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旧梦

南京的炎炎烈日下，梧桐荫浓，给行人带来些许清凉。珠江路700号的院落里，一栋红墙灰瓦的民国建筑静静矗立，与一旁现代简约的新馆相映成趣，这里便是南京地质博物馆，也是原中央地质调查所旧址。作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发源地与摇篮，这座博物馆不仅藏着地球46亿年的地质密码，更镌刻着中国地质学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百年奋进征程。

漫步于展厅之间，从远古先民的地质认知萌芽，到近代地质学的艰难奠基，再到现代地质事业的蓬勃发展，一块块岩石、一件件标本、一张张老照片，串联起中国地质学跨越千年的发展脉络，也让我们在沉浸式参观中，读懂了地质先辈们扎根山河、为国寻矿的赤诚初心，见证了一门学科与国家命运同频共振的壮阔历程。

踏入南京地质博物馆，首先被其厚重的历史底蕴所震撼。这座博物馆的前身，是1913年诞生于北京的地质调查所地质矿产陈列室，1935年随中央地质调查所迁至南京，建成地质矿产陈列馆，历经百年风雨，成为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地质专业博物馆。馆前矗立着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三位中国地质学先驱的青铜雕像，中国近现代绝大多数地质科研成果、地质人才培养都与这座院落息息相关。

三位中国地质学先驱：章鸿钊（左）、丁文江（中）、翁文灏（右）

辛亥革命胜利后的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曾在日本学习地质的章鸿钊在当时的实业部设立了地质科。虽然早在公元1893年，即清咸丰三年，英国传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在《地理全志》中就首次将英文geology译为“地质”，但“地质”一词尚很少有人了解。据说，当章鸿钊提出中国也要搞“地质”时，政府人士非常诧异：“刚刚推翻了清朝，你怎么又要搞‘帝制’？”后来政府移至北平后，丁文江和翁文灏1913年将地质科改为地质调查所，丁文江为首任所长，翁文灏为继任所长，隶属农商部矿政司，聘请瑞典地质调查所前所长安特生为顾问。后又邀请葛利普先生入所，于是研究古生物之风勃然兴起。

走进南京地质博物馆的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48位地质界早期泰斗的群像，我们在左侧上方第二位看见了杨钟健先生。这正是我们此行的目的：杨钟健生于1897年6月1日，明年将是他的130周年诞辰，为收集这位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奠基人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创始人的资料，我们来到他曾经工作生活过的南京。江苏省地质学会秘书长詹庚申先生和南京地质博物馆馆长陈彦瑾女士热情接待了我们，为我们提供了很多重要的信息。

地质界早期泰斗群像（后排左2杨钟健）

杨钟健早在1923年就来过南京，他当时将前往德国留学，在上海等待轮船期间，抽出时间来南京一游。1928年留学归来，杨钟健加入在北平的中央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一开始的工作中心在中国北方。1934年，杨钟健与同仁们决定，野外考察不仅要继续深入探索北方的原有区域，更要将脚步拓展至广袤的扬子江流域。这片孕育了华夏文明的大江两岸，地质构造复杂，地层发育完整，藏着无数新生代地质与古生物的奥秘，却始终未曾得到系统、深入的科学考察。为了让此次考察更具专业性与权威性，杨钟健多方奔走，特意邀请了前燕京大学教授巴尔博。巴尔博许久前已回英国，特地不远万里重返中国，与杨钟健等人携手，共探扬子江流域的地貌奥秘。

1923年杨钟健出国前拍照（左）并到南京游玩（右）

杨钟健一行与中央研究院的朱森会合，率先开启了南京周边的地质勘查工作。南京东郊的茅山，层峦叠嶂，岩石裸露，是观察火山岩地层的绝佳地点。杨钟健与诸位学者，手持地质锤，背着标本袋，踏着山间的碎石小径，穿行于林木与岩崖之间。他们俯身敲击岩石，细细观察岩性与构造，记录火山岩的产状与年代；漫步雨花台，捡拾色彩斑斓的砾石，探究砾石层的成因与沉积环境；深入龙潭地区，勘察下蜀红土的剖面，分析其形成的气候条件与地质年代。南京周边的山山水水，都留下了他们跋涉的足迹，每一块岩石、每一层土层、每一枚砾石，都成为他们解读大地历史的密码。春日的江南，烟雨朦胧，山色空濛，这群执着的科研人，不顾山路崎岖、风雨侵袭，探索着中国地质的真相。

