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铭芳,我国著名的化学纤维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27年10月生，祖籍浙江鄞县，1948年毕业于东吴大学化工系。1948年至1957年先后在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纺织部纺织科学研究院上海分院等单位工作；1958年至1964年，在上海合成纤维实验工厂工作，历任生产技术科科长、副总工程师。1964年上海合成纤维实验工厂改组为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历任副所长兼副总工程师、所长兼总工程师、总工程师。2001年至今任东华大学材料学院教授、博导。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02年获光华工程科技奖。

 

 

从参与研制并纺出我国第一根合成纤维锦纶6丝，到第一根国产军用降落伞用锦纶长丝，从组织领导聚酰亚胺纤维、碳纤维、芳纶等高性能纤维研制，到主持“丙纶喷丝直接成布”项目等，郁铭芳用一个个的研究成果为解决国人穿衣问题和国防战略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而他却如此评价自己：“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科技工作者，在过去的50多年里，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工作。”

 

推动中国从“化纤大国”到“化纤强国”的跨越，一直是郁铭芳孜孜以求的梦想。怀着培养化纤人才的愿望，2001年他应邀加盟东华大学，担任材料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27年10月3日，郁铭芳出生在上海一个小商人家庭。因历经生意场的风雨坎坷，郁铭芳的祖父深切体会到“秀才不怕衣衫破，只怕肚里没有货”，所以对作为长子长孙的郁铭芳更是寄予厚望。他的三个叔叔和小姑姑都是大学毕业生。重育善教的家庭环境对郁铭芳的成长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少年时代，牛郎织女、嫦娥奔月、大闹天宫等神话传说，母亲讲得绘声绘色，郁铭芳听得心驰神往。从那时起，他迷上了天文，一有机会就找星星、画星星。中学时因一次实验课让郁铭芳对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老师用三根试管，分别加入不同的液体，两根试管的液体倒在一起后，无色液体就变成了红色，随后倒入其它液体，红色又变回了无色。”“像变戏法一样”的实验课让郁铭芳不经意间领略到了化学的奇妙，也牵引着他走向化纤研究之路。

 

1944年，郁铭芳以东吴附中总分第三名的优秀成绩直接入读东吴大学。在选择专业时，他填报了化学专业。“天文学科大学里很少开设，而且社会上应用不广。可化学不一样，这个专业大部分高校开设，毕业后就业机会也多。”

 

因时局动荡，东吴大学从苏州迁徙上海办学。学校没有固定校舍，郁铭芳大学四年先后辗转四处学习。大学生活虽然颠沛流离，但东吴严谨的校风、优秀的师资使郁铭芳接受了扎实的专业训练，至今他时刻感念顾翼东院士昔日的教诲。“顾老师传授的五个‘W’（即How、Why、Whether、What、Whither）治学理念让我终生受益。”闻听自己当选院士后，他特地拜望了已从复旦大学退休的恩师。

 

大学毕业后，郁铭芳谢绝了老师介绍其去台湾石油化工厂工作的机会，投考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并被录用为总化验室的练习助理技术员。时隔不久调至上海第十七棉纺厂化验室，负责纺织浆料的原料分析工作。

 

平心而论，实验室的常规分析工作，对于热衷于探索化学变化奥秘的东吴大学高材生来说，的确缺乏挑战。1956年，始终魂牵梦萦着从事化学研究工作的郁铭芳迎来了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那年，周恩来总理在全国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报告，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随后，上海各系统都发出了动员用非所学技术人员归队的号召。

 

当时我国正面临穿衣难的困境，国家准备大力发展化学纤维，郁铭芳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信息。考虑到自己拥有纺织系统多年的工作经验和化学的专业知识，应该更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是年4月他毅然向组织递交了一份“技术归队”的申请报告，表达了想要从事化学纤维研究工作的愿望。

 

1957年11月，上海纺织工业局顺应国家大力发展化纤工业的战略决策，从企业抽调11名技术人才组建化纤筹建处，郁铭芳位列其中。这样，他如愿以偿地步入了化纤研究领域。

 

1958年3月，上海纺织工业局成立上海合成纤维实验工厂，以研究衣用纤维为主要任务，下设卡普隆（后称锦纶）、尼龙66、涤纶、腈纶、醋酯纤维五个研究组。郁铭芳进入卡普隆小组，与小组其他成员共同努力探索国产锦纶纤维研制。

 

起初，郁铭芳等人对锦纶知之甚少，他们边干边学，不舍昼夜查阅国外相关资料。郁铭芳还在援建北京合成纤维厂期间赴有关部门查寻搜集国外研究设备的图纸。卡普隆小组依靠土法上马，因陋就简。原料聚合缺少耐高温耐腐蚀的不锈钢制成的高压釜，就请老凤祥银楼用白银打成薄片，做成内胆；纤维后加工需要拉伸加捻机，就用纺织厂淘汰下来的细纱机加装拉伸制成；研制过程中需要用零件，厂内没有机床就把图纸带回老厂，“回娘家”加工。

