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和波澜

协和医院病房的白墙映着消毒水的冷光，杨钟健刚从伤寒的高热里挣脱出来，手腕上的静脉还留着针孔的淤青。命运似乎要给他一个下马威，由于从德国归来的漫长旅途非常劳累，他于1928年2月24日一抵达北平就感到身体不适。第二天去澡堂洗澡后即发高烧了，但他仍然坚持着到地质调查所去拜见了翁文灏和章鸿钊两位先生。回来后杨钟健已感到体力难支，到协和医院一检查立即被收治住院，谁知一住就是一个多月。翁先生还派人来医院关心他的医药用费，使他深为感动。病榻前的案几上，摊着翁先生的手札，期待他早日参加周口店的发掘。他的胸腔里腾起一股热流，那是中国地质学界从未有过的机遇，若能在这处洞穴堆积里找到古人类遗存，便足以让世界重新审视东方的人类演化史。

病愈后的杨钟健以最高职称技师的身份进入地质调查所，开展周口店的发掘和研究。地质调查所是当时中国地质学界的“孤灯”，在1920到1930年的黄金十年里，古生物、新生代、矿物岩石等研究室相继成立。杨钟健曾说“国内能用我所学者，除地质调查所外，殆无他处”，这话里有骄傲，更有孤勇。他的月薪200大洋，其中120元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80元是翁文灏先生以在师大和北大教课而给他增加的，比起国内大学毕业生30元的起薪已是优渥。

1928年杨钟健（左4）与步达生（右3）、裴文中（左1）和德日进（右2）等在周口店

新生代研究室的主要办公地点在同样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协和医学院内，杨钟健从入职直到1937年底之前都在这里上班。我一直筹划要来协和医学院，调研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最早前身新生代研究室，但后来了解到研究室所在的娄公楼（Lockhart Hall）在1986年已拆除，杨钟健等前辈在此的故地再无处可寻，所以一直没来。

从东单北大街看娄公楼

娄公楼是原协和医学院的主要建筑之一，位于北京东单北大街，奠基于1904年，1906年竣工。该楼以英国医生William Lockhart的名字命名，曾作为综合性教学楼使用，内设教室、实验室及医预科图书馆（1917-1925年）。在20世纪初，娄公楼与哲公楼（Jones Hall）、文海楼（Wenham Hall）共同构成了协和医学院的核心建筑群。它不仅是早期现代医学教育的场所，后来还曾容纳中央地质调查所的新生代研究室，在中国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历史地位。所以非常遗憾，娄公楼拆除后在原址上现已建为北京协和医院的门诊楼。

哲公楼外的网球场

最近才知道，曾任协和医学院解剖系主任和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的步达生（Davidson Black）办公室所在的B楼111室还保留着，现在是步达生纪念展室，所以今天特意前来了解更多的信息。淅淅的秋雨中，协和医学院刚结束了新学期的开学典礼，从事医学史研究的步凯博士正在大门口等着我们。

协和医学院B楼的铭牌

进门的左侧，即西侧就是协和医学院B楼，现在仍然是解剖室，也是中国解剖学会的所在地。步达生的111号办公室在一楼，步凯为我们打开了办公室的门，里面依稀还是上世纪初期的模样。1927年，步达生就是在这间办公室以步林在周口店发掘的一枚牙齿化石为正型标本，结合师丹斯基之前发现的两颗牙齿，命名了中国猿人新种，即“北京人”。后来在周口店发现5块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等重要化石1941年也是从这里装箱运走，最后下落不明。

步达生办公室内的陈设

1929年12月2日裴文中发现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时，翁文灏、步达生和杨钟健都在北平城内。当晚，裴文中就起草了给翁文灏所长和杨钟健副主任的信函，报告这一重大发现，并且在第二天12月3日一早给步达生发电报：“倾得一头骨，极完整，颇似人”。步达生得到消息后，从他在东城协和医学院的办公地点给在西城地质调查所的杨钟健连发两信，说他打算尽快与杨钟健和德日进赶到周口店，同时会告诉翁文灏他的计划。同一天，杨钟健把裴文中的报告翻译成英文送给步达生。步达生在12月4日给杨钟健的回信中说：“非常感谢你的来信及裴文中报告的翻译，这实在是一件最令人兴奋的事情”。步达生还告诉杨钟健，他和翁文灏见面后决定先等裴文中返回北平城内，而暂时不去周口店。

1929年12月28日，中国地质学会举行特别会议，首次向媒体及各界公众展示周口店刚刚出土的北京人头盖骨。在开会的前一天，步达生又给杨钟健去信，送上经过翁文灏批准的新闻发布稿，并请杨钟健翻译成中文，以备在特别会议上分发。在特别会议上，翁文灏讲解了周口店最近发掘北京人头盖骨的经过。随后，杨钟健作“论与中国猿人共生的绝灭动物”的报告，裴文中作“中国猿人发现之简报”。步达生与葛利普将周口店喻为“大型伊甸园”，以示其在人类起源上的重要地位。这个发现如同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中外学术界激起了巨大的波澜。