1935年的12月，寒风再度席卷北平，时局愈发紧张，华北的局势日渐危急。为保存学术力量，保护地质资料与科研设备，地质调查所做出重大决策：大部分人员南迁至南京珠江路942号（即现在的700号），仅留部分人员在北平，组成北平分所。

中央地质调查所旧址保护碑

南迁的命令下达，北平的地质调查所里，一片忙碌。学者与技工们小心翼翼地整理化石标本、地质资料、科研仪器，这些都是多年来科考心血的结晶，是中国地质古生物学的珍贵财富。杨钟健参与到南迁的筹备工作中，指挥装箱、核对清单，心中满是不舍与沉重。北平，是他多年治学、科考的大本营，是新生代研究室的所在地，是周口店科考的起点，如今却因时局动荡，不得不忍痛离别。

南迁的车队缓缓驶离北平，驶向南京，杨钟健站在街头，望着远去的车队，心中暗下决心：无论时局如何艰难，都要坚守学术阵地，继续探索华夏大地的地质与古生物奥秘。地质调查所的南下，是战火前夜中国学术机构的艰难迁徙，却也彰显了中国学者守护科学火种的坚定信念。

1936年1月，中国地质学会第12届年会在南京隆重召开，全国各地的地质学者齐聚金陵，共商学科发展大计。在此次年会上，杨钟健凭借深厚的学术造诣、丰硕的研究成果与卓越的组织能力，众望所归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这一职务，是学界同仁对他的高度认可，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中国地质事业正处在初创与发展的关键阶段，内忧外患交织，科研条件艰苦，杨钟健深知，这份荣誉背后，是推动中国地质学、古生物学走向独立与成熟的使命，是守护华夏大地地质遗存、挖掘远古生命奥秘的担当。他在年会现场郑重表态，愿与全体同仁携手，深耕野外，精研学术，让中国的地质研究立足本土，走向世界。

杨钟健初入地质调查所时在周口店（左），后当选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右）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地质调查所在1937年迁往长沙，次年再迁往重庆。杨钟健在此期间经历了长沙、昆明、重庆三个阶段，然后1944年前往欧美游学。两年后，1946年3月26日，杨钟健乘坐的轮船缓缓抵达吴淞口。站在甲板上，望着熟悉的长江入海口，望着魂牵梦绕的祖国大地，杨钟健感慨万千。昔日出洋，自喜马拉雅山脊远行，如今归来，由长江口外踏足故土，万里辗转，终于回到了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轮船在吴淞口停靠数日，方才驶入黄浦江，抵达上海。抗战胜利后，地质调查所一部分已迁回南京，无需再折返四川，杨钟健当即决定，前往南京，重启事业。

4月4日，他搭乘火车抵达南京。南京，这座他抗战前一年曾驻足的城市，一别十年，早已物是人非。当年，北平危急，他将大批珍贵书籍、一套铺盖托付给友人保管，以为南京可避战火，可后来南京沦陷，这些心血藏品尽数遗失，再也无从寻觅，成为永久的遗憾。故地重游，满目疮痍，人事全非，杨钟健心中满是唏嘘。可即便前路艰难，他依旧没有放弃，带着海外所学，带着万千资料，立志在废墟之上，重建中国的古生物研究事业。

地质调查所虽然依旧简陋，却终于有了几分科研机构的模样。杨钟健搬进了所里的单人宿舍，而真正的研究工作，依旧无法立刻开展，从四川托运来的书籍、衣物、标本，还在途中漂泊。与此同时，地质调查所从重庆运往南京的脊椎动物化石标本，也陆续抵达。这些标本，包括抗战前从南京运往重庆的珍贵化石，以及在云南禄丰、四川北碚采集的标本，由于托运时的仓促与疏忽，有些标本遭受了严重的损坏。

