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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 贡晓丽

早晨7点半，当整装待发的上班族准备出门时，120急救中心的大夫们已早早赶到了各个急救中心站点，着手准备一天的工作。诊箱的药品是否齐备，是否有药物需要补充，氧气瓶是否充满，心电监护仪有没有充满电……一刻钟之内，出车前所有的检查工作都要完成，一处细节都不能疏漏。

120的急救医生必须在早上8点前完成所有的检查和准备工作，保证随时待命出发，这是急救中心的基本要求。早8点到晚8点，12小时轮岗一次，是急救医生雷打不动的工作时间。

“急救医生承担着急救、担架工，甚至心理医生等角色，部分站点的急救医生每天出诊量高达10余次，工作强度非常高。”北京急救中心副主任医师冯庚认为，工作压力大、难度大是造成国内120急救机构医师招聘难、人才流失率高等问题的原因。

每年，北京市急救中心都会有数位医护人员离职，“招聘困难、留人更难，北京120急救系统的医务人员已经青黄不接。”中国急救网医学总监张海涛介绍说。

一些多年从事急救工作的医生认为，120急救力量是群众在遇到突发生命威胁时的“救命人”，急救力量建设欠缺影响院前急救效果，国内急救系统急需建立不同层次的急救队伍，通过改革考评体系、提高待遇和推行市场化急救医疗体制等方式促进急救力量发展。

待遇与付出不成正比

相对于医院急诊科医生，急救医生的技术难度更高。“急救医生的工作地点可能是任何地方，要在没有X光、核磁、CT等辅助检查工具的帮助下，短时间内对病人病情进行初步判断，并给出治疗方向，稍有闪失就是医疗事故，要承担医疗责任。”有过8年急救医生职业生涯的王振华分析职业风险时说。

另外，一些传染病患者怕急救车不拉，故意隐瞒病情，医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可能选择低级别防护，比如只戴了普通口罩就去转运活动期结核病患者，被传染疾病的风险非常高。

急救车出车费用是导致医患矛盾的主要问题。“急救车费用没有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报销范围，出一趟车需要老百姓支付100多元，被救助者会因费用贵而对急救人员没有好感。”王振华说道。

急救以外的众多杂活也令医生很无奈。急救箱、心电监护仪、氧气瓶……奔赴现场的路上，沉重的负荷会令瘦弱的医者痛苦不堪。抬患者、推担架车等搬运工的活计也时常包括在急救医生的工作范围。“职业感差，被很多人认为工作技术含量不高，不被认可，让急救医生对这份职业很难喜爱起来。”王振华陈述多位同行的离职原因时说。

另一个导致急救医生短缺的重要原因则是收入太低。“急救医生的月收入与临床大夫相比差距很大，与繁重的劳动付出不成正比。”冯庚介绍急救医生职业收入时说，“可能只相当于临床大夫收入的三分之一。”

“无人可派、无车可出的窘境”

与工作压力相比，急救医师职称晋升难，急救中高级人才断层矛盾突出也让从事急救工作的医生职业荣誉感不强。中华医学会急诊学会副主任委员吕传柱曾对媒体表示，因没有院前急救学科，目前我国急救医师职称晋升大多挂靠在重症医学、内科学等学科下，急救医师在与这些学科的医生进行职称评比时往往在发表论文、申报课题和科研成果等方面存在劣势，具有中高级职称的急救医师数量相对偏少。

“我国120急救医护队伍面临风险高、劳动强度高，收入低、晋升机会少的矛盾境遇，急救医师流失率高、小城镇急救力量更加薄弱且没有形成院前急救的三级网络机制，全国的急救人员短缺在所难免。”张海涛说道。

2013年初，北京市卫生局公布《北京市救护车管理办法》，规定北京的院前急救车将按每3万人口1辆的标准配备。而此前标准规定是：每5万人配1辆急救车。对此，张海涛认为，如果不解决急救医师岗位缺口率居高不下的现状，“仍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无人可派、无车可出’的窘境”。

据介绍，北京之外，国内许多城市不仅急救车辆配置不足，许多急救站点也因建设用地紧张或城市规划滞后等原因没有设立，当遇到紧急情况时急救车辆无法以最短时间赶到事发地点，影响急救效果。“急救力量的发展极不平衡。”张海涛说，国内许多农村急救站点建设不足，急救人才队伍建设滞后问题较城市更为凸出。

探索适合中国的道路

面对上述诸多问题，今年初由国家卫计委公布的《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似乎试图找到解决之道。该办法提出，加强院前医疗急救管理，提高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水平，将医疗救护员纳入院前医疗急救的专业人员队伍。

医疗救护员作为专业院前医疗急救人员的补充，可弥补急救力量急缺又急需的现状，但医疗救护员能否“填补”急救医生的空缺，业内人士认为有待观察。

张海涛分析，我国《执业医师法》规定，只有通过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并取得执业医师资格的人，才可以在一定的执业类别和范围内从事医疗、预防、保健等工作。“医疗救护员虽然在业务上经过严格的培训，但始终没有执业医师资格，一旦出现医疗纠纷，会带来法律上的‘硬伤’。”张海涛认为，对于救护员的监管和法律裁判，目前尚缺乏整体的顶层设计。

据了解，从事急救工作的医疗救护员在国内尚缺乏统一的培训标准与考核办法，急救机构在对其使用时存在顾虑。冯庚同时认为，《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对医疗救护员的使用和管理规范并未细化，对医疗救护员的使用和管理存在难题。

“考核标准也需要调整。如果仍将收入与出车次数挂钩，那么急救医生的收入很可能低于出车频繁的救护员，使其积极性更受打击。”王振华说道。

要想留住人才，解决急救医生短缺的问题，法国模式或许值得借鉴。“国家对120的投入与医院编制相结合。凡是进入120系统的医生同样有一家医院作为保障单位，医生同时领取国家和医院的双份工资，一旦由于年龄原因需要退居二线，则可以获得医院方面的工资保障。或者进行轮换制，2年轮岗之后，急救医生仍可以回到医院其他科室承担工作。”冯庚介绍法国模式时说。

不论是学习将各科医生尽力都搬到患者身边的德国模式，还是借鉴着力将病人迅速转移到医院的美国模式，不盲目、充分考虑整体配置，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医疗体制发展的道路尤其重要，张海涛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