步达生研究北京人头骨

地质调查所与协和医院的合作以周口店的工作为基础，新生代研究室正式成立。研究室的经费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捐助，经中国医事委员会转发，在协和医院记账，全程不经过地质调查所之手。关于标本的归属，双方也达成了明确的协议：所有采得的材料均归地质调查所所有，其中猿人的材料由步达生负责研究，其他门类则由所内派定专人。更重要的是，协议中明确规定，包括猿人材料在内的所有标本一律不得运至国外。

从远处眺望新生代研究室所在的娄公楼

人事方面的调整同样引人注目。丁文江担任指导，翁文灏任地质调查所所长，步达生任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而杨钟健则被任命为副主任。此外，还聘请了德日进为名誉顾问。曾经主持古生物工作的步林离开周口店加入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周口店的发掘工作从此由杨钟健与裴文中全权负责。

新生代研究室这间在翁文灏、步达生两位先生掌舵下从无到有、从稚嫩到蓬勃的科研殿堂，曾是地质调查所里最耀眼的存在。室内标本陈列井然，文献卷宗堆叠如山，野外考察步履不停，周口店的北京人化石、华北的新生代地层，每一项发现都让世界瞩目，让中国古生物学在国际学界站稳了脚跟。谁也未曾料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会让这间充满生机的研究室骤然蒙上悲戚的阴霾，也让杨钟健在悲痛与笃守中扛起了延续科研薪火的重任。

1934年初春的北平寒意尚未散尽，枝头的嫩芽刚怯生生地探出脑袋，新生代研究室的各项工作仍在循序渐进地推进。步达生作为研究室的核心领导者，对新生代的研究有着宏阔而详尽的规划，从周口店北京人化石的深入剖析到中国更广泛地区的人类化石搜寻，从化石发掘的技术革新到国际合作的深度拓展，每一项计划都凝聚着他对中国地质事业的赤诚与热爱。

1934年杨钟健（右2）与李四光（左2）、裴文中（左1）和德日进（左3）等在周口店

然而，命运的齿轮常在不经意间转向残酷。除了受聘为新生代研究室的荣誉主任，步达生还担任协和医学院解剖系主任，长期的伏案工作和殚精竭虑，他的先天性心脏病骤然加重，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研究，住进医院接受漫长的治疗。病房的白墙隔绝了研究室的书卷气，也打断了他未竟的科研蓝图。之前，步达生白天忙于研究室和解剖学的行政事务，到夜间才有时间开展研究工作，常常睡在实验室。他本人就是医生，当然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反而工作更加勤奋，拼命想在死之前把北京人的研究弄出一个眉目来。

杨钟健与研究室的同仁们一边恪守岗位，处理日常工作，规划着年度野外考察的细节，一边频频前往医院探望，期盼着这位亦师亦友的学者能早日康复，重回研究岗位。终于出院后的步达生身体依旧虚弱，却始终放不下心中的科研事业，执意回到办公室继续梳理工作，商讨计划。他的眼神里依旧闪烁着对新生代研究的热忱，只是苍白的面色和疲惫的神态藏不住病痛的折磨。

3月15日，午后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步达生的办公桌上，照亮了摊开的工作计划，也照亮了他伏案的身影。就在此前半小时，杨钟健刚刚踏入这间办公室，与步达生促膝而谈，详细商讨着当年度的野外工作部署。从考察区域的选定到人员的调配，从化石采集的重心到地层观测的要点，两人言辞恳切，思路清晰，对即将开启的野外考察充满期待。杨钟健看着步达生略显疲惫却依旧坚定的神情，心中满是敬佩，也暗暗下定决心，要将野外工作做好，不辜负先生的期望。

谁曾想这一次寻常的交谈竟成了永别，杨钟健离开后不过半小时，步达生突发心脏病，骤然倒在了自己的办公室里，再也没有醒来，终年49岁。这位将一生心血倾注于中国新生代地质并为北京人研究做出卓越贡献的加拿大学者，最终将生命定格在了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上，定格在了他为之奋斗的科研岗位上。消息传来，整个新生代研究室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杨钟健更是如遭重击，心中满是错愕与哀思。半小时前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底，半小时后已是天人永隔，那份未完成的野外计划，那份共同的科研理想，瞬间成了无法兑现的约定。

步达生送给杨钟健的照片和杨钟健悼念步达生的文章

步达生为人平易和蔼，与杨钟健相处融洽。杨钟健那时主管新生代研究室的账目，他觉得自己是最不善理财之人，每月报账交协和医学院会计处审核，常有小错误。有一次杨钟健为此事向步达生表示歉意，步达生却安慰他说：“要会计这种人，就是为了改正账目的嘛。”步达生对杨钟健所做的许多工作相当满意，但是当他由马尼拉开会回来后，见杨钟健关于鸡骨山的报告已出版，先是表示祝贺，然而也不太高兴，因为此事先未让他过目。从此以后凡有文字，杨钟健必先送解剖系由步达生看过，交他的秘书照他所定的式样打出付印，以示慎重。正因如此，在许多方面杨钟健等人反而受益匪浅。步达生为了更好地宣传，总是不惜工本，每种刊物加印单行本600册，分送国外各学术团体及知名人士，新生代研究室在短期内能蜚声世界，杨钟健个人也能收到很多交换的外国单行本，实与步达生的这一措施大有关系。