南京地质博物馆陈列的杨钟健和裴文中著作

“一定要把它们修好！”杨钟健对着身边的同事们，坚定地说道。从此，南京的地质调查所临时实验室里，多了一道忙碌的身影。杨钟健作为古生物室脊椎古生物主任，带领着唯一的研究助手刘东生，以及技工胡承志、王存义等人，开始了漫长的标本修复工作。这是一项繁琐而细致的工作。破碎的化石，需要用特制的胶水，一点点粘合；脱落的标签，需要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根据标本的特征，逐一确认，重新补上。杨钟健每天早早来到实验室，直到深夜才离开。刘东生在一旁，帮他整理文献，记录数据；胡承志和王存义，则负责修复。

杨钟健以黄汲清姓氏命名的黄氏云南龙完整骨架

标本修复工作，持续了很长时间。但在这段日子里，他却收获了珍贵的师生情谊。刘东生这位年轻的学者，在杨钟健的指导下，迅速成长起来，后来为中国的环境地质学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胡承志和王存义，也在标本修复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为了古生物学研究的得力助手。

1946年12月，中国地质学会年会在南京举行。这是抗战胜利后，地质学界的第一次盛会。会议上，各地的地质学者齐聚一堂，讨论战后地质研究的发展规划，交流最新的研究成果。杨钟健在会上发表了关于脊椎动物化石研究的演讲，他呼吁学界同仁，团结一心，克服困难，为中国的地质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次年会，让杨钟健看到了一丝希望。即便时局纷乱，中国的地质学者们依旧怀揣着学术的理想，在废墟上努力寻找着前行的方向。

地质调查所的家属宿舍，成了杨钟健一家新的安身之所。自1944年离开重庆北碚，数年来他居无定所，四海漂泊，无家可依。此番家人团聚，虽屋舍简陋，却家具齐全，总算有了一方属于自己的小天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

在南京的日子里，杨钟健始终与地质界前辈、同仁往来不绝，坚守着学界的情谊与初心。章鸿钊先生，中国地质事业的先驱，正任职于国立编译局，杨钟健时常登门拜访，促膝长谈，论地质之发展，谈学术之使命，言家国之前途。1947年2月，《地质论评》出版章鸿钊先生七十寿辰纪念专号，杨钟健挥笔撰写“中国地质事业之萌芽”，追忆中国地质事业初创之艰难，缅怀先辈开拓之功绩。章鸿钊先生读罢文稿，亲笔致信致谢，寄语中国地质事业任重道远，期盼杨钟健这般宏毅正直之士，坚守科学本位，群策群力，共赴前程。前辈的期许，如一盏明灯，照亮他迷茫的前路，让他在困顿之中，依旧坚守初心。

1947年10月的南京，秋意萧瑟，落叶纷飞。杨钟健召集南京古生物学界同仁，召开座谈会，商议恢复中国古生物学会事宜。战火纷飞，学术不辍，这是学人的坚守，是文化的传承，是乱世里不灭的希望。一众同仁响应号召，齐聚一堂，共商复兴大计，尘封已久的学会，即将重焕生机。12月25日，瑞雪初霁，寒意袭人，中国古生物学会复活大会隆重召开。23位学界同仁齐聚，6位来宾列席，小小的会场里，暖意融融，薪火相传。杨钟健众望所归，被推举为理事，当选学会恢复后的首任理事长。他登台演讲，发表《科学研究与科学学会之演化》，言辞恳切，掷地有声，谈科学之使命，论学会之责任，言复兴之决心。掌声雷动中，他望着台下一张张坚毅的面孔，心中百感交集。岁月沧桑，他以赤子之心，怀报国之志，在黑暗中坚守光明，在困顿中砥砺前行。

中国古生物学会复活大会（前排右3杨钟健）

1948年4月，南京城内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的波涛席卷学界，成为一时最受瞩目的盛事，亦是一场对学术风骨的考验。此次选举历经层层遴选：全国学术机关推举500余名候选人，经评议会审查核定150人公示征询，再经数轮投票，以五分之四得票率为门槛，最终选出81位院士。这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首次院士选举，承载着学界的期许，也暗藏着世俗的纷扰。杨钟健早已凭借卓绝的学术成就，被各方推举为候选人，顺利跻身150人名单，最终在地质学科的12位候选人中与朱家骅、翁文灏、李四光、谢家荣、黄汲清6人一同当选。于他而言，这份荣誉是学界对其数十年研究的认可，是踏遍山河、叩石寻踪的回馈，却并非他治学的终点，更不是炫耀的资本。

