程帮金站长慷慨地为我提供了必须的物质条件，我只能向前走了。

我请程帮金同志检查制氢缸头部上的压力计，他仔细检查后说“应该没有问题”，于是，我就开始制造氢气了。我找来说明书，按照配方要求，严格地用天平称了苛性钠和锡铁粉的配重，用雨量计量了水的体积，按规定的先后顺序把药品和水放入制氢缸内，迅速用带有压力计的“缸头”把制氢缸密封起来，缓缓上下摇动，促进缸内药物充分溶于水，产生化学反应，生产出氢气来。由于我怕出事故，药量用的是最小值，水用的是冷水，结果只产生了30个大气压的氢(一般应产生100个大气压的氢)，但用于充填0.5立方米左右的小气球已足够了。

夏季，山区地面风很小，这对于初学高空风观测者来说是个好时机。中午，我架好经纬仪，按观测要求定好固定目标的位置(方位角和仰角)，施放气球，每隔1分钟观测记录小气球飞行中的仰角和方位角。还好，由于时值夏季，海拔10千米以下的风速不大，观测记录相对容易，第一次施放气球就取得了海拔10.6千米高度以下的风的资料。

从8月16日至9月15日，每天的北京时间14时和20时，我坚持施放气球，取得了珠峰南侧一个月的高空风资料，对了解青藏高原南侧从夏到冬过渡季节的高空风有一定的意义，至少，它是我国在喜马拉雅山脉南侧惟一的一个月高空风资料。

事后，我想，凡事必须实践，必须把书本知识在实践中运用、检验，才能有所进步，有所作为。

翻山越岭取资料  1968年10月3～5日，西藏聂拉木气象站连读三天特大降水，总降水量高达195.3毫米，达到历史记载的最大值。程帮金站长说是自他建站以来从未见过这么大的降水。运输站传来消息说，从聂拉木到樟木的公路塌方多处，近月内难以通车。我惦记着曲乡和樟木两站的降水资料，决定徒步到樟木取资料。

10月7日，早饭后，我和县武装部的炊事班长小李离开了聂拉木，徒步向樟木走去。因为道路塌方严重，沿途可能遇到野兽，我和小李二人都带有防身武器。小李肩扛半自动步枪，腰系子弹带，我带一根1米多长的细木棒，既作拐杖，亦作防身武器。小李是从甘肃农村参军的，朴实而又勤劳，每有空闲总爱来气象站看我，帮我作点事，有时也讲讲他的家乡的故事。

我们刚走出几千米，来到“之字弯”处，这儿几乎看不到平时的公路了，我们在乱石堆中爬来绕去，就是走不通。右侧陡峭的山坡上不时还有滚石坠落，给我们穿行这段“之字弯”更增添了危险。我们停了下来，察看周围的地形，寻找可能通过的途径。突然，我和小李看见一只野兔站在右侧山坡上远望，他刚要举枪瞄准，野兔机灵地顺着山坡跑了。

野兔跑去的地方正是我们必经之处，它这一逃倒把我提醒了：为什么我们不沿着野兔的足迹试试呢？我和小李商量，很快达成了共识。我们先向右侧山坡的地方爬去，那里曾经是野兔呆过的地方。虽然这段山坡不足200米高，但因坡度太陡，我们是用双手轮流抓住草根，气喘吁吁地爬上去的。为了爬行方便，我忍痛把我的细木棒扔了。

足足花了半个多钟头，弄得满身污泥，我们终于爬上了山坡。举目一看，野兔刚才走过的道的确是一条最安全的路。我们沿着野兔的足迹，顺利地绕过了“之字弯”的塌方区，在公路上小心地走着。

我们刚通过这段危险区，小李一边走一边把步枪的弹夹卸了下来，口里不断自言自语地说着“再不打了”“再不打了”。我问小李怎么回事，他认真地对我说：“高师傅，你看人家兔子好心给我们指路，我却想用枪打人家，缺德啊！我再不伤生了。”他说得诚恳，认真，一时我不知该说什么好了。当时，我觉得他有点“迷信”，因为他曾给我讲过他的家乡“闹鬼”的故事，但鉴于他的真诚，我只说了句“你并没有开枪嘛！”也许这对他稍有安慰，我们又继续前进了。

现在看来，人们如果对地球上的生物能够“将心比心”，能够像小李一样地善良，也许人类与自然界更能友好地协调发展了。

在曲乡取得降水资料并吃了午饭后，我们继续向樟木走去。山坡塌方越来越少，道路越来越好走了。这可令我不解了：6～9月，我们常常往返于樟木与聂拉木之间，一遇大雨，总是越往低处山坡塌方越严重，路越不好走；这次却完全相反，何故呢？

当天傍晚，到达樟木。晚饭后，我从周新恒同志那儿取来资料，分析了10月3～5日降水量随高度的变化与6～9月的情况完全不同：这次(10月3～5日)的降水量是聂拉木最大(195.3毫米)，曲乡次之(159.5毫米)，樟木最小(128.2毫米)；6～9月的月降水量则是樟木最大(928.2毫米)，曲乡次之(436.6毫米)，聂拉木最小(98.8毫米)。

看来，在喜马拉雅山脉南侧，由于地形陡峭，降水量的大小是山坡塌方严重与否的重要因素。

此次徒步翻山取资料固然有点艰险，但沿途的感受确实对我有点启示。我想，山地降水量最大值出现的高度可能并不一成不变，不同季节，不同天气系统也许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后来，经过计算分析后，这个想法得到了证实。在我的一篇论文“喜马拉雅及横断山脉对降水时空分布的影响”中指出：

“在青藏高原南缘，冬末春初的降水最大高度在海拔3000m左右，夏季降水最大高度比冬末春初的低，一般在海拔1000～2000m；这首先是与当时决定云的凝结高度的大气结构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