杨钟健的行动和思想当然受到步达生的极大影响，可惜好景不长，他竟早逝，悲痛之中杨钟健没有沉溺于哀伤，而是以更坚韧的姿态扛起责任。他每天定时上午9点去西城兵马司胡同的地质调查所上班，通常中午步行回家吃饭，然后下午坐电车去东城协和医院娄公楼的新生代研究室。杨钟健的办公室在娄公楼108室里面一个单独的房间，外面坐着8到10人整理周口店发现的化石。不过电车班次不准点，常常要在尘灰风雪中站着等半个小时，被裴文中戏称为“当铜像”。偶尔杨钟健也去离娄公楼很近的东安市场小酌一下，作为对自己的犒劳。

杨钟健在娄公楼走廊（左）及在新生代研究室门前展示恐龙化石（右）

1937年7月7日，日本在卢沟桥进一步扩大了罪恶的侵华战争，北平陷落。周口店十年的发掘工作是中国古人类研究的里程碑，是杨钟健与同仁们倾尽心血的事业，如今因战火被迫停止，十年心血一朝中断，令他痛彻心扉。华夏大地的山河即将在战火中饱受蹂躏，那一刻他深刻地意识到，国破则家亡，国弱则学衰，没有强大的祖国，学术研究不过是空中楼阁。他明白地质标本与学术资料是中国科学的命脉，是不可再生的国宝，绝不能落入日军之手。于是他冒着生命危险，暗中将重要的化石标本、地质资料小心翼翼地转移至东城的娄公楼新生代办公室妥善保存。同时他将自己珍藏的四千多册图书以及许多的珍贵信件也一并存放在此处，这些书籍是他学术生涯的根基，信件是家国情怀的见证，他拼尽全力守护着这些珍贵的财富，守护着中国科学的薪火。

在沦陷的北平杨钟健度日如年，每一分每一秒都充满着危险与煎熬。他看着日军在街头横行霸道，看着古都百姓饱受苦难，看着自己工作十年的新生代研究室陷入沉寂，心中的悲愤难以言表。但他从未屈服，以学人的风骨在黑暗中坚持，在危难中守护，等待着逃离虎口、奔赴后方的时机。此时翁文灏先生托人带来信函，希望杨钟健尽量设法离开北平，尚在北平的章鸿钊先生也是这个建议。地质调查所的地质主任黄汲清还用德文给杨钟健写信，以期逃过日本人的检查，劝杨钟健即速南下，在后方仍可开展工作。

深秋时节，寒风萧瑟，落叶飘零，北平城的气氛愈发压抑。杨钟健知道离去的时刻终于到了，他去葛利普先生的寓所与这位亦师亦友的国际学者郑重辞行。葛利普一生专注中国地质教育与研究，与杨钟健情谊深厚，面对离别两位学者相对无言，泣不成声，唯有眼中的不舍与家国之忧。辞行之后杨钟健又前往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以及东城娄公楼新生代办公室，最后看一眼自己奋斗十年的工作之地。当时日军妄想占领北平分所，葛利普举着美国国旗在门口阻挡。那时日本尚未与美国开战，所以有所忌惮，没有进入这个收藏有大量中国地质矿产资料的机构。娄公楼由于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的协和医院之内，暂时还处在安全的状态下。

“十年工作的地方，一旦舍去，百感交集。”杨钟健在心中暗自默念，泪水在眼眶中打转，家国之痛、离别之殇、学术之憾交织在心头，难以释怀。11月3日天未破晓，夜色沉沉，在章鸿钊、魏敦瑞等同仁的暗中协助下，杨钟健和卞美年准备趁着黎明前的黑暗悄然离开北平，踏上南下的征程。为躲避日军的盘查，他们将不得不绕道天津，辗转香港奔赴长沙。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二战局势彻底扭转，中国的全民抗日融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洪流。消息传来，举国震动，大后方的人们既为局势变化感慨，又为未来的命运担忧。与此同时，北方传来令人痛心的消息：日军占领北平协和医学院等美国在华机构，远古人类化石遭遇浩劫。早在两个月前，古人类学家魏敦瑞已返回美国；11月中旬，技师胡承志奉命将包括5件北京人头骨、12件下颌骨、3件山顶洞人头骨在内的珍贵标本包装入箱，托付给协和医学院总务长博文（Norman H. Bonney），计划运往美国保管，可这批承载着人类演化奥秘的国宝自此在战乱中遗失，至今下落不明。

步达生办公桌上的北京人头骨模型及复原像

消息传到北碚，杨钟健痛心疾首。北京人化石是中国古人类研究的无价之宝，是他与众多学者苦心保护的学术瑰宝，如今在战火中不知所踪，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学术史上永远的遗憾。他心中暗下决心，一定要珍惜手中的每一件标本，固守学术阵地，让中国的古生物研究在烽烟中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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