 

经过不懈探索，1958年6月，卡普隆小组利用土设备终于纺出中国第一根合成纤维——锦纶。1959年，利用锦纶丝制作的渔网参展国庆十周年成就展。

 

合成纤维不仅民用广泛，军用价值也十分巨大。在没有研制出国产锦纶丝之前，我国军用降落伞的材料完全靠苏联供应。然而到了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威胁停止供应军用降落伞原料。负责制造军用降落伞的南京513厂党委书记，听闻上海合成纤维实验工厂成功研制出第一根锦纶后兴奋不已，亲自赶到上海请求尽快生产出适用于军用降落伞的锦纶丝。

 

军用降落伞丝要求很高，而郁铭芳所在团队初期研制出的锦纶丝粗细不均、强度不够，但为使国防军需不受“断料”威胁，他们不避艰难，一口应允。郁铭芳回忆说，“这个的确有难度，但我们当时有信心，相信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人一定能做到！”凭着这股不屈精神，他们于1960年11月攻克技术难关，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根军用降落伞用锦纶长丝，并在此之后屡屡突破技术难关，研制出一系列应国防军工之需的锦纶特品丝，国防装备从此用上“中国丝”。

 

 

20世纪60年代，排队抢购“的确良”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原因是主要原料——涤纶短纤维依赖进口。为破解这一难题，1964年国家科委向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下达“年产300吨涤纶短纤维中试”项目，在全国率先开展涤纶生产工艺研究。在当时研究所并无总工程师的情况下，作为肩负技术总责的副厂长兼副总工程师，郁铭芳责无旁贷地承担了该项目的组织领导工作。

 

当时，国内化纤厂普遍采用炉栅纺丝技术。这种技术存在质量不匀、进料堵塞等问题，而且设备需定期停产清洁，操作十分不便。一贯重视科技情报工作的郁铭芳将目光瞄向国外最新技术动态，他发现国际上已出现的一种螺杆挤压纺丝技术，该技术实现了连续运转，可以克服炉栅纺丝技术的缺点。为缩短研究周期，郁铭芳决定从西德引进一套实验设备。设备到厂安装后，在投料试车过程中出现了堵料、漏油等诸多问题，郁铭芳大胆决定对洋设备动刀。“引进设备花费不菲，一旦失败后果难以想象。”迎着压力，他组织技术人员对设备前后动了二十几刀，进行设备改装。后又通过持续实验探索，成功解决了不能连续生产的症结。后来，这套“中国版”螺杆挤压装备技术和工艺问世后，成为国内熔融法纺丝的主流技术，大大加速了我国涤纶的工业化生产，为解决国人的穿衣问题立下大功。

 

碳纤维是一种强度比钢高、密度比铝小的高性能纤维材料，主要用于国防军工、航空航天领域，发达国家对此实行技术封锁。为加强国防力量，1969年国家科委、国防科委等部委联合给上海合纤所下达碳纤维研究任务。正在“牛棚”接受“思想改造”的郁铭芳得以解放出来参与领导碳纤维研究工作。

 

为使研究紧跟国际前沿，郁铭芳通过深入了解分析国内外碳纤维研究情况，决定从研制聚丙烯腈长丝突破。他在国内首次采用了二甲基亚砜法制取原丝，攻克了碳纤维预氧化关键技术，为我国碳纤维复合材料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合纤所是我国高性能纤维研究的主力军。除碳纤维之外，郁铭芳还组织技术人员在芳纶1414、聚酰亚胺纤维研究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其间克服了许多难以预料的困难。比如在芳纶研制过程中，有一种实验原料毒性较大，对人体危害严重。为尽量减少伤害，后来课题组在实验室里养有两只小鸟，一旦发现小鸟耷拉着头，表明空气中毒气浓度很高，就给实验室排气通风。就这样研究人员不顾有毒气体的侵蚀，坚持实验，成功研制出芳纶1414。

 

郁铭芳自20世纪60年代起在高性能纤维研究领域孜孜探索，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等部门为表彰他在国防建设中做出的突出贡献，先后授予他“国防军工协作配套管理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献身国防科技事业”荣誉证章。

 

 

郁铭芳曾在国棉十七厂工作长达7年，对纺织业工艺流程长、生产效率低、工作环境差有切身感受。随着我国纺织业的不断发展，他内心突破制约纺织工业化发展瓶颈的愿望日益强烈。20世纪80年代初，郁铭芳通过国外科技期刊了解到非织造布技术，他认定这是纺织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决定设法加快引进并研究创新该技术。

 

