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基尔的贡献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 以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理论的阐释。其中乔尔-莫基尔从英国文化角度令人信服的解释了英国经济增长的秘密。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的分水岭，它为何偏偏在18世纪下半叶的英国率先爆发？这个问题吸引了一代又一代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有人归功于技术进步，有人强调煤炭资源，有人看重海外殖民。但莫基尔却发现一个更深层的答案：英国率先建立了一套保护产权、约束权力、赢得民心的文化体系。 这套体系让国民愿意与国家共担风险，愿意与国家共患难，愿意创新。正是英国的现代化的文化改革最终点燃了工业革命的火炬，引发了英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这正是诺贝尔奖的奥秘深层次的，本质的，确定的，令人信服的解释，而不是渐层的，表面的，模糊的，可疑的解释。这也正是我们在研究中要获得的本领，而不是浅层次的跟风和模仿。

一 司法公正：现代经济的制度基石

英国法治文明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延续性。正如法学研究者所指出的，英国现代法治文明的起点可以追溯到1215年的《大宪章》，从那时起，“英国的法治文明一脉相承，不断变革改良，但从未中断，延续至今” 。这种八百多年未曾断裂的法治传统，在世界史上堪称独一无二。

法治对工业革命的意义何在？简单来说，只有当你确信自己的财产不会被随意剥夺，你才有动力去投资建厂、改进机器。 如果君主可以随意加税或没收财产，最理性的选择就是把金子埋在地下，而不是投入长周期、高风险的工业生产。

12世纪下半叶，亨利二世进行了著名的司法改革，统一了司法机关，创建了令状制度，改革了陪审制度，使诉讼得以规范化。这些改革“孕育了现代司法文明的种子，使英国从此走向了现代司法文明之路” 。此后，普通法传统在英国生根发芽，形成了对王权的有效约束，更不要说其他官员的权力更是受到了制约，降低了整个官僚系统的腐败。

二 议会民主与两党制衡：权力的笼子

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国的权力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议会确立了高于王权的地位，君主立宪制正式形成。这意味着征税权和财政大权从国王手中转移到了议会手中。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资产阶级政党，并最先确立和实行两党制的国家 。两党制从17世纪末的辉格党与托利党之争开始萌芽，经过漫长演进，到19世纪中叶形成了成熟的保守党与自由党轮流执政格局 。

两党制衡对经济的影响是深远的。当政权存在可靠的替代选项时，执政者就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如果某个政党滥用权力、损害产权，选民和市场就会用脚投票，支持反对党上台。这种政治竞争机制极大地约束了权力的任意性，增强了政策的可预期性。

三 财政透明与政府信用：信任的货币化表现

在诸多制度优势中，最直观体现英国国家信用的，是其财政管理体系。

1717年，英国率先实施了金本位制。这一制度看似只是货币安排，实则是一种财政纪律的承诺。金本位制被认为是对政府“财政货币化”——即通过印钞来弥补财政赤字——的有效约束手段，“从而有助于建立财政纪律，达到降低融资成本的效果” 。

这意味着什么？当政府承诺按固定比例兑换黄金，它就很难通过滥发货币来稀释债务。投资者知道自己的债权不会因通货膨胀而被偷偷剥夺，因此愿意接受更低的利息。

效果是惊人的。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尽管债台高筑，但政府融资成本反而低于许多和平国家。有研究表明，在1870-1913年间，实行金本位制的国家，其国债利率比没有实行的国家平均低43-50个基点 。这种信用溢价，就是制度优势的量化体现。

英格兰银行作为世界上最早的现代中央银行之一，也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它与政府保持相对独立的关系，成为约束财政冲动的重要制度安排。

四 国家信用与国民共担：为什么英国人愿意与政府共患难？

现在回到一个核心问题：为什么英国国民愿意与政府共患难？答案在于，政府首先证明了自己值得信任。

光荣革命后，英国政府建立了一个看似矛盾的体系：既能借到大量战争经费，又不至于让债权人担心赖账。正如经济史学者所分析的，英国的公债体系建立在“健全的财政体系”之上，这“为英国国债和英镑赢得了公信力，吸引了大量资本流入” 。

这种信任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契约履行。在整个18世纪，英国几乎连年征战，国债规模急剧膨胀，但政府始终按时付息，从未出现过主权违约。对于购买了国债的商人和银行家来说，这意味着国家是一个讲信用的合作伙伴。

同时，英国的税收体系虽然沉重，却是经过议会同意的。纳税人缴纳的每一分钱，至少经过了代表的辩论和审议。这种程序上的正当性，极大地增强了国民的纳税意愿。当英国人看到国家在战争中获胜，或者看到海外贸易得到皇家海军保护时，他们知道自己的钱没有打水漂。

另外，学术界还有一种观点从“勤勉革命”和“消费革命”的角度解释工业革命。有学者发现，那一时期英国家庭内部的分工发生了巨大变化，“家庭成员之间开始细化分工，有一部分人专门生产能够拿到市场上交换的产品” 。这种勤勉精神的迸发，本质上也是国民对经济前景充满信心的表现——他们相信努力会有回报，相信市场会持续繁荣。

五 被约束的权力如何催生创新

上述制度优势还共同促成了另一个关键结果：要素价格的合理化。

经济史学家罗伯特·艾伦指出，工业革命之所以发生在英国，一个重要原因是英国独特的工资结构。1750年时，“英国的劳动力价格是法国、意大利的1.7倍” 。高工资迫使企业家想方设法用机器替代人工。同时，英国又是煤炭富集国，能源价格相对便宜。高工资+低能源成本，使得蒸汽机这种“吃煤省人”的技术在英国有利可图，而在其他国家则不划算。

但问题来了：为什么英国工资那么高？这又回到制度层面。在产权得到保障、社会流动性增强的环境下，劳动者的议价能力更强，雇主不能随意压低工资。高工资是劳动者分享制度红利的体现，反过来又倒逼了技术进步。

结语：制度是长期增长的基石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工业革命不仅是技术的胜利，更是制度的胜利。 司法独立保障了产权，议会民主约束了权力，财政透明建立了信任，国家信用赢得了民心。这些制度安排共同降低了一个经济体的交易成本和风险溢价，使长期投资和技术创新变得有利可图。

19世纪中叶，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其殖民地遍布全球，号称“日不落帝国”。这一切的根基，不仅是蒸汽机和纺织机，更是《大宪章》以来八百年未断的法治传统，是光荣革命后建立的财政约束，是两党制衡下形成的政治问责。

正如法学研究者所言：“为什么资产阶级能首先在英国登上历史舞台？为什么工业革命能在英国发生？为什么18世纪之后英国能逐步成为世界霸主？这都是与英国当时在世界上具有一枝独秀的法治文明分不开的。”

今天我们探讨工业革命的起源，不应只盯着机器和工厂，更应看到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制度之手。它塑造激励，约束权力，最终引导着无数个体的自利行为，汇聚成改变世界的历史洪流。