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冬的大连下了第一场雪。悼念大厅外，稀落的雪被踩踏的人群踩化，寒气逼人。人群中偶有相识，神色黯淡，低声说着：“老钟这一走，惊动了力学界的半壁江山……”

我顺着人潮默默往里挪动。一眼便寻到了程耿东校长。往日神采奕奕的他，此刻却透着从未见过的憔悴与疲惫，背脊微驼，正在四处张望。

“陆仲绩，我在名单里看到你也来了，就想见见你……”他向聚拢过来的人群微微抬起头，放大了声音说，“这是大连软件最忠实的用户，二十五年了……”

岁月悄然，斯人已去。几代大连理工人代代相传的初心与倔强，在这凄恻悲风中，让人动容。

第一次听到程耿东的名字，是在上海市政工程设计院的机房里。当年钱令希先生派钟万勰带队去上海，因没有资格进保密单位，钟先生只能在湖南路30号幽静的小马路上游荡。如果当时有谁在这条路上看到有人徘徊，那便是他。而程耿东、林家浩他们协助设计院完成了全国水塔标准图系列，让机房里的工程计算一跃成为指导设计的不可或缺。那时候我在煤机所计算机室工作，听人说起“有为才能有位”，仰慕间，便结下了一辈子的缘分。

那时耳边多是传奇。离得最近的一次，是程校长把研究生汪榴留在上海搞项目。我们煤机所从大连花300元买来纸带的DDJ，手忙脚乱时，程校长派来汪榴，钟先生又安排交大的席德胤老师协助，最终我们在《计算结构力学及其应用》上发表了文章。当时他们都很忙，汪榴过年回大连，我特意凌晨骑车到金陵东路外滩排队买了一张轮船票。没过多久，程校长专门托人带来口信致谢。这群人，既有“风靡千军”的霸气，又有“牵手扶新”的儒情。

后来，在严隽琪教授的委托下，我们成立了上海CAE技术公共服务平台，并筹备了“发展CAE软件产业的战略对策”香山科学会议。会议结束临近年末，窗外冰寒料峭，屋里却炽烈如火。大家依依不舍地逐一握手，仿佛听见了远方响起的出征鼓声。

鼓声催人，但蹚出脚印靠的是苦干与前辈的提携。2008年香山会议上，每人发言十分钟，八分钟会有提醒铃声。当我冒冒失失地讲完自主CAE与传统制造业联动发展的构想时，却迟迟没听到中止铃声。能得到德高望重的主持人“网开一面”，我再次知足了。

正是这份包容，化作了前行的动力。2011年，我收到大连理工大学的感谢信，信中特别感谢了钟万勰院士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的成果在上海的首次工程应用。从大型桥梁到复杂装备，我们硬是咬着牙，用自主代码解决了一个个真实工程难题。

与严隽琪教授那次茶歇对话，正是在这实干背景下展开的。她问及超算中心未来，我口无遮拦：“没有自主的拳头产品和造血功能，迟早得死。”唯有CAE，在国内有基础、有市场，能自我造血。

时至今日，实是有愧所托。各地超算中心如雨后春笋，可每次仍是国外CAE软件的饕餮大餐。这让我深刻意识到，政府搭台固然重要，但新兴产业必须依靠市场动力，打造共赢的生态。

作为曾经的托付，临退休前我将博客整理成《自主CAE涅槃之火》出版。为感谢老伴的默默支撑，特意把她画的“雄鹰”图附在封底。从舒适环境转型去搭建平台，我明白这是一种付出，感谢她有怨言而无怨色。

退休后，案头放着《暮色将近》，我本想就此过上不咸不淡的日子。可一本《未了的传奇》闯入眼帘，波音747的轰鸣震碎了我的宁静。看着吴光辉团队把几代人的心血托举上蓝天，我发觉自己心底那团火从未冷却。

别人的事业终究成功了，而我们这几代人的“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尚在路上。我也算是倒在路上的“前浪”吧。可是，一路前行，心底还是好不甘心。

这份不甘心，是时代刻在骨子里的烙印。我曾有幸邀请大飞机研制亲历者吴兴世先生做报告，与程不时老师交流。吴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提出“吴五条”：民用飞机工业必须面向市场；形成研发、生产、支援“三足鼎立”；坚持以我为主开展国际合作；国家意志与百折不挠的团队精神是根本保证；落实企业行为，用好资本力量。

这“吴五条”字字泣血，不仅是大飞机的指路明灯，也是我后来试图走向社会、干一番市场化企业时的底层逻辑。带着这份底气，我离开体制去商海搏杀，却因无法应对太多“不能理解的事情”而退身。商业上我是失败的，但这失败让我痛悟：制造业的强盛绝非靠单一重器，它需要整个工业水平的提高，需要健康、透明的“生态力量”。

所以，这哪里是别人的“未了的传奇”？这分明是我们这一代人至今未了的愿景。

好在，这条路上从来不缺同行者。当年在《计算机应用与软件》杂志宣传钟老理论时，张世钱主任展现了极高的专业热情。如今，基于“精细积分”理论的自主知识产权软件PIMCSD程序库，已在上海航天领域落地，实现了“更短控制时间、更少燃料消耗、更高终端精度”。

看着这些硕果，我由衷高兴。当年我们在泥泞中蹚出的路，正被无数朝气蓬勃的“后浪”踏得坚实宽广。我们当年的“屡败屡战”，正是为了给他们垫起一块起跳的基石。

光而不耀，静水流深。人可以无知，但不可以无趣。人生有趣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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