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情与学术相结合的一次尝试

转摘自《客家话书面表达优化体系探析》，钟茂初著，光明日报出版社2024年版

即将来到花甲之年！少小离乡已是四十余年，对于家乡之情渐次强化，尤其是对于乡音的拳拳之心更为浓烈。“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诗句，更有了切实的代入感受。《易经》之“井”大约是针对故土相关事物的论述，有云“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大意是：环境和景致面貌有所变迁，但水井却没有改变，井水不会枯竭也不会溢满。年复一年，无论如何变化，人们还是以此井为井。这或许是我们对于乡情的价值取向吧。我以客家话为第一母语，深为客家话承载的深厚语言文化自豪和骄傲，同时也深为客家话在城镇化进程中的急速衰落势头而心忧。

作为深受客家文化和客家语言熏陶而学有所进的子弟，总感到应有一份责无旁贷的担当。其一，身为客家话语言环境下哺育成长的我们，总该以某种方式反哺于她、回报其恩；其二，眼见得客家话的前景堪忧，总不能以局外人的态度对此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其三，身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一名学者，身为曾经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的成员，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客家语言文化，更应有一份不可推卸的传承、传播义务；其四，身为有着近四十年教龄的“师者”，似也有“传客家思想文化之道，授客家语言文化之业，解客家话传承难题之惑”的责任。

有了这份“不用扬鞭自奋蹄”的责任感，便起了编写一部有关客家话书面表达体系著作的念头。心有余而力可逮？我想，以下几点或许是编写该书的勇气和信心之源吧。

其一，我的第一母语是地地道道、原汁原味的客家土话，我的语言成长环境是相对封闭的客家话孤岛——客家话赣西北片区（铜桂片）。这一条件是许多客家话研究者所不具备的。试想，一个客家话研究者，哪怕其语言学造诣再深厚，哪怕其语言天赋再高，他对于许多客家话词语的语言情境是难以把握的。举一个简单例子，客家话中，用于表示“宰杀家禽家畜”的“Chí”，其实，客家话这一字词的核心语境并不在于“宰杀”，而在于“宰杀家禽家畜过程中处理其毛皮”。所以，以“搋”来表达，最为接近该字词所表达的客家话语境。一般客家字典辞典都把该字词认定为“治”，词义并不准确，形似而神不似。这就是他们不具备客家话词语语境造成的。仅此一点，我就拥有了写好此书的先天基础吧！

其二，我的第一母语是客家话，但我又长期生活工作在北方语言环境之中，对于客家话与现代汉语（普通话）及其口语、北方方言的相同之处、相通之处、相异之处更为敏感。大多数客家话研究者，尽管都能熟练掌握客家话，但他们长期生活在南方地区，他们对于客家话与现代汉语的异同不易自然感知，这是语言环境造成的。例如，《红楼梦》之中的“村人”（此处“村”为动词），其含义与客家话中的“Cēn人”完全相同，其实就是“拿话噎人”之义。很多字典解释为“冒犯人”是不准确的；再如，《水浒传》等明代小说中的女性常用名字“婆惜”，其含义用客家话来认识是极好理解的，“惜”（Sia）在客家话中是“长辈疼爱晚辈”之义，“婆惜”其实就是“祖母疼爱的小女孩”之义；又如，某些文艺小品中常常讽刺南方人把“鞋子”说成“hai子”、把“上街”说成“上gai”，殊不知我们千年前的先祖就是这么说的。如此之类的语言问题，如果有对于客家话与现代汉语异同的敏感性，是能够轻而易举认识到的。这大概是我写好此书的又一优势条件。

其三，既有客家话研究，多数是语言学领域的学者完成的，他们对于客家话的传承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他们也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限。例如，客家话研究现状普遍情形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不是语言学领域的学者，但有着物理学和经济学的教育背景，有着40来年规范化的学术研究训练，能够从逻辑性、整体性、创新性的角度，对客家话既有研究现状提出独到的问题和看法。例如，科学研究中的“奥卡姆剃刀原理”，有必要引入到客家话研究之中，“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即“简单有效原理”）的原则，在客家话书面表达的“用字”选择和“标音”选择中是有重要指导意义的，即：如果对于同一现象有两种或多种不同的选择，我们应该采用简单或可证伪的那一种！由此可见，“外行”，必然是我写好此书的劣势，但某种意义上又或许是我的优势所在。也就是说，作为“外行”，少却了许多“内行”固化认识的束缚。

