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理科面对的是医院几乎所有的科室。而每个病理医生面对的是5000个以上的病种、10000个以上的病理形态学特征。他们时刻在良恶性之间犹豫和徘徊，时刻都在翻阅书籍及最新文献，每日在数百张病理切片的图像里大海捞针。

在诊断意见的背后，每一个患者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每一个诊断的背后都影响着一个家庭。没有鲜花，没有观众，他们在努力，为了万千的病人和自己的责任与良知。

■成洁

小王最近陷入了痛苦的万丈深渊，28岁的他被诊断为表浅黑色素瘤。他奔波于当地数家医院，但给出的却是不同答案。

手术？化疗？吃药？小王几乎每天都处于高度的紧张中，绝望、希望、恐惧、无助，他甚至都想放弃生命。

后来，一位医生建议他去看看比较权威的病理医生，确定一下疾病的类型。“只有对症，治疗才可能有效。”

“病理医生是干什么的？也能看病吗？”带着这样的疑问，小王挂了北京协和医院病理科的号。数天后，最终的诊断结果出来了，小王的病是良性的，并没有癌变。

小王是幸运的，而18岁的张林峯却没有那么幸运。

1年前，他身上长了一颗黑色的痣，临床医生认为是良性痣，而病理科大夫提示，痣已经有癌变迹象。由于当时张林峯正处于高三的紧张阶段，就没有及时做扩大切除治疗。

遗憾的是，高考结束后，他再次来到医院检查，已经出现了肿瘤的肺转移。后来，父母带他去了美国、德国治疗，但还是没有挽留住他的生命。

医生的医生

病理医生，对于大多数患者而言是一个陌生的名词。或许大多数人一辈子没有和病理科面对面打交道的机会。

“病理科如同幕后英雄，鲜为人知。”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病理科副主任医师应建明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病理科作出的诊断结果，往往是由临床医生告诉患者，所以患者不知道我们，并不奇怪。”

应建明告诉记者，许多人对病理科的认识都存在误区，有的人以为病理科就是搞研究的，是基础学科；有的人将病理科与检验科混淆，以为病理科就是做化验、出数据的科室。

事实上，病理科主要从事病理诊断工作。医生们通过显微镜，把切成薄片的人体组织染色后进行放大观察，对疾病作出最终诊断，为临床医生的诊断和治疗提供客观依据。

“但很多患者不是特别理解病理诊断的意义。”应建明说，很多患者就是遵循临床医生的安排，过来拿结果，甚至都不问结果如何。

到底病理科有多重要？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认为，病理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医院医疗质量的标志。

在国外，病理医生甚至被称为“医生的医生”。

“病理学诊断，被誉为诊断的‘金标准’。”应建明说，“检验科出具的数据是一个参考指标，它不直接形成诊断，它是帮助临床医生来形成诊断的，而病理科的结果就是诊断，临床医生说不是癌，而我们说是癌，那他们得听我们的。”

最后的“判决书”

在欧洲医学界流行着这样一个说法：最后的一句话是要由病理学家来说的。

北京协和医院病理科主任医师钟定荣告诉记者：“对任何疾病的有效治疗都基于正确诊断，病理检查是目前医学界公认最可信赖、重复性最强、准确性最高的检查手段。”

有人说，病理诊断就是“病理判决书”。如将一小块标本组织做成切片后，它就成了患者就医的“代理律师”。

“审判”结果是良性肿瘤还是恶性肿瘤，或者它属于哪种类型的肿瘤或疾病，“法院”（病理科）将对此作出最终“判决”（诊断），以此来指导进一步的临床治疗。

钟定荣向记者举了个例子，比如说一个淋巴结肿大患者，将淋巴结切除后进行病理检查。

若病理诊断“慢性淋巴结炎”，临床医师可采取内科治疗；若病理诊断为“霍奇金淋巴瘤”，必须马上进行化疗；而若病理诊断为“转移腺癌”，则须全身系统检查，寻找原发病灶，尽可能手术切除。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刘木彪告诉记者：“病理科对我们临床医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患者是否需要手术，是否需要化疗，手术采取什么形式，都需要病理科诊断结果的支持。”

“病理医师在显微镜下的诊断过程完全依赖病理医师的专业经验，任何机器不能取代。”钟定荣提到，“若是疑难的病例出报告会更加谨慎，像在我们医院，如果年轻大夫有拿不准的病例会逐层上报上级医师。”

钟定荣表示：“病理科的诊断不仅仅依靠切片，有时候需要依靠病人的病史，甚至流行病学的知识综合判断才能得出结论，作出诊断。”

“病理医师除了对疾病作出诊断，为临床选择治疗方案提供依据外，还会提供疾病的严重程度和预后信息，并帮助临床判定病情取向及疗效。”钟定荣说道。

原卫生部医管司司长张宗久曾公开表示，当今的医疗仪器设备，可以用高、精、尖来概括，其检测手段可谓多种多样。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种仪器设备能够完全代替病理科医师的一双眼睛。

被遗忘的英雄

病理学名著Sternberg’s Diagnostic Surgical Pathology（《斯腾伯格的诊断外科病理学》）的前言中有一句话：“人说长跑者孤独，但恐怕没人比一位病理医生自弹自唱的工作更孤独。”

在当前的医疗环境下，病理科很难给病理医生带来很高的收入和良好的声誉，终日只是一张切片，一台显微镜，在红蓝世界里辨良恶。

我国著名的病理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彤华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病理学需要一套专门的学识和经验，在显微镜下看切片，同一种病的图像是不完全一样的，不同的疾病也可以表现为相似的图像，对很小的形态差异，你要靠经验并要结合临床看出来。”

病理科面对的是医院几乎所有的科室。而每个病理医生面对的是5000个以上的病种、10000个以上的病理形态学特征。他们时刻在良恶性之间犹豫和徘徊，时刻都在翻阅书籍及最新文献，每日在数百张病理切片的图像里大海捞针。

要知道，在诊断意见的背后，每一个患者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每一个诊断的背后都影响着一个家庭。没有鲜花，没有观众，他们在努力，为了万千的病人和自己的责任与良知。

“是金子总会发光，我认为病理医生自己应该转变观念，积极主动地与临床医生及患者进行沟通，体现出自己的价值。”钟定荣在采访中强调。

“除了平常看的石蜡切片，我们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叫术中冰冻病理诊断。”刘彤华认为，这在病理诊断中是风险最大的一种。

刘彤华解释说：“在手术台上，把病人患病部位打开了，比如从骨头中取出病变，送给病理医生，要求在30分钟之内得出报告，我们说良性的可能就刮一刮，说恶性的可能就要截肢，如果截错了病人会有多大的肉体和精神上的损害！”

快速冰冻切片易产生冰晶，细胞在冰冻状态下，也容易出现各种假象，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作出诊断，诊断的难度可想而知。诊断对了没事，一旦诊断错了，责任要由病理医生承担。

除了要承担巨大的工作压力和责任风险，病理科在医院里并不是“纳税大户”。刘彤华表示：“对病理实行低价收费，是典型的不尊重知识的表现。许多人因干病理养家困难选择了离开，许多人因病理风险大选择了规避，许多人因干病理学不完、干不完而选择了转行。”

“再这样下去，病理科将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刘彤华院士忧心忡忡地说道，“希望能够改善病理科被边缘化的现状，病理科需要好的平台，更需要优秀的人才。病理科发展好了，才能更好地为患者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