要引进须费巨资，由此他数次前往上海纺织局、两次专赴纺织部，力陈非织造布技术的先进性，希望立项支持。鉴于当时国际上该项技术尚未成熟，纺织部和上海纺织局都心存顾虑。“我们完全有能力引进并消化这个技术。哪怕这个技术不成熟，我们也能想办法解决。”郁铭芳的笃信消除了时任纺织部科技司司长华用士等人的担忧。不久郁铭芳申请的“丙纶喷丝直接成布”被确立为国家“六五”重大科技攻关项目，1984年被上海市确定为第四批技改项目，获得纺织部拨付220万元、上海市贷款900余万元。

 

在引进设备的安装调试阶段，为确保每个环节不出纰漏，年届花甲的郁铭芳坚守现场，亲力亲为，一段时间他与工人和技术人员一起“三班倒”，与他们同吃同住。有一次，为查看机器连续运转情况，郁铭芳楼上楼下来回巡查，一夜没有合眼，匆匆吃过早餐又马不停蹄赶赴与外商谈判，整整36小时没有休息。

 

项目于1989年顺利投产，不到三年还清全部贷款。郁铭芳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创新”最终成功研发了纺粘法非织造布技术，为日后我国较深入了解各种纺粘设备机型的内部结构、生产工艺和技术管理，起到一个典范作用。之后，我国研制的国产设备逐步占领了市场，有力助推了纺粘非织造布工业的快速发展。早在2006年，我国纺粘布产量领跑全球，这与郁铭芳开拓性的贡献密不可分，2011年因此获得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非织造布分会授予的“终身成就奖”荣誉。

 

1990年，上海纺织局筹建年产7万吨的“聚酯切片工程”，延请郁铭芳担纲总工程师。本可退休颐养天年的他，欣然接受了组织上交给的重任。

 

为深入了解聚酯在国际市场上的发展趋势，郁铭芳先后赴美、德、西、奥等国考察。由于该项目是上海纺织史上的最大投资项目，投资庞大，上海纺织局初步确定分两期实施。但通过考察，郁铭芳认为应一次性建设，这样不仅可缩短建设周期，还可节省引进设备费用1000万美元。上海纺织局采纳了郁铭芳的建议。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郁铭芳经常与外方进行技术谈判，他利用熟悉技术和英语良好的优势，据理直争，提出了一系列改进意见，最终签订了符合中方利益的引进设备技术合同。“老郁每次谈判都能击中要害，连老外都说他是一位忽悠不得的中国专家。”郁铭芳的助手谢宇江说。

 

1994年6月，年产7万吨聚酯工程在沪投产成功，实现了当年投产、当年赢利、当年还贷、当年创汇，从根本上改变了上海纺织化纤原料依靠外来供应的局面。

 

1995年，郁铭芳当选院士，但他并没有沾沾自喜，反而在多个场合表达自己的遗憾：搞了30多年的化纤工作，参与的最后一个大项目还是要靠引进技术和设备，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经过化纤人的努力，我国实现了化纤工业从无到有、从有到大的发展，但难掩其中的尴尬，就是我国仅是化纤大国，远非化纤强国。”

 

推动中国从“化纤大国”到“化纤强国”的跨越，一直是郁铭芳孜孜以求的梦想。怀着培养化纤人才的愿望，2001年他应邀加盟东华大学，担任材料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郁铭芳给大一新生和大四毕业生开设了“材料导论”“材料方法学”等课程。

 

郁铭芳经常教育学生要树立良好学风。他的开门弟子钟继鸣毕业论文共列了参考文献200多篇，其中引用了60篇。郁铭芳竟然花了整整两天时间把参考文献全部校阅一遍。“当时我很吃惊，以为他仅抽查看看，没想到一篇不落！”钟继鸣坦言自己当时非常惊诧。

 

为激励学生崇德向善，郁铭芳为钱宝钧教育基金增资24万元，奖励品德优良的学生。他认为，现在奖学金主要奖励成绩突出的学生，而成绩一般但道德高尚的没有机会得到褒奖，这对学生的成长不利。学院多次建议他将捐资的24万元设置为“院士奖学金”或“郁铭芳奖学金”，但均遭婉拒。他说：“钱宝钧先生是我非常敬重的化纤专家，为表达我对钱先生的敬重，也为了传承钱先生对化纤科技的追求，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对青年学子的关心，我非常乐意将24万元注入到钱宝钧教育基金里。”

 

郁铭芳除了尽心尽力培育学生外，还经常主持论坛、参加学术会议，为中国化纤发展贡献智慧。

 

“中国制造”是我国化纤行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建设中无法绕开的话题，现已成为专家们讨论的热点。早在2004年“中国制造与自主品牌”研讨会上，郁铭芳等院士指出“中国制造”仅是权宜之计，疾呼加强自主创新，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专家们的观点给许多沾沾自喜于“中国制造”的国人敲响了一次警钟。