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会议合影（第二排左3杨钟健）

这一年的南京还有一场久违的相聚，温暖了杨钟健的岁月。少年中国学会这个曾汇聚一代青年理想的团体早已在时代洪流中分化多年，当初的热血青年如今已成为各界翘楚。时任南京市市长的沈怡同为学会旧友，发起这场聚会，让离散多年的知己再度相逢。席间，数学家魏时珍、哲学家宗白华和方东美、文学家黄仲苏、教育家余家菊……旧友重逢，不谈仕途，不论纷争，只忆少年时的壮志豪情，只叙多年来的风雨历程。他们曾怀揣着救国兴邦的理想，以少年意气立誓，以学识报国为任，虽此后各走殊途，境遇各异，却始终珍藏着那份纯粹的情谊。

在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员聚会（后排右2杨钟健）

1949年1月，淮海战役已近尾声，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南京城内一片恐慌，人心惶惶。数周之前，当局便已开始筹划疏散，机关单位纷纷准备南逃，唯有中央地质调查所，在翁文灏的暗中示意下，坚守原地，不做搬迁之态。不久，南京解放，红旗插上古城墙，一个崭新的时代，轰然到来。此时的杨钟健，看着天翻地覆的时局，看着焕然一新的天地，心中无比明了，旧时代已然落幕，乱世之中的坚守已然完成。他将回归挚爱的学术研究，续写中国古生物研究的华章。

解放之初的南京，秩序尚在重建，空气中却弥漫着久违的安定与希望。政府派来接收地质调查所的，是时任军代表的徐平羽。这位革命者一身朴素打扮，光脚穿草鞋，面容质朴，见了所里的每位研究员都客客气气，没有丝毫官架子。他握着杨钟健的手，语气诚恳而坚定：“杨先生，安心工作，新中国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你们的事业大有可为。”这几句朴实的话语，如同一股暖流，淌过杨钟健久经世事的心田。自抗战胜利后，他在南京目睹过通货膨胀下的科研困顿，经历过人心惶惶的乱世飘摇，唯有此刻，才真切感受到了一种被尊重、被需要的踏实。

日子渐趋平稳，杨钟健的工作与生活也步入正轨。不久，宋任穷同志来到地质调查所参观。杨钟健亲自陪同，引着他逐一走过陈列室的每一个展柜，从精美的矿物标本到珍贵的古生物化石，细致讲解每一块标本背后的地质故事。谈话间，提及尚未解放的西南大地，宋任穷问道：“杨先生，四川地质条件优越，那里的地质人才可有合适的人选？”杨钟健略一思索，脱口而出：“在四川的黄汲清先生，学识渊博，经验丰富，是难得的人才，完全可以争取他为新中国效力。”这个建议，后来为国家留住了一位杰出的地质学家，也成为杨钟健心系国家、团结人才的一个缩影。

9月，南京市召开首届人民代表大会，消息传来，杨钟健心中一热。在旧中国，知识分子多是游离于政治边缘的群体，而如今，他被推选为代表。当他身着整洁的衣服，步入庄严的会场，看着身边满是工人、农民、战士与学者的代表们，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光荣感与责任感。这不仅是个人的荣誉，更是一个学科、一个群体在新政权中地位的明证。他暗下决心，要将这份信任化作科研的动力，不负时代。

时间来到12月末，南京的冬日已有寒意，杨钟健的心却被一封来自北京的电报焐得滚烫。电报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竺可桢受郭沫若院长之托发来的，正式邀请他赴京担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局长。这个消息，如同久旱逢甘霖，为他多年的期盼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对他而言，这不仅是一份职务，更是实现重返北京、实现科研梦想的绝佳机会。他没有丝毫犹豫，欣然应允。启程之日，先乘汽轮渡过长江。江风凛冽，吹起衣角，杨钟健站在船头，回望这座他工作了数年的城市，心中百感交集。新征程已经开启，他还会经常回到南京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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