其四，我不是语言文学领域的专门学者。但近年来，我对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经典《道德经》《易经》《庄子》《管子》进行了一字一句的释读，分别出版了《<道德经>新识及其生态文明启示》、《中国古代朴素哲学思想解析及其生态文明启示》、《中国古代思辨认识论解析及其生态文明启示》、《中国古代经济治理思想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等著作。加之在释读上述经典的过程中，大量翻阅《说文解字》、《说文解字注》、《汉字源流字典》、《康熙字典》等文字类工具书。使得我对于中国语言文字知识有了一定程度的掌握。这对于我写好此书，也是一个有利条件。

其五，由于个人对于古典诗词的业余爱好，特别是对以现代汉语读音读来不押韵唐诗宋词的搜集整理，认识到：以较多保留中古时期读音的客家话来读这些诗词，不押韵问题或可迎刃而解。最具典型性的例子，唐人李贺的《梦天》：老兔寒蟾泣天色，云楼半开壁斜白。玉轮轧露湿团光，鸾珮相逢桂香陌。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用现代汉语（普通话）来读，无一句押韵。而借用客家话韵脚来读，则句句押韵。何其有趣！而唐诗宋词中类似的情形比比皆是。想来，我的这一知识掌握，对于写好此书，或大有裨益。

其六，我曾留学日本立教大学、一桥大学，对日语汉字及其音读，有一定程度的掌握。因为，日语汉字及其音读，是隋唐时期从中原传入日本的，与客家话的起源时间相近。所以，这对于比较汉字读音的流转变化，反过来以读音参详用字，也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列出几点优势条件，无非是强化自身写作的勇气和信心。写作客家话著作的念头，历经了许多年，有意无意地搜集相关资料文献也有很多年，但久久未敢动笔。直到想起“客家话书面表达优化体系”这个切入题目，才终于下定了动笔的决心。一旦写起来，相对顺畅，大概用了一年时间，几乎是无所间断地“一气呵成”。

简单归纳一下我对于客家话书面表达的理念有五：一是，客家话与现代汉语、北方方言、其他方言，都留存了古代各个时期的汉语字词，大体相当。客家话应放下“中古时期汉语活化石”的思想包袱和思维定势；二是，客家话的有效探讨，必须彻底改变有意无意人为割裂与现代汉语联系的不当做法；三是，客家话的有效传播，必须最大程度地降低与现代汉语的差异度，降低现代汉语读者的学习门槛；四是，客家话书面表达体系，必须引入“简单有效原理”的科学研究原则；五是，客家话书面表达的字词音，应以“力求逻辑真实、不强求历史真实”为准则。

以上理念在本书中的具体体现是：一是，以“逻辑真实原则”摒弃绝大多数的繁难字、生僻字，代之以逻辑合理的现代汉语常用汉字。客家话的“古意”，不体现在繁难生僻字方面，而是体现在常用字的“古意”用法上；二是，以“简单有效原理”为依据，采用类汉语拼音标音系统，摒弃繁复的其他标音体系；三是，摒弃绝大多数的后造字、臆造字；四是，对于本字不可考的超高频字词，采用现代汉语字词而赋予其客家话读音；五是，不强求“一字一音节”，适当引入一字多音节、多音节一字、多字音节混合等表达形式；六是，探索现代汉语、现代汉语口语与客家话词语的对偶用字，以及借鉴参考其他关联性知识点；七是，完成一篇篇可写可读、可顺畅表达的客家话文本。

目前所呈现的书稿内容，自家读来还算满意。换言之，以我的知识储备和一己之力，只能写到这种程度。毫无疑问，由于自身对于客家话词语掌握的有限程度、长年不在客家话语言环境下以及对语言学知识和学术训练的不足，存在不少遗漏和错讹是不可避免的。但可自我宽慰的是，尽最大可能按照写作之先确立的简单有效的“用字”原则和“标音”原则，至少为客家话学习研究领域提供了一家之说、一孔之见。希冀此书对全球各地众多客家话爱好者、客家话传播者有所裨益。

引文格式：钟茂初.客家话书面表达优化体系探析[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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