 

郁铭芳谦逊淡定，在其候选院士推荐表上，有这样一段评语：“为人谦虚，待人诚恳。对科学，保持高度。为人处世，保持低调。”2002年，郁铭芳获“光华工程科技奖”，他说：“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科技工作者，在过去的50多年里，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工作。”

 

 

①1990年，郁铭芳（右三）参加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丙纶喷丝直接成布”项目鉴定会。

 

②1992年9月，郁铭芳（左二）在奥地利考察德国吉玛公司七万吨聚酯项目。

 

③1948年，郁铭芳（中）与大学同学于文潮（左）、郎庆海（右）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图书馆学习。

 

 

 

 

在我们的记忆中，父亲是个乐观、认真、善解人意、孝敬老人、勇于面对生活的人。在漫长的生活中，我们记载了一些点点滴滴，以留存作日后的记忆。

 

在童年的记忆里，父亲总是很忙，常常很晚回家。经常在周末，我们三兄弟围在外婆身边，一边听着故事，一边等着父母的归来，我们很羡慕有父母在身边的孩子们。假日里，父亲总是“霸占”着家中唯一的写字台，书写、翻阅着，抽屉里都是一本本记录着实验数据的簿子。有时我们因考试成绩比较好，要到父亲那里献宝，父亲总是淡淡一句“很好”，或是给三角钱以资表彰，“好，出去玩吧”，然后又拼命作记录了。当然，父亲也有有求于我们的时候，就是他的那双黄皮鞋破了的时候，他就会招呼我们拿去修，这是我童年印象中父亲唯一的皮鞋。后来，“文革”了，父亲有了一点空余时间，星期日常带我们去公园玩。

 

在“文革”中，父亲靠边站、挨批斗、身处逆境。一个星期天，他带着我们兄弟仨，从北站乘火车往嘉定南翔游玩。这是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乘火车。在南翔，父亲不仅带我们游古猗园，讲解古猗园的历史以及南翔典故，还特意带我们到南翔新华书店，给我们买了一套《十万个为什么》丛书。当时，在市区书店里，已经很难看见这套书了。可见，父亲在那年代，还是相信知识就是力量，总是有用的。

 

对我们影响最深的就是父亲对家人、对同事的真诚态度。有一次外祖母生病，瘦弱的父亲很艰难地把她从三楼背上背下，没有怨言。他要求我们在工作第一个月时，一定要拿点钱给自己的祖母。父亲订下的唯一家规，就是不许我们抽烟喝酒。上世纪90年代正值国内出国热，由于同学的鼎力相助，郁雷前往日本留学的签证很顺利地签了下来。出国前父亲认真地和我们开了个会，要求我们出国留学必须牢记三点：（1）出国后要保持作为一个中国人的人格；（2）努力学习；（3）要有鉴别能力，分出好和坏，生活上不能犯错误。他对我们进行了严格要求。以后在留学生涯中，我始终遵守这三点。

 

父亲工作的上海合纤所，“文革”中造反派较出名，父亲也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遭到批斗。“文革”后，父亲担任了合纤所所长。记得有一次有对母女敲了我们家门，说是为她姐姐来道歉的。原来她姐姐在“文革”中批斗父亲以及一些干部，现在在街道里弄遇到了一些事情，需要单位出面，那位街道里弄办事的干部以前也遭到过她的批斗，故办事较为消极。父亲知道后，就以宽容的态度对办事人说，她是本单位的职工，我们能办的都应按政策尽量办好。

 

父亲对很多事情很执著，做事情规规矩矩。以前上海纺织局要鉴定，他专门做鉴定委员会主任。有时人家感觉不大行，就会给找到我（郁雷），不要太认真，手抬抬就过去了。父亲说那就不要请我了，签字要负责任的。

 

在家中，父亲很少做家务，母亲将家务一手抓，使父亲能集中精力，用于工作和思考。后来，母亲年岁大了，身体不太好，父亲主动担负起烧饭的任务。他用电饭煲烧饭，以一名科学家的严谨，严格按照要求放米、加水，并从中摸索出一套方法，烧出的饭又好看又好吃。

 

父亲对新科技、新事物有一种敏感，兴趣爱好也比较广泛。青年时喜欢摄影，甚至在“文革”中，也常常教我们拍照，自己冲洗印照片，并自学围棋，常常迷恋其中，到吃饭时间，常常要母亲多次提醒。父亲有时也拉拉二胡，并常跟我们说，要乐观生活。到年纪大时，他还学习电脑、摄像，上网冲浪、购物、玩游戏，戏称“练练脑筋”。

 

《中国科学报》 (2014-05-09 